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這一切都隻具有局部的暫時價值——其中絕大多數實際上局限於西歐型城市中臨時性的“知識階層”。它們決然不具有世界歷史的或“永恆的”價值。不論易卜生和尼采這一代人有何等實質的重要性，他們把不符合“近代”旨趣的因素看成從屬的，估計過低，或者加以漠視，這些做法都違背了“世界歷史”這個詞——它意指著總體性，而非某一選定的部分——的本然意義。但事實上，這些因素確實被低估或受漠視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迄今為止，西方人有關空間、時間、運動、數字、意誌、婚姻、財產、悲劇、科學等問題的所言所思，仍是狹隘的和不足信的，因為人們總是尋求對此類問題的此種解決。從來無人了解到：發問人有多少，答案就有多少；任何哲學發問實際上是一種掩藏的願望，即想為問題本身所隱含的東西得出明確的論斷；任何歷史時期的重大問題都是流動於一切概念之外的；因此隻有通過獲得一組歷史的有限解決，並按全然非個人的標準加以衡定，才能獲致最後的秘密。真正研究人類的人不會把任何觀點看成是絕對的正確或絕對的錯誤。麵對時間或婚姻之類的重大問題，隻是訴諸個人經驗、內在的聲音、理性、先賢或同代人的意見，是遠遠不夠的。他們之所言隻對發問者本人和他的時代是正確的，而不能對所有的人、所有的時代都正確。在別的文化中，對現象之言說有不同的語言，對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真理。思想家要麽承認所有一切的有效性，要麽全都不承認。
可見，西方的世界批評（world-criticism）能夠擴展和加深到何等大的程度！一個人在尼采及其一代人那純真的相對主義以外，還應該看得多麽遠！一個人的形式感和心理洞察力應該變得多麽的精細，一個人多麽應該完全地擺脫自我、實踐旨趣、視界的局限——然後他才膽敢挑起理解世界歷史或作為歷史之世界的重擔。
九
和所有這些任意的、狹隘的框架——它們源自於傳統或個人的選擇，並把歷史強行納入其中——相反，我要對歷史之進程提出一個自然的、“哥白尼式的”形式，這一形式深深根植於歷史進程之本質，隻有完全擺脫了成見的慧眼才能揭示它。
這是一種歌德式的慧眼。歌德所謂的活生生的自然正是我們此處稱作世界歷史或作為歷史之世界的東西。作為一個藝術家，歌德描繪了他的人物的生命及其發展，且總是他們的生命及其發展，那是一種生成之物，而非既成之物——《威廉·邁斯特》（wilhelm meister）和《詩與真》（wahrheit und dichtung）；歌德討厭數學。在他看來，機械的世界（world-as-me插nism）與有機的世界（world-as-organism）、死氣沉沉的自然與活生生的自然、法則與形式，皆是對立的。作為一個博物學家（naturalist），他寫的每一行字都是要展示生成之物這一活生生的和發展著的“帶有印記的形式”（impressed form）的影像。同情、觀察、比較、直接的和內在的確信、理智的慧眼（ir）——這些都是他藉以接近運動中的現象世界之秘密的手段。這些正是歷史研究的手段——恰恰是它們而不是別的。正是這天神般的洞察力，使他在維爾米戰役（battle of valmy）結束前夕在營火旁說道：“此時此地，世界歷史的一個新時代開始了，而你們各位可以說自己是‘親歷過了’。”沒有一個將軍、一個外交家曾經這樣直接感受到歷史之“進行”（bing），更別說哲學家了。這是在一個偉大的歷史行動行將完成之際，一個人所能做出的最深刻的判斷。
正如歌德——從枝葉開始——窮究植物形式的發展，窮究脊椎動物的出生，窮究地層的進程一樣——他窮究的是自然的命運，而不是自然的因果——我們在此也要從全部值得注意的細節中去探究人類歷史的形式語言（formnguage）、它的周期結構、它的有機邏輯。
在其他方麵，我們習慣上且正確地把人類看作是地麵上諸有機體中的一種。其生理結構、其天然的機能，以及有關其整個的現象的概念，全都隸屬於一個更具綜合性的統一體。唯獨在歷史這個方麵，對人類的處理將有所不同，盡管植物的命運和人類的命運之間有著深刻的、可覺知到的關係——這是所有抒情詩永恆的題材；盡管人類歷史與其他高級生命群的歷史之間有類似之處——這構成了永無窮盡的野性傳奇、冒險和寓言的素材。
但是，在這個方麵也像其他方麵一樣隻運用類比吧，應當讓人類文化的世界密切地、毫無保留地作用於想像，而不是強行把它納入一個已預備好的框架。讓這些字眼：青春、成長、成熟、衰敗——迄今為止，甚至直到今天，它們一直是在社會學、倫理學和美學中用來表達主觀評價和純粹個人的偏好——最終用於對有機狀態的客觀描述吧。我們應當把古典文化看作一獨立自足的現象，它體現和表達的是古典的心靈；進而還要把它置放在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巴比倫文化、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之旁，並在此等高級個體之中確定各自的情況，例如在它們的起落中，什麽是典型的；在它們的機遇的來去中，什麽是必然的。這樣一來，那最終自行展現的世界歷史的圖象，將對我們、且唯獨隻對我們西方人而言是自然的。
可見，西方的世界批評（world-criticism）能夠擴展和加深到何等大的程度！一個人在尼采及其一代人那純真的相對主義以外，還應該看得多麽遠！一個人的形式感和心理洞察力應該變得多麽的精細，一個人多麽應該完全地擺脫自我、實踐旨趣、視界的局限——然後他才膽敢挑起理解世界歷史或作為歷史之世界的重擔。
九
和所有這些任意的、狹隘的框架——它們源自於傳統或個人的選擇，並把歷史強行納入其中——相反，我要對歷史之進程提出一個自然的、“哥白尼式的”形式，這一形式深深根植於歷史進程之本質，隻有完全擺脫了成見的慧眼才能揭示它。
這是一種歌德式的慧眼。歌德所謂的活生生的自然正是我們此處稱作世界歷史或作為歷史之世界的東西。作為一個藝術家，歌德描繪了他的人物的生命及其發展，且總是他們的生命及其發展，那是一種生成之物，而非既成之物——《威廉·邁斯特》（wilhelm meister）和《詩與真》（wahrheit und dichtung）；歌德討厭數學。在他看來，機械的世界（world-as-me插nism）與有機的世界（world-as-organism）、死氣沉沉的自然與活生生的自然、法則與形式，皆是對立的。作為一個博物學家（naturalist），他寫的每一行字都是要展示生成之物這一活生生的和發展著的“帶有印記的形式”（impressed form）的影像。同情、觀察、比較、直接的和內在的確信、理智的慧眼（ir）——這些都是他藉以接近運動中的現象世界之秘密的手段。這些正是歷史研究的手段——恰恰是它們而不是別的。正是這天神般的洞察力，使他在維爾米戰役（battle of valmy）結束前夕在營火旁說道：“此時此地，世界歷史的一個新時代開始了，而你們各位可以說自己是‘親歷過了’。”沒有一個將軍、一個外交家曾經這樣直接感受到歷史之“進行”（bing），更別說哲學家了。這是在一個偉大的歷史行動行將完成之際，一個人所能做出的最深刻的判斷。
正如歌德——從枝葉開始——窮究植物形式的發展，窮究脊椎動物的出生，窮究地層的進程一樣——他窮究的是自然的命運，而不是自然的因果——我們在此也要從全部值得注意的細節中去探究人類歷史的形式語言（formnguage）、它的周期結構、它的有機邏輯。
在其他方麵，我們習慣上且正確地把人類看作是地麵上諸有機體中的一種。其生理結構、其天然的機能，以及有關其整個的現象的概念，全都隸屬於一個更具綜合性的統一體。唯獨在歷史這個方麵，對人類的處理將有所不同，盡管植物的命運和人類的命運之間有著深刻的、可覺知到的關係——這是所有抒情詩永恆的題材；盡管人類歷史與其他高級生命群的歷史之間有類似之處——這構成了永無窮盡的野性傳奇、冒險和寓言的素材。
但是，在這個方麵也像其他方麵一樣隻運用類比吧，應當讓人類文化的世界密切地、毫無保留地作用於想像，而不是強行把它納入一個已預備好的框架。讓這些字眼：青春、成長、成熟、衰敗——迄今為止，甚至直到今天，它們一直是在社會學、倫理學和美學中用來表達主觀評價和純粹個人的偏好——最終用於對有機狀態的客觀描述吧。我們應當把古典文化看作一獨立自足的現象，它體現和表達的是古典的心靈；進而還要把它置放在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巴比倫文化、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之旁，並在此等高級個體之中確定各自的情況，例如在它們的起落中，什麽是典型的；在它們的機遇的來去中，什麽是必然的。這樣一來，那最終自行展現的世界歷史的圖象，將對我們、且唯獨隻對我們西方人而言是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