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另一學派隻能看到這些東西。這一派人認為，通過把希臘人看成是與我們同等的人，就可以竭盡這一與我們的文化全然不同的文化的本質；他們通過簡單的事實替換來獲致自己的結論，而全然不顧古典的心靈。彼時彼地所說的“共和國”、“自由”、“財產”之類的東西與此時此地所說的同類字眼，在意義上毫無內在關聯，對此這一派人可以說是全無概念。他們取笑歌德時代的歷史學家，後者以古典的歷史形式誠實地表達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擁護或指責諸如來喀古、布魯圖斯、加圖（cato）、西塞羅、奧古斯都等偶像人物時，表現了自己的個人熱情——可這一派人自己如不反映晨報中的黨派意見，就一個字也寫不出來。
然而，不論是用唐·吉訶德的精神對待過去，還是用桑丘·潘薩（sancho panza）的精神對待過去，都是一樣的。兩種方法都不能達到目的。總之，每一學派都隻是突出了古典中最能表達自己觀點的那一部分，例如，尼采突出了前蘇格拉底時期的雅典，經濟學家突出了希臘化時期的雅典，政治家突出了共和國時期的羅馬，詩人則突出了帝國時期的羅馬。
並不是宗教的和藝術的現象比社會的和經濟的現象更原始，也不是相反。對於一個在這些事情上越出一切的個人興趣而贏得了無條件的自由的眼界的人來說，根本就沒有依賴的問題，沒有優先性的問題，沒有因果關係的問題，也沒有價值上或重要性上的區別問題。對個別的具體事實作相對的排列，那隻是由於它們的形式語言、它們的象徵意義的純粹性和力量有大小的不同，而根本與所謂的善與惡、高與低、實用與理想等問題無關。
十二
由此觀之，“西方的沒落”，所包含的不外是文明的問題。我們麵臨著所有高級歷史中的一個基本問題。如果把文明理解為一種文化的有機邏輯的結果、完成和終局，那文明究竟是什麽？
每一文化，皆有其自身的文明。迄今為止，文化與文明這兩個詞一直用於表達一種不確定的、多少帶有倫理色彩的區分，而在本書中，將第一次在一種周期的意義上用它們來表達一個嚴格的和必然的有機發展係列（organic session）。文明是文化的必然命運，依據這一原則，我們可得出一個觀點，使歷史形態學中最深刻和最重大的問題能夠獲得解決。文明是一種發展了的人性所能達到的最外在的和最人為的狀態。它們是一種結論，是繼生成之物而來的已成之物，是生命完結後的死亡，是擴張之後的僵化，是繼母土和多立克樣式、哥特樣式的精神童年之後的理智時代和石製的、石化的世界城市。它們是一種終結，不可挽回，但因內在必然性而一再被達成。
就這樣，第一次，我們可以懂得羅馬人即是希臘人的後繼者，由此而可以探視到晚期古典時期最深處的秘密。但這樣的話，羅馬人便成為了未曾開啟而是終結了一種偉大發展的野蠻人，這一事實有什麽意義呢？辯駁這種意義，隻能是不著邊際的宏論而已。羅馬人是非精神的、非哲學的、缺乏藝術的，褊狹到了殘暴的地步，不計一切貪圖實在的勝利，他們正介於希臘文化與虛無之間。他們的想像力純粹指向實際的目標——他們有宗教法來規定人對神的關係，有其他法來規定人對人的關係，但是羅馬沒有特別關於神的傳奇——在雅典是絕無此事的。一言以蔽之，希臘的心靈（soul）——羅馬的才智（intellect）；這一對立就是文化與文明間的不同。這一對立不隻適用於古典時代。歷史上這種心腸很硬、完全非形上學的人一次又一次出現，在每一文化的“晚”期，才智與物質的命運皆操控在這類人手中。巴比倫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國文明、羅馬文明，都由這類人貫徹著，佛教、斯多葛主義、社會主義，就是在這樣的時期成熟，成為明確的世界觀念（world-conceptions）的，它們對一個瀕臨死亡的人類從其結構深處加以打擊和改組。作為一種歷史進程，純粹的文明就正在於那些已經變成無機的或僵死的形式的苟延殘喘中。
從文化到文明的過渡，在古典世界是在公元前4世紀完成的，在西方世界是在19世紀完成的。自那些時期以後，偉大的心智決定就不再像奧菲斯運動（orpheus-movement）或宗教改革的時代那樣是在“全世界”發生——在那裏，沒有一個小村落會因為太小了而不重要——而是在三至四個世界城市中發生，這些世界城市已經吸納了歷史的全部內容，而文化中那古老又廣闊的風景則變成了純粹地方性的，隻有助於把其高級人類的殘留拿去供養都市。
世界城市和行省（province）——每一文明的兩個基本觀念——帶來了一個全新的歷史的形式問題，我們如今生活於其中，可是絕少意識到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取代一個世界，出現了一個城市，一個點，廣大地區的整個生活都集中在它身上，其餘的地方則走向萎縮。取代一個真實的、土生土長的民族，出現了一種新型的、動盪不定地黏附於流動人群中的遊牧民族，即寄生的城市居民，他們沒有傳統，絕對務實，沒有宗教，機智靈活，不結果實，極度蔑視鄉下人，尤其看不起最高級的鄉下人——鄉紳。這是走向無機、走向終局所跨出的巨大一步——可這意味著什麽呢？法國和英國已經跨出了這一步，德國正在開始。敘拉古、雅典、亞歷山大裏亞之後有羅馬，馬德裏、巴黎、倫敦之後有柏林和紐約。位於這些都市輻射圈以外的整個地區——古代的克裏特島、馬其頓和今天的斯堪地那維亞北部——的命運就是變成“行省”。
然而，不論是用唐·吉訶德的精神對待過去，還是用桑丘·潘薩（sancho panza）的精神對待過去，都是一樣的。兩種方法都不能達到目的。總之，每一學派都隻是突出了古典中最能表達自己觀點的那一部分，例如，尼采突出了前蘇格拉底時期的雅典，經濟學家突出了希臘化時期的雅典，政治家突出了共和國時期的羅馬，詩人則突出了帝國時期的羅馬。
並不是宗教的和藝術的現象比社會的和經濟的現象更原始，也不是相反。對於一個在這些事情上越出一切的個人興趣而贏得了無條件的自由的眼界的人來說，根本就沒有依賴的問題，沒有優先性的問題，沒有因果關係的問題，也沒有價值上或重要性上的區別問題。對個別的具體事實作相對的排列，那隻是由於它們的形式語言、它們的象徵意義的純粹性和力量有大小的不同，而根本與所謂的善與惡、高與低、實用與理想等問題無關。
十二
由此觀之，“西方的沒落”，所包含的不外是文明的問題。我們麵臨著所有高級歷史中的一個基本問題。如果把文明理解為一種文化的有機邏輯的結果、完成和終局，那文明究竟是什麽？
每一文化，皆有其自身的文明。迄今為止，文化與文明這兩個詞一直用於表達一種不確定的、多少帶有倫理色彩的區分，而在本書中，將第一次在一種周期的意義上用它們來表達一個嚴格的和必然的有機發展係列（organic session）。文明是文化的必然命運，依據這一原則，我們可得出一個觀點，使歷史形態學中最深刻和最重大的問題能夠獲得解決。文明是一種發展了的人性所能達到的最外在的和最人為的狀態。它們是一種結論，是繼生成之物而來的已成之物，是生命完結後的死亡，是擴張之後的僵化，是繼母土和多立克樣式、哥特樣式的精神童年之後的理智時代和石製的、石化的世界城市。它們是一種終結，不可挽回，但因內在必然性而一再被達成。
就這樣，第一次，我們可以懂得羅馬人即是希臘人的後繼者，由此而可以探視到晚期古典時期最深處的秘密。但這樣的話，羅馬人便成為了未曾開啟而是終結了一種偉大發展的野蠻人，這一事實有什麽意義呢？辯駁這種意義，隻能是不著邊際的宏論而已。羅馬人是非精神的、非哲學的、缺乏藝術的，褊狹到了殘暴的地步，不計一切貪圖實在的勝利，他們正介於希臘文化與虛無之間。他們的想像力純粹指向實際的目標——他們有宗教法來規定人對神的關係，有其他法來規定人對人的關係，但是羅馬沒有特別關於神的傳奇——在雅典是絕無此事的。一言以蔽之，希臘的心靈（soul）——羅馬的才智（intellect）；這一對立就是文化與文明間的不同。這一對立不隻適用於古典時代。歷史上這種心腸很硬、完全非形上學的人一次又一次出現，在每一文化的“晚”期，才智與物質的命運皆操控在這類人手中。巴比倫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國文明、羅馬文明，都由這類人貫徹著，佛教、斯多葛主義、社會主義，就是在這樣的時期成熟，成為明確的世界觀念（world-conceptions）的，它們對一個瀕臨死亡的人類從其結構深處加以打擊和改組。作為一種歷史進程，純粹的文明就正在於那些已經變成無機的或僵死的形式的苟延殘喘中。
從文化到文明的過渡，在古典世界是在公元前4世紀完成的，在西方世界是在19世紀完成的。自那些時期以後，偉大的心智決定就不再像奧菲斯運動（orpheus-movement）或宗教改革的時代那樣是在“全世界”發生——在那裏，沒有一個小村落會因為太小了而不重要——而是在三至四個世界城市中發生，這些世界城市已經吸納了歷史的全部內容，而文化中那古老又廣闊的風景則變成了純粹地方性的，隻有助於把其高級人類的殘留拿去供養都市。
世界城市和行省（province）——每一文明的兩個基本觀念——帶來了一個全新的歷史的形式問題，我們如今生活於其中，可是絕少意識到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取代一個世界，出現了一個城市，一個點，廣大地區的整個生活都集中在它身上，其餘的地方則走向萎縮。取代一個真實的、土生土長的民族，出現了一種新型的、動盪不定地黏附於流動人群中的遊牧民族，即寄生的城市居民，他們沒有傳統，絕對務實，沒有宗教，機智靈活，不結果實，極度蔑視鄉下人，尤其看不起最高級的鄉下人——鄉紳。這是走向無機、走向終局所跨出的巨大一步——可這意味著什麽呢？法國和英國已經跨出了這一步，德國正在開始。敘拉古、雅典、亞歷山大裏亞之後有羅馬，馬德裏、巴黎、倫敦之後有柏林和紐約。位於這些都市輻射圈以外的整個地區——古代的克裏特島、馬其頓和今天的斯堪地那維亞北部——的命運就是變成“行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