愷撒式的強人政治的最高形式就是戰爭，帝國主義的時代就是世界戰爭的時代，戰爭成了人們處理一切現存問題的唯一手段，所謂的“世界和平”也不過是文明時代早已做慣了金錢和機器的奴隸的人們為自己隨時準備放棄戰爭、屈服於武力而扯出的一塊遮羞布而已。文明時代的一切，最終都將在戰爭的麵前灰飛煙滅，人類的歷史重又進入它的野蠻時期，開始了新一輪的文化循環：
“與已形成的國家一起，高級歷史也倦怠地躺下來睡覺了。人又變成為植物，依附於泥土，默默無言，恆久不變。無時間的鄉村和‘永恆的’農民重新出現了，他生育子女，並把種子埋在大地中——這是一種忙碌的、知足的人群，任憑軍人皇帝的暴風驟雨從他們身邊刮過。古老的世界城市就位於鄉土的當中，那是一種熄滅了的心靈的空洞容器，在那裏經年累月穴居的是一種無歷史的人類。人們活著僅是為了餬口，隻有一點點節存，一點點財產，但還得忍受下去。在爭奪這個世界的權力和戰利品的征服者的衝突中，群眾慘受蹂躪，但是倖存下來的人以原始的豐饒填滿裂隙，繼續忍受下去。在高處有勝利者和失敗者的永恆更迭，在低處的人們則隻能祈禱，用已經永久克服了一切懷疑的第二信仰的強有力的虔誠來祈禱。在這裏，在心靈中，世界和平、上帝的和平、白髮蒼蒼的僧侶和隱士的天福，都變成了現實——而且也隻是在這裏。在對痛苦的忍受中，世界和平喚起了歷史的人在其幾千年的發展中從來不知道的那種深度。隻有隨著宏大歷史的終結，神聖的、靜默的存在才會重新出現。這是一出在其無目標的方麵堪稱高尚的戲劇，其高尚和無目標就像星球的運行、地球的自轉、地球表麵上的陸地同海洋以及冰河同原始森林的交錯。我們可以為之驚異，我們可以為之哀嘆——但它就在那裏。”
今日的西方世界就處在這個文明時期，就處在這個世界大戰的前夜，它的未來，必將是文化的出於必然性的最後命運的印證，不論你是否同意，也不論你是否願意，那命運就在那裏：“願意的人，命運領著走；不願意的人，命運拖著走。”
六、“後現代”的斯賓格勒
前麵我們一再強調，斯賓格勒是一個“屬於”19世紀的思想家，這個定位是基於他在20世紀初的西方思想地圖中的位置而言，弗洛伊德是20世紀的，湯因比是20世紀的，海德格爾也是20世紀的，因為他們都是站在20世紀的精神中對20世紀的人言說，而斯賓格勒卻是以19世紀的精神來對抗20世紀的精神，以他所謂的“高級文化”的時代來對抗“文明”的時代。如是言之，“後現代”與他能有什麽關聯呢？
斯賓格勒當然不是什麽後現代思想家，他的身上也沒有什麽“後現代”精神，更無所謂“後現代”方法，雖然他曾一再強調世上沒有什麽終極的真理、強調文化的多元、強調隻有懷疑是今日哲學的真正精神等等——這些已成為今天的後現代思想的標識——甚至他居然還使用了“最後的人”這個絕對後現代的短語，可我們仍然不能說他是後現代的。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高級浪漫主義者，是一個早期現代主義者，但決然不能說他是一個德希達或福柯意義上的後現代主義者，甚至不能說他是一個詹姆遜意義上的反後現代的後現代主義者。他的確是“反”後現代的，可那是出於他的觀相的透視能力，而非出於他有所謂的後現代心靈或精神。
我們不要忘了，斯賓格勒是一個觀相學家，一個以內心的天眼透視過去和未來“麵相”的思想家。若是依據他的文化階段的劃分，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這個被稱之為“後現代”的時期，正處於他所說的“文明”的階段，文明階段的一個標誌就是世界都市的出現，而後現代文化一定意義上說不就是世界都市的文化嗎？在前麵，我們已經看到了他對這種世界都市的心靈的描述，也看到了他對這個文明的未來命運的“麵相”的透視，從這些描述和透視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一種犬儒式的眼光，一種超然於時代之外的冷峻。今天的我們已經徹底地成了“文明”的奴隸，已經完全地喪失了與時代保持距離的決斷力，而這恰恰就是斯賓格勒的力量所在，也是他與“後現代”所能發生關聯的境域。一個反後現代的後現代理論家也終歸是後現代的，這就是後現代的魔鬼邏輯，斯賓格勒是反後現代的，可他不是後現代的，所以他能夠逃出後現代的邏輯，以觀相的慧眼目擊“後現代”的“麵相”。在此，我們再用兩個例子來看一下斯賓格勒的這種觀相的藝術的透視力量。一個是關於民主政治的，一個是關於新聞報紙的。
斯賓格勒認為，政治是生命的存在川流藉以維繫自身、發展自身並戰勝其他生命之流的必要手段，政治生活即是人類決定自身將成為一種命運還是將遭受一種命運而作的偉大的決斷，是各個民族藉以完成其歷史的一種形式。在一切文化的早期政治中，統治權力都是預定的，嚴格地保持著家長式的和象徵性的形式，所謂的政治改變，隻是在既定形式中的一種“派係”更替，固有的神聖秩序是不可改變的，因為那是上帝所賜予的。但是，隨著世界城市以及“第三等級”的出現，情況發生了變化，“政治的形式”變成了爭執的對象。才智和金錢的力量起來反對血統和傳統，政治的主體不再是有機地自然形成的“等級”，而是組織起來的“政黨”。“政黨純粹是一種城市現象”，自從城市脫離鄉村以後，各處的等級政治就都讓位於政黨政治。政黨總有一個“綱領”，它以“人民”的名義通過政黨政治的各種策略，如演說、報紙、出版等，把這綱領灌輸給人民，直到它們真正代表人民的呼聲為止；政治與社會理論也是政黨政治的基礎之一，但卻是一個必要的基礎。這類學說是“真”還是“偽”，這對於政治史而言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對於政黨政治而言，真正重要的隻是：這類學說是否有效，從什麽時候起開始有效，以及其效力能持續多久，等等。因為人們若是相信，現實可以通過一套概念體係來加以改良，則這信念本身就會變成政治必須加以考慮的一種真正的力量。“今天，我們發現自己正處在一個無限相信理性萬能的時代。自由、正義、博愛、進步，這些偉大的一般觀念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偉大的理論即是福音書。而這些理論的說服力，並不是仰賴於邏輯前提——因為一個政黨的群眾既不具有批判能力，也不具有脫除影響、嚴肅地驗證理論的超脫能力——而是仰賴於它們的關鍵詞所具有的神秘本質。……在那段時間裏，它卻具有新的天啟那般的全部不可抗拒的力量。群眾皈依它，狂熱地迷戀著它的詞句及其傳道者，甚至到營寨、戰場和絞架上去獻身；他們的目光注視著一個政治的和社會的彼岸世界，而枯燥乏味、一本正經的批評則似乎是卑鄙的、不敬的、該死的。”但是，這些抽象理想的力量，在時間上不會超過政黨政治的兩個世紀，它們的終結，不是由於被駁倒，而是由於被厭棄，人們最後不是放棄了這種或那種理論，而是放棄了對任何一種理論的信仰，以及那種認為不如意的現實可借概念加以改良的空洞的樂觀主義。由此，斯賓格勒說，這種厭棄早已致盧梭於死命，不久也將致馬克思於死命。
“與已形成的國家一起，高級歷史也倦怠地躺下來睡覺了。人又變成為植物，依附於泥土，默默無言，恆久不變。無時間的鄉村和‘永恆的’農民重新出現了，他生育子女，並把種子埋在大地中——這是一種忙碌的、知足的人群，任憑軍人皇帝的暴風驟雨從他們身邊刮過。古老的世界城市就位於鄉土的當中，那是一種熄滅了的心靈的空洞容器，在那裏經年累月穴居的是一種無歷史的人類。人們活著僅是為了餬口，隻有一點點節存，一點點財產，但還得忍受下去。在爭奪這個世界的權力和戰利品的征服者的衝突中，群眾慘受蹂躪，但是倖存下來的人以原始的豐饒填滿裂隙，繼續忍受下去。在高處有勝利者和失敗者的永恆更迭，在低處的人們則隻能祈禱，用已經永久克服了一切懷疑的第二信仰的強有力的虔誠來祈禱。在這裏，在心靈中，世界和平、上帝的和平、白髮蒼蒼的僧侶和隱士的天福，都變成了現實——而且也隻是在這裏。在對痛苦的忍受中，世界和平喚起了歷史的人在其幾千年的發展中從來不知道的那種深度。隻有隨著宏大歷史的終結，神聖的、靜默的存在才會重新出現。這是一出在其無目標的方麵堪稱高尚的戲劇，其高尚和無目標就像星球的運行、地球的自轉、地球表麵上的陸地同海洋以及冰河同原始森林的交錯。我們可以為之驚異，我們可以為之哀嘆——但它就在那裏。”
今日的西方世界就處在這個文明時期，就處在這個世界大戰的前夜，它的未來，必將是文化的出於必然性的最後命運的印證，不論你是否同意，也不論你是否願意，那命運就在那裏：“願意的人，命運領著走；不願意的人，命運拖著走。”
六、“後現代”的斯賓格勒
前麵我們一再強調，斯賓格勒是一個“屬於”19世紀的思想家，這個定位是基於他在20世紀初的西方思想地圖中的位置而言，弗洛伊德是20世紀的，湯因比是20世紀的，海德格爾也是20世紀的，因為他們都是站在20世紀的精神中對20世紀的人言說，而斯賓格勒卻是以19世紀的精神來對抗20世紀的精神，以他所謂的“高級文化”的時代來對抗“文明”的時代。如是言之，“後現代”與他能有什麽關聯呢？
斯賓格勒當然不是什麽後現代思想家，他的身上也沒有什麽“後現代”精神，更無所謂“後現代”方法，雖然他曾一再強調世上沒有什麽終極的真理、強調文化的多元、強調隻有懷疑是今日哲學的真正精神等等——這些已成為今天的後現代思想的標識——甚至他居然還使用了“最後的人”這個絕對後現代的短語，可我們仍然不能說他是後現代的。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高級浪漫主義者，是一個早期現代主義者，但決然不能說他是一個德希達或福柯意義上的後現代主義者，甚至不能說他是一個詹姆遜意義上的反後現代的後現代主義者。他的確是“反”後現代的，可那是出於他的觀相的透視能力，而非出於他有所謂的後現代心靈或精神。
我們不要忘了，斯賓格勒是一個觀相學家，一個以內心的天眼透視過去和未來“麵相”的思想家。若是依據他的文化階段的劃分，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這個被稱之為“後現代”的時期，正處於他所說的“文明”的階段，文明階段的一個標誌就是世界都市的出現，而後現代文化一定意義上說不就是世界都市的文化嗎？在前麵，我們已經看到了他對這種世界都市的心靈的描述，也看到了他對這個文明的未來命運的“麵相”的透視，從這些描述和透視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一種犬儒式的眼光，一種超然於時代之外的冷峻。今天的我們已經徹底地成了“文明”的奴隸，已經完全地喪失了與時代保持距離的決斷力，而這恰恰就是斯賓格勒的力量所在，也是他與“後現代”所能發生關聯的境域。一個反後現代的後現代理論家也終歸是後現代的，這就是後現代的魔鬼邏輯，斯賓格勒是反後現代的，可他不是後現代的，所以他能夠逃出後現代的邏輯，以觀相的慧眼目擊“後現代”的“麵相”。在此，我們再用兩個例子來看一下斯賓格勒的這種觀相的藝術的透視力量。一個是關於民主政治的，一個是關於新聞報紙的。
斯賓格勒認為，政治是生命的存在川流藉以維繫自身、發展自身並戰勝其他生命之流的必要手段，政治生活即是人類決定自身將成為一種命運還是將遭受一種命運而作的偉大的決斷，是各個民族藉以完成其歷史的一種形式。在一切文化的早期政治中，統治權力都是預定的，嚴格地保持著家長式的和象徵性的形式，所謂的政治改變，隻是在既定形式中的一種“派係”更替，固有的神聖秩序是不可改變的，因為那是上帝所賜予的。但是，隨著世界城市以及“第三等級”的出現，情況發生了變化，“政治的形式”變成了爭執的對象。才智和金錢的力量起來反對血統和傳統，政治的主體不再是有機地自然形成的“等級”，而是組織起來的“政黨”。“政黨純粹是一種城市現象”，自從城市脫離鄉村以後，各處的等級政治就都讓位於政黨政治。政黨總有一個“綱領”，它以“人民”的名義通過政黨政治的各種策略，如演說、報紙、出版等，把這綱領灌輸給人民，直到它們真正代表人民的呼聲為止；政治與社會理論也是政黨政治的基礎之一，但卻是一個必要的基礎。這類學說是“真”還是“偽”，這對於政治史而言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對於政黨政治而言，真正重要的隻是：這類學說是否有效，從什麽時候起開始有效，以及其效力能持續多久，等等。因為人們若是相信，現實可以通過一套概念體係來加以改良，則這信念本身就會變成政治必須加以考慮的一種真正的力量。“今天，我們發現自己正處在一個無限相信理性萬能的時代。自由、正義、博愛、進步，這些偉大的一般觀念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偉大的理論即是福音書。而這些理論的說服力，並不是仰賴於邏輯前提——因為一個政黨的群眾既不具有批判能力，也不具有脫除影響、嚴肅地驗證理論的超脫能力——而是仰賴於它們的關鍵詞所具有的神秘本質。……在那段時間裏，它卻具有新的天啟那般的全部不可抗拒的力量。群眾皈依它，狂熱地迷戀著它的詞句及其傳道者，甚至到營寨、戰場和絞架上去獻身；他們的目光注視著一個政治的和社會的彼岸世界，而枯燥乏味、一本正經的批評則似乎是卑鄙的、不敬的、該死的。”但是，這些抽象理想的力量，在時間上不會超過政黨政治的兩個世紀，它們的終結，不是由於被駁倒，而是由於被厭棄，人們最後不是放棄了這種或那種理論，而是放棄了對任何一種理論的信仰，以及那種認為不如意的現實可借概念加以改良的空洞的樂觀主義。由此，斯賓格勒說，這種厭棄早已致盧梭於死命，不久也將致馬克思於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