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這兩類人都未獲得更高超的研究方法，能使與之相反的標準化為灰燼，盡管這本是他們力所能及的。他們自己限製了自己，從自然科學搬來了因果原則，從而付出了代價。他們不知不覺地走到了實用主義，粗略地複製物理學所描畫的世界圖景，並且不是揭示、而是隱埋和混淆了性質截然不同的歷史形式。他們沒有更好的辦法使大堆的史料受得住嚴格的、標準的檢驗，他們隻能把一堆複雜的現象看作是主要的和可作原因的，而把另一堆複雜的現象看作是次要的和可作結果或效果的。求助於這一方法的不隻有那務實派（matter-of-fact school），浪漫主義者也是一樣，因為從他們的朦朧的目光中看不出歷史的特殊邏輯；可是他們又覺得歷史中有一種內在的必然性決定了它如此這般，他們沒有像叔本華那樣，失望之餘便背對著歷史。
十一
因此，簡單來說，有兩種對待古典的方法——唯物論的和觀念論的。前一種方法認為，天平一端的下沉是因為另一端的上升，並認為這種現象是萬古不變的（真是一個驚人的定理）；在因與果的這一併置中，我們自然會發現，社會的和性別的事實，以及所有事件中純粹的政治事件，都被當作是因，而宗教的、智力的（如果唯物主義者承認它們是事實的話）藝術的事實則是果。另一方麵，觀念論者認為，天平的一端的上升是由於另一端的下沉，他們當然也能同樣精確地證明這一說法；這樣一來，他們就沉湎於膜拜、秘儀、習俗，沉湎於頌歌與詩句的秘密，而對平凡的日常生活幾乎是不屑一顧——對他們來說，這乃是不完美的塵世的一種難如人意的結果。雙方都死盯著因果關係，都認為對方或是不能或是不願理解事物的真正聯繫，每一方最後都罵對方盲目、膚淺、愚蠢、荒謬或無聊、離奇或庸俗。如果有人研究希臘的財政問題，不告訴我們德爾斐神諭的深奧意義，卻向我們描述神廟祭司用聚斂的錢財進行金錢交易的深遠影響，觀念論者一定會大為震驚。反之，對於不去為古代階級鬥爭寫一本充斥著時髦字眼的書，而浪費熱情去研究儀式的繁文縟節和阿提卡青年的服裝的人們，政治家亦會對之發出高傲的微笑。
前一類人從彼特拉克開始就有了徵兆；這類人創造了佛羅倫斯、魏瑪和西方古典主義。後一類人是在18世紀中葉伴隨著文明化的、經濟的世界都市市民的政治（economic-megalopolitan politics）的崛起而出現的，因此英國是它的發祥地［格羅特（grote）］。歸根結底，這是文化人（culture-man）的概念與文明人（civilization-man）的概念之間的對立，這一對立太根深蒂固了，它實質上太合乎人性了，因而兩種角度的弱點雙方都看不到，也無法克服。
在這一點上，唯物論者本身即是唯心論者。他的觀點同樣是建立在他的希望之上的，盡管他並不願意也不指望如此。事實上，我們所有最優秀的心靈在古典的圖象麵前無一不是謙恭地低下頭，唯有在這裏，他們才會放棄他們無有拘束的批評的功能。古典研究的自由和力量常常受到某種近乎宗教的敬畏的幹擾，這種敬畏也使得它的史料被弄得模糊不清。在所有的歷史中，再沒有一種文化狂熱地崇拜另一種文化記憶的同類情形。還有一個事實可以再次證明我們的這種熱情，那就是：自文藝復興以來，一千年的歷史被我們低估，為的是一個理想的“中”世紀可有助於在我們自己和古代之間建立聯繫。我們西方人在古典的祭壇上犧牲了我們的藝術的純粹性和獨立性，因為不看看那“崇高的典範”，我們是不敢進行創造的。我們把自己最深層的精神需要和情感投射到古典的圖象上。總有一天，會有一個天才的心理學家來研究這一最為致命的幻覺，把自歌德時代以來我們一直堅持不渝地膜拜的“古典”的故事告訴我們。隻需少數幾篇這樣的東西，就更有助於理解從南方的第一個犧牲者鄂圖三世到最後一個犧牲者尼采的西方心靈。
在遊歷義大利時，歌德曾熱情地談到帕拉第奧（padio）的建築，對於後者那古板的、學院式的作品，我們今天是持相當懷疑的態度的：但是，當歌德走進龐貝城（pompeii）時，他並不隱瞞他在經驗著“一種奇怪的、半不愉快的印象”時的失望心情，他對於帕埃斯圖姆（paestum）和塞傑斯塔（segesta）的廟宇——希臘藝術的傑作——所能說的便是困惑和平庸。顯然，當古典的古風以其全部的力量和歌德麵對麵相遇時，他並不認識它。其他所有的人也都是如此。他們隻能選擇不去多看古典的東西，這樣，他們就能保全自己內心裏有關古典的意象了——其實，古典是他們用自己的心血創造和培育起來的一種生活理想的背景，是一種充盈著他們自己的世界感的容器，是一種幻象和偶像。阿裏斯托芬（aristophanes）、尤維納（juvenal）、佩特洛尼烏斯（petronius）等對古典城市生活的大膽描寫——南方的骯髒與遊民、恐怖與野蠻、快樂的孩童與芙賴妮們（phrynes）、菲勒斯（phallus）崇拜與奢華的宴飲等等——激發了專業研究者和業餘愛好者的熱情，因為這些人在今天的世界城市中也發現了同樣可悲可嘆、令人無從麵對的現實。“城市生活即是惡；那裏有太多的誘惑。”——《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他們讚揚羅馬人的國家意識，但是看不起今天和公共事務有任何聯繫的人。有一種學者，其敏銳的目光全然被一種不可抗拒的魔力所吸引，從晚禮服到古羅馬人的外袍，從英國的足球場到拜占廷的競技場，從橫貫大陸的鐵路到羅馬人在阿爾卑斯山修建的古道，從時速三十海裏的驅逐艦到古希臘的三層槳戰船，從普魯士人的刺刀到羅馬人的矛，現在，甚至從現代工程師開鑿的蘇伊士運河到埃及法老開鑿的運河，他們的目光真可謂思接千載。他們承認蒸汽機是人類熱情的象徵和智力的體現，盡管發明它的是亞歷山大裏亞的希羅（hero）而不是其他人。對於這類學者來說，談論羅馬的中央取暖設備或簿記術先於談論眾神之母（great mother of the gods）的崇拜似乎就是大不敬。
十一
因此，簡單來說，有兩種對待古典的方法——唯物論的和觀念論的。前一種方法認為，天平一端的下沉是因為另一端的上升，並認為這種現象是萬古不變的（真是一個驚人的定理）；在因與果的這一併置中，我們自然會發現，社會的和性別的事實，以及所有事件中純粹的政治事件，都被當作是因，而宗教的、智力的（如果唯物主義者承認它們是事實的話）藝術的事實則是果。另一方麵，觀念論者認為，天平的一端的上升是由於另一端的下沉，他們當然也能同樣精確地證明這一說法；這樣一來，他們就沉湎於膜拜、秘儀、習俗，沉湎於頌歌與詩句的秘密，而對平凡的日常生活幾乎是不屑一顧——對他們來說，這乃是不完美的塵世的一種難如人意的結果。雙方都死盯著因果關係，都認為對方或是不能或是不願理解事物的真正聯繫，每一方最後都罵對方盲目、膚淺、愚蠢、荒謬或無聊、離奇或庸俗。如果有人研究希臘的財政問題，不告訴我們德爾斐神諭的深奧意義，卻向我們描述神廟祭司用聚斂的錢財進行金錢交易的深遠影響，觀念論者一定會大為震驚。反之，對於不去為古代階級鬥爭寫一本充斥著時髦字眼的書，而浪費熱情去研究儀式的繁文縟節和阿提卡青年的服裝的人們，政治家亦會對之發出高傲的微笑。
前一類人從彼特拉克開始就有了徵兆；這類人創造了佛羅倫斯、魏瑪和西方古典主義。後一類人是在18世紀中葉伴隨著文明化的、經濟的世界都市市民的政治（economic-megalopolitan politics）的崛起而出現的，因此英國是它的發祥地［格羅特（grote）］。歸根結底，這是文化人（culture-man）的概念與文明人（civilization-man）的概念之間的對立，這一對立太根深蒂固了，它實質上太合乎人性了，因而兩種角度的弱點雙方都看不到，也無法克服。
在這一點上，唯物論者本身即是唯心論者。他的觀點同樣是建立在他的希望之上的，盡管他並不願意也不指望如此。事實上，我們所有最優秀的心靈在古典的圖象麵前無一不是謙恭地低下頭，唯有在這裏，他們才會放棄他們無有拘束的批評的功能。古典研究的自由和力量常常受到某種近乎宗教的敬畏的幹擾，這種敬畏也使得它的史料被弄得模糊不清。在所有的歷史中，再沒有一種文化狂熱地崇拜另一種文化記憶的同類情形。還有一個事實可以再次證明我們的這種熱情，那就是：自文藝復興以來，一千年的歷史被我們低估，為的是一個理想的“中”世紀可有助於在我們自己和古代之間建立聯繫。我們西方人在古典的祭壇上犧牲了我們的藝術的純粹性和獨立性，因為不看看那“崇高的典範”，我們是不敢進行創造的。我們把自己最深層的精神需要和情感投射到古典的圖象上。總有一天，會有一個天才的心理學家來研究這一最為致命的幻覺，把自歌德時代以來我們一直堅持不渝地膜拜的“古典”的故事告訴我們。隻需少數幾篇這樣的東西，就更有助於理解從南方的第一個犧牲者鄂圖三世到最後一個犧牲者尼采的西方心靈。
在遊歷義大利時，歌德曾熱情地談到帕拉第奧（padio）的建築，對於後者那古板的、學院式的作品，我們今天是持相當懷疑的態度的：但是，當歌德走進龐貝城（pompeii）時，他並不隱瞞他在經驗著“一種奇怪的、半不愉快的印象”時的失望心情，他對於帕埃斯圖姆（paestum）和塞傑斯塔（segesta）的廟宇——希臘藝術的傑作——所能說的便是困惑和平庸。顯然，當古典的古風以其全部的力量和歌德麵對麵相遇時，他並不認識它。其他所有的人也都是如此。他們隻能選擇不去多看古典的東西，這樣，他們就能保全自己內心裏有關古典的意象了——其實，古典是他們用自己的心血創造和培育起來的一種生活理想的背景，是一種充盈著他們自己的世界感的容器，是一種幻象和偶像。阿裏斯托芬（aristophanes）、尤維納（juvenal）、佩特洛尼烏斯（petronius）等對古典城市生活的大膽描寫——南方的骯髒與遊民、恐怖與野蠻、快樂的孩童與芙賴妮們（phrynes）、菲勒斯（phallus）崇拜與奢華的宴飲等等——激發了專業研究者和業餘愛好者的熱情，因為這些人在今天的世界城市中也發現了同樣可悲可嘆、令人無從麵對的現實。“城市生活即是惡；那裏有太多的誘惑。”——《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他們讚揚羅馬人的國家意識，但是看不起今天和公共事務有任何聯繫的人。有一種學者，其敏銳的目光全然被一種不可抗拒的魔力所吸引，從晚禮服到古羅馬人的外袍，從英國的足球場到拜占廷的競技場，從橫貫大陸的鐵路到羅馬人在阿爾卑斯山修建的古道，從時速三十海裏的驅逐艦到古希臘的三層槳戰船，從普魯士人的刺刀到羅馬人的矛，現在，甚至從現代工程師開鑿的蘇伊士運河到埃及法老開鑿的運河，他們的目光真可謂思接千載。他們承認蒸汽機是人類熱情的象徵和智力的體現，盡管發明它的是亞歷山大裏亞的希羅（hero）而不是其他人。對於這類學者來說，談論羅馬的中央取暖設備或簿記術先於談論眾神之母（great mother of the gods）的崇拜似乎就是大不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