但是，這種源自內在生命之狂喜的渴念，在每個心靈的內在本質中，其實也是一種畏懼（dread）。如同所有的生成都要向著某個已成的方向行進並在那裏終止一樣，生成的原初情感——渴念——也會觸及到已成的原初情感，即畏懼。在當下，我們便可感覺到時光的流逝，所謂的過去，就意味著一種逝去。這便是我們對不可逆轉、已經達成、終極懷有永恆的畏懼的根源——我們畏懼死亡，畏懼世界本身成為既成之物，在那裏，死亡就是一個邊界，如同誕生是一個邊界一樣——我們畏懼可能變為現實的時刻，畏懼生命內在地實現的時刻，畏懼意識達致其目標的時刻。正是人類在童稚時代所具有的這一深刻的世界恐懼——它從未離開過高等人類、信徒、詩人、藝術家——使得他在陌生力量的麵前感到無比的孤獨無依，那隱約可見的陌生力量總是透過感覺現象的帷幕，一開始就威脅著他。至於方向的要素，也是所有的“生成”內在地具有的，由於它毫不容情的不可逆性，使人覺得它也是一種陌生的、充滿敵意的東西。於是，人類的追求理解的意誌（will-to-understanding）不停地尋求給那不可理解的事物加上一道名稱的符咒。想把未來轉變成過去，這是超乎我們的理解力的一件事，故此，我們說，與空間相比照，時間永遠有一種奇異的、令人困惑和感到壓迫的曖昧性，沒有一個嚴肅的人能完全地保護自己，使自己遠離這曖昧性。
這種世界恐懼無疑是所有原始情感中最具創造力的一種。人類因為它而擁有了最成熟、最深刻的形式和意象——不僅是他的有意識的內心生活的形式和意象，而且是反映這一生活的無限多樣的外部文化的形式和意象。這種世界恐懼，就像一支神秘的旋律，不是每個人的耳朵都能覺察到的，它貫穿於每一件真正的藝術作品、每一種內在的哲學、每一個重要的行為的形式語言中，並且，盡管那能夠在數學領域中感覺到它的人為數甚少，可它畢竟存在於偉大的數學問題的根源處。隻有生活在秋天的城市——例如漢謨拉比（hammurabi）時代的巴比倫、托勒密時代的亞歷山大裏亞、伊斯蘭時代的巴格達、今日的巴黎和柏林——的精神上業已死亡的人，隻有純粹理智的人、詭辯家、感覺主義者、達爾文主義者，才不會有世界恐懼，或者說，才能夠經由在他自己與陌生世界之間建起一個毫無秘密可言的“科學世界觀”，來逃避這恐懼。如同渴念要把自身附著在某些不可捉摸的東西上，其形態各異的隱秘驗證都包含在“時間”一詞之中，而不是由“時間”一詞來意指一樣，那另一種原始情感，即畏懼，也要把自己表現在理智的、可理解的、可描繪的廣延的象徵之中；由此我們發現，每一種文化皆能意識到（但各有自身的特殊方式）時間和空間、方向和廣延的對立，其中每一對立的前者是後者的基礎，如同生成先於已成一樣。渴念才是畏懼的基礎，並最後會變成畏懼，而不是相反。前者不會屈從於理智，後者則是理智的奴僕。前者純重經驗，而後者純重知識。用基督徒的話說，這兩種世界感的對立可以表述為：“畏懼上帝與愛上帝。”
在所有原始人類的心靈中，如同在新生幼兒的心靈中一樣，總有某個東西驅使它去尋找各種手段，以應對廣延世界的陌生力量，這陌生力量嚴酷而堅定地布滿了整個空間。依附或約製也好，安撫或“認識”也罷，所有這一切，在最後的分析中，其實都是一回事。在所有原始時期的神秘主義中，所謂認識神，就意味著去祈求（conjure）他，使他成為有恩賜的，使他成為可內在地利用的。這主要地是藉助於一個詞來達成，那就是神之名（the name）——那命名和呼召“神意”（numen）的“神的名號”（nomen）——有時還藉助於具有神秘力量的儀式實踐；在人類的這種防衛行動中，最精妙、最有力的形式，便是那因果的定律與係統的知識，它們運用符號標記和數字來限定一切。從這方麵說，人隻有當他獲得了語言時，才是完整意義上的人。當認識已經成熟到可以用語言來表達時，那原初的混沌印象必然就能轉變成一種具有各種定律且必須遵循這些定律的“自然”，那自在的世界（world-in-itself）就會變成一個為我們的世界（world-for-us）。
當理智的形式語言鑄就為青銅器一樣的容器，把神秘的事物全捕獲進來，使其變得可以理解之後，世界恐懼也就平息了。這便是在所有原始人的精神生活中扮演決定性的角色的“禁忌”觀念（idea of taboo），盡管“禁忌”一詞的原始內涵距離我們已經甚為遙遠，以至於很難轉譯為任何成熟的文化語言。盲目的恐懼、宗教的敬畏、深刻的孤獨、憂鬱、憎恨，還有想要靠近、結合或逃避那神秘之物的模糊衝動——所有形成成熟心靈的情感的這一切，在孩童狀態下都因為一種單調乏味的優柔寡斷而變得含混不清。“conjure”一詞有兩個含義，即它既意味著結合（bind），又意味著祈求（implore），這兩個含義有助於我們去理解對於原始人來說可怕的異己之物變成“禁忌”的神秘過程的意義。在那獨立於人的自我的東西麵前，在那由規律統轄和固定著的事物麵前，在世界的異己的陌生力量麵前，虔誠的敬畏感乃是基本的構型行為得以湧現的共同源泉。在人類歷史的早期，這種情感就實際地體現在裝飾中，體現在不厭其煩的儀式和禮儀中，體現在原始人嚴格的交往規則中。在偉大文化的巔峰，那些文化形態盡管還內在地保留有其源頭的標記，如結合和祈求的特徵，但它們已變成了各類藝術以及宗教的、科學的、尤其是數學的思想的完整的形式世界。所有文化所共有的一種方法——亦是各文化的心靈所知道的用來實現自身的唯一途徑——便是把廣延象徵化，把空間或事物象徵化；我們發現，在遍及以下各個事物的絕對空間概念中，也可見到這樣的方法：牛頓物理學、哥德式教堂的內部空間、摩爾人的清真寺、倫勃朗的繪畫、貝多芬（beethoven）的四重奏中那陰暗的音響世界；還有歐幾裏得的規則的多麵體、帕台農神廟的雕刻、古埃及的金字塔、佛陀的涅槃；以及塞索斯特裏斯（sesostris）、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1）和路易十四治下宮廷習俗的孤芳自賞（aloofness）；以及埃斯庫羅斯、普羅提諾和但丁這樣的人心目中的上帝觀念；再有就是現代技術中那包容世界的空間能量。
這種世界恐懼無疑是所有原始情感中最具創造力的一種。人類因為它而擁有了最成熟、最深刻的形式和意象——不僅是他的有意識的內心生活的形式和意象，而且是反映這一生活的無限多樣的外部文化的形式和意象。這種世界恐懼，就像一支神秘的旋律，不是每個人的耳朵都能覺察到的，它貫穿於每一件真正的藝術作品、每一種內在的哲學、每一個重要的行為的形式語言中，並且，盡管那能夠在數學領域中感覺到它的人為數甚少，可它畢竟存在於偉大的數學問題的根源處。隻有生活在秋天的城市——例如漢謨拉比（hammurabi）時代的巴比倫、托勒密時代的亞歷山大裏亞、伊斯蘭時代的巴格達、今日的巴黎和柏林——的精神上業已死亡的人，隻有純粹理智的人、詭辯家、感覺主義者、達爾文主義者，才不會有世界恐懼，或者說，才能夠經由在他自己與陌生世界之間建起一個毫無秘密可言的“科學世界觀”，來逃避這恐懼。如同渴念要把自身附著在某些不可捉摸的東西上，其形態各異的隱秘驗證都包含在“時間”一詞之中，而不是由“時間”一詞來意指一樣，那另一種原始情感，即畏懼，也要把自己表現在理智的、可理解的、可描繪的廣延的象徵之中；由此我們發現，每一種文化皆能意識到（但各有自身的特殊方式）時間和空間、方向和廣延的對立，其中每一對立的前者是後者的基礎，如同生成先於已成一樣。渴念才是畏懼的基礎，並最後會變成畏懼，而不是相反。前者不會屈從於理智，後者則是理智的奴僕。前者純重經驗，而後者純重知識。用基督徒的話說，這兩種世界感的對立可以表述為：“畏懼上帝與愛上帝。”
在所有原始人類的心靈中，如同在新生幼兒的心靈中一樣，總有某個東西驅使它去尋找各種手段，以應對廣延世界的陌生力量，這陌生力量嚴酷而堅定地布滿了整個空間。依附或約製也好，安撫或“認識”也罷，所有這一切，在最後的分析中，其實都是一回事。在所有原始時期的神秘主義中，所謂認識神，就意味著去祈求（conjure）他，使他成為有恩賜的，使他成為可內在地利用的。這主要地是藉助於一個詞來達成，那就是神之名（the name）——那命名和呼召“神意”（numen）的“神的名號”（nomen）——有時還藉助於具有神秘力量的儀式實踐；在人類的這種防衛行動中，最精妙、最有力的形式，便是那因果的定律與係統的知識，它們運用符號標記和數字來限定一切。從這方麵說，人隻有當他獲得了語言時，才是完整意義上的人。當認識已經成熟到可以用語言來表達時，那原初的混沌印象必然就能轉變成一種具有各種定律且必須遵循這些定律的“自然”，那自在的世界（world-in-itself）就會變成一個為我們的世界（world-for-us）。
當理智的形式語言鑄就為青銅器一樣的容器，把神秘的事物全捕獲進來，使其變得可以理解之後，世界恐懼也就平息了。這便是在所有原始人的精神生活中扮演決定性的角色的“禁忌”觀念（idea of taboo），盡管“禁忌”一詞的原始內涵距離我們已經甚為遙遠，以至於很難轉譯為任何成熟的文化語言。盲目的恐懼、宗教的敬畏、深刻的孤獨、憂鬱、憎恨，還有想要靠近、結合或逃避那神秘之物的模糊衝動——所有形成成熟心靈的情感的這一切，在孩童狀態下都因為一種單調乏味的優柔寡斷而變得含混不清。“conjure”一詞有兩個含義，即它既意味著結合（bind），又意味著祈求（implore），這兩個含義有助於我們去理解對於原始人來說可怕的異己之物變成“禁忌”的神秘過程的意義。在那獨立於人的自我的東西麵前，在那由規律統轄和固定著的事物麵前，在世界的異己的陌生力量麵前，虔誠的敬畏感乃是基本的構型行為得以湧現的共同源泉。在人類歷史的早期，這種情感就實際地體現在裝飾中，體現在不厭其煩的儀式和禮儀中，體現在原始人嚴格的交往規則中。在偉大文化的巔峰，那些文化形態盡管還內在地保留有其源頭的標記，如結合和祈求的特徵，但它們已變成了各類藝術以及宗教的、科學的、尤其是數學的思想的完整的形式世界。所有文化所共有的一種方法——亦是各文化的心靈所知道的用來實現自身的唯一途徑——便是把廣延象徵化，把空間或事物象徵化；我們發現，在遍及以下各個事物的絕對空間概念中，也可見到這樣的方法：牛頓物理學、哥德式教堂的內部空間、摩爾人的清真寺、倫勃朗的繪畫、貝多芬（beethoven）的四重奏中那陰暗的音響世界；還有歐幾裏得的規則的多麵體、帕台農神廟的雕刻、古埃及的金字塔、佛陀的涅槃；以及塞索斯特裏斯（sesostris）、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1）和路易十四治下宮廷習俗的孤芳自賞（aloofness）；以及埃斯庫羅斯、普羅提諾和但丁這樣的人心目中的上帝觀念；再有就是現代技術中那包容世界的空間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