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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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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因此，我們比較狹義的任務主要是，從這樣一個世界的視點（world-survey）出發，去斷定1800年至2000年這個時期西歐和美洲的狀況——去建立這一時期在西方文化史整體中的編年學位置，確立這一時期作為在每個文化傳記中必然以這樣或那樣的偽裝形式表現出來的一章的意義，確立其政治的、藝術的、理智的和社會的表現形式的有機的和象徵的意義。
按照類比的精神來看，這個時期在編年學上相當於希臘化時代，亦即在我們特定的意義上說，它們屬於“同時代”；而其在目前的高峰——以世界大戰為標誌——則相當於從希臘化時代到羅馬時代的過渡。羅馬及其嚴格的現實主義——非啟示的、野蠻的、有紀律的、講求實際的、新教式的、普魯士式的——用我們必須用的類比方式來說，永遠可以作為我們理解自身的未來的一把鑰匙。我們用“希臘人=羅馬人”這個連接詞所表達的命運之斷裂也正在我們這裏出現，它把已經完成的和將要到來的分開來了。很早之前，我們就可以而且應當在“古典”世界中看到一種與我們自身的西方世界的發展完全雷同的發展，確實，在每個表麵的細節方麵，它們之間有所不同，但就推動偉大有機體向著其目標發展的內在動力而言，則是完全相似。我們實可以通過逐項地建立對應關係來找出我們自身的現實性的恆久他者（alter ego），例如從“特洛伊戰爭”與十字軍、荷馬史詩與尼伯龍根之歌（the nibelungenlied），中經多立克式與哥德式、狄奧尼索斯運動與文藝復興、波利克勒斯（polycletus）與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n sebastian bach）、雅典與巴黎、亞裏士多德與康德、亞歷山大與拿破崙，最後到這兩種文化所共有的世界城市和帝國主義。
不幸的是，這需要對古典歷史的圖象作出截然不同於我們事實上已有的解釋，在我們已有的解釋中，那一圖象令人難以置信地片麵、膚淺、有偏見和有局限。實在地說，我們太過意識到自己與古典時代的親近關係，結果往往就是不加考慮地肯定了這一關係。表麵上的相似是一個大陷阱，我們的整個古典研究一旦從（相當嫻熟地）對各種發現的整理和評論，進入對其精神意義的闡釋，立即就會落入這種陷阱。我們自以為我們與古典世界有著密切的內在關係，故而覺得自己是古典的學生和後繼者（而實際上，我們不過是它的膜拜者）；這實在是一種最終必須加以拋棄的可敬的偏見。19世紀的全部宗教哲學、藝術歷史和社會批評著作之所以必要，並不在於它們能使我們理解埃斯庫羅斯、柏拉圖、阿波羅和狄奧尼索斯、雅典城邦和愷撒主義（我們其實距離理解它們還差很遠），而在於它們能使我們一勞永逸地認識到，這些事物對於我們的內在自我是多麽的陌生和遙遠——也許比墨西哥的神靈和印度的建築還要陌生和遙遠。
我們有關希臘羅馬文化的觀點一直在兩個極端之間搖擺，而我們的角度已由“古代-中古-近代”的框架不可改變地規定好了。有一類人，尤其是經濟學家、政治家和法學家這樣的公眾人物，認為“今天的人類”進步神速，他們對它和它的成就給以了最高的評價，並用它的標準來衡量較早時期的一切。根據他們自己的原則，近代人物在重要性上是克裏昂（cleon）、馬略（marius）、忒密斯多克利、喀提林（catiline）、革拉古兄弟（the grhi）所不能比的。另一方麵，另有一類人，即藝術家、詩人、語文學家和哲學家，他們覺得在前述的“現在”中找不到他們所需的元素，因而從過去的這一或那一時代來選擇自己的角度，並用那一角度來指責“今天”，這其實與前此的方式一樣的絕對和獨斷。一類人視希臘“猶有不及”（not yet），另一類人視現代“過猶不及”（nevermore），兩方麵都沉陷在一種歷史框架中著了魔，都把兩個時代視作是同一直線上的不同部分。
在這一對立中，正好表現了浮士德的兩個心靈。一類人的危險在於其聰明的淺薄。在他們手裏，全部古典文化、全部古典心靈的反映，最後都不過是一堆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和生理的事實，餘下的則被看成是“附屬的結果”、“反射”、“附帶現象”。在這一類人的著作中，我們一點也看不到埃斯庫羅斯合唱曲的神秘力量、古代雕塑和多立克柱式中巨大的大地掙紮力、阿波羅崇拜的豐富多彩、羅馬人的帝王崇拜的真實深度。另一類人的構成主要是後起的浪漫主義者——近時的代表是巴塞爾大學的三教授：巴霍芬（bachofen）、布克哈特（burckhardt）和尼采——他們常常會陷入觀念論（ideology）慣有的危險。他們迷失於古代的雲霧中，而實際上，那不過是他們自己的感受力在語文學鏡子中的影像。他們把自己的論點隻建立在他們認為可以支持它的證據之上，那就是古代文獻的殘篇斷片，可是，從未有一種文化是由它的偉大作家如此不完整地呈現給我們的。另一方麵，第一類人主要是依據法律資料、碑刻、錢幣等索然無味的材料（布克哈特和尼采十分看不起這些東西，因而使自己蒙受了很大的損失）來支持自己的觀點，因此常常不顧或無視真理和事實而把倖存的文學看作是次要的東西。結果，甚至在批評的基礎方麵，雙方都不能認真地對待對方。我從未聽說過尼采和蒙森彼此有過哪怕一絲絲的尊重。
第一章 導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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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因此，我們比較狹義的任務主要是，從這樣一個世界的視點（world-survey）出發，去斷定1800年至2000年這個時期西歐和美洲的狀況——去建立這一時期在西方文化史整體中的編年學位置，確立這一時期作為在每個文化傳記中必然以這樣或那樣的偽裝形式表現出來的一章的意義，確立其政治的、藝術的、理智的和社會的表現形式的有機的和象徵的意義。
按照類比的精神來看，這個時期在編年學上相當於希臘化時代，亦即在我們特定的意義上說，它們屬於“同時代”；而其在目前的高峰——以世界大戰為標誌——則相當於從希臘化時代到羅馬時代的過渡。羅馬及其嚴格的現實主義——非啟示的、野蠻的、有紀律的、講求實際的、新教式的、普魯士式的——用我們必須用的類比方式來說，永遠可以作為我們理解自身的未來的一把鑰匙。我們用“希臘人=羅馬人”這個連接詞所表達的命運之斷裂也正在我們這裏出現，它把已經完成的和將要到來的分開來了。很早之前，我們就可以而且應當在“古典”世界中看到一種與我們自身的西方世界的發展完全雷同的發展，確實，在每個表麵的細節方麵，它們之間有所不同，但就推動偉大有機體向著其目標發展的內在動力而言，則是完全相似。我們實可以通過逐項地建立對應關係來找出我們自身的現實性的恆久他者（alter ego），例如從“特洛伊戰爭”與十字軍、荷馬史詩與尼伯龍根之歌（the nibelungenlied），中經多立克式與哥德式、狄奧尼索斯運動與文藝復興、波利克勒斯（polycletus）與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n sebastian bach）、雅典與巴黎、亞裏士多德與康德、亞歷山大與拿破崙，最後到這兩種文化所共有的世界城市和帝國主義。
不幸的是，這需要對古典歷史的圖象作出截然不同於我們事實上已有的解釋，在我們已有的解釋中，那一圖象令人難以置信地片麵、膚淺、有偏見和有局限。實在地說，我們太過意識到自己與古典時代的親近關係，結果往往就是不加考慮地肯定了這一關係。表麵上的相似是一個大陷阱，我們的整個古典研究一旦從（相當嫻熟地）對各種發現的整理和評論，進入對其精神意義的闡釋，立即就會落入這種陷阱。我們自以為我們與古典世界有著密切的內在關係，故而覺得自己是古典的學生和後繼者（而實際上，我們不過是它的膜拜者）；這實在是一種最終必須加以拋棄的可敬的偏見。19世紀的全部宗教哲學、藝術歷史和社會批評著作之所以必要，並不在於它們能使我們理解埃斯庫羅斯、柏拉圖、阿波羅和狄奧尼索斯、雅典城邦和愷撒主義（我們其實距離理解它們還差很遠），而在於它們能使我們一勞永逸地認識到，這些事物對於我們的內在自我是多麽的陌生和遙遠——也許比墨西哥的神靈和印度的建築還要陌生和遙遠。
我們有關希臘羅馬文化的觀點一直在兩個極端之間搖擺，而我們的角度已由“古代-中古-近代”的框架不可改變地規定好了。有一類人，尤其是經濟學家、政治家和法學家這樣的公眾人物，認為“今天的人類”進步神速，他們對它和它的成就給以了最高的評價，並用它的標準來衡量較早時期的一切。根據他們自己的原則，近代人物在重要性上是克裏昂（cleon）、馬略（marius）、忒密斯多克利、喀提林（catiline）、革拉古兄弟（the grhi）所不能比的。另一方麵，另有一類人，即藝術家、詩人、語文學家和哲學家，他們覺得在前述的“現在”中找不到他們所需的元素，因而從過去的這一或那一時代來選擇自己的角度，並用那一角度來指責“今天”，這其實與前此的方式一樣的絕對和獨斷。一類人視希臘“猶有不及”（not yet），另一類人視現代“過猶不及”（nevermore），兩方麵都沉陷在一種歷史框架中著了魔，都把兩個時代視作是同一直線上的不同部分。
在這一對立中，正好表現了浮士德的兩個心靈。一類人的危險在於其聰明的淺薄。在他們手裏，全部古典文化、全部古典心靈的反映，最後都不過是一堆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和生理的事實，餘下的則被看成是“附屬的結果”、“反射”、“附帶現象”。在這一類人的著作中，我們一點也看不到埃斯庫羅斯合唱曲的神秘力量、古代雕塑和多立克柱式中巨大的大地掙紮力、阿波羅崇拜的豐富多彩、羅馬人的帝王崇拜的真實深度。另一類人的構成主要是後起的浪漫主義者——近時的代表是巴塞爾大學的三教授：巴霍芬（bachofen）、布克哈特（burckhardt）和尼采——他們常常會陷入觀念論（ideology）慣有的危險。他們迷失於古代的雲霧中，而實際上，那不過是他們自己的感受力在語文學鏡子中的影像。他們把自己的論點隻建立在他們認為可以支持它的證據之上，那就是古代文獻的殘篇斷片，可是，從未有一種文化是由它的偉大作家如此不完整地呈現給我們的。另一方麵，第一類人主要是依據法律資料、碑刻、錢幣等索然無味的材料（布克哈特和尼采十分看不起這些東西，因而使自己蒙受了很大的損失）來支持自己的觀點，因此常常不顧或無視真理和事實而把倖存的文學看作是次要的東西。結果，甚至在批評的基礎方麵，雙方都不能認真地對待對方。我從未聽說過尼采和蒙森彼此有過哪怕一絲絲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