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世界城市時代，真正左右政黨政治的還不是理論和口號，而是一種更加現實的力量——金錢。金錢不僅控製了世界城市人們的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而且也控製了他們的政治生活，一句話，“隻有當人們有錢時，才能利用憲法所賦予的權利”。斯賓格勒說：
“民主政治和財閥政治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麵：希望與現實、理論與實際、知與行。世界改良家和自由的教導者事實上都是使金錢發生效力的幫凶，可他們卻去絕望地反對金錢，這一戰鬥真是一出悲喜劇。要尊重大多數人——體現在人人平等、自然權利、普選等原則中——如同輿論自由（尤其是出版自由）一樣，不過是無階級者的階級理想。這些都隻是理想，而實際上，輿論自由還涉及到輿論的準備，那是要花錢的；出版自由則存在一個擁有印刷機的問題，這也是與金錢有關的；隨選舉權而來的是拉選票，在這裏，也是誰花錢，就由誰作主。觀念的代表總隻能照看到一方，而金錢的代表卻能對另一方也發揮作用。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概念隻有靠金錢才能發揮效用。”
西方的議會民主製的一個重要觀念就是所謂的“普選權”的觀念。普選權，表麵上是“民眾自決”，可實際上這隻是一個漂亮的辭藻，選舉早已失去了其本來的意義，因為那所謂的選民不過是一些無機的存在，沒有形式，沒有傳統，隻是一群烏合之眾，真正的權力完全旁落到新興的政黨領袖的手中，這些政黨領袖通過一切智性的強製機器把他們的意誌強加於人民，他們把輿論僅僅當作一種可以製造出來、用來打擊對手的武器。
政黨政治的一個重要形式就是競選。在古典時代，例如羅馬，競選是在廣場以麵對麵的方式進行的，為了拉選票，候選人用盡了各種手段：煽動悲情的啜泣，對觀眾的無恥奉承，對對手的惡意攻擊，華麗的辭藻，拉攏人心的禮品，甚至使用恐嚇和打擊，等等；而處於“同時代”的英美的民主政治，除這些手段以外，現在還利用才智和金錢發明了新的“遠程武器”——報紙和電台，在這裏：“人們再也不必麵對麵說話；出版及其同行新聞電台，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把全部的民族和整個大陸的醒覺意識置於由論點、口號、觀點、情景、情感所匯集成的震耳欲聾的猛烈炮火底下，以致每一個自我都變成了一個可怕的智性的東西的純粹函數。從政治上看，金錢並不是從一個人的手裏轉到另一個人的手裏。它不會把自己變成請帖和美酒。它變成了力量，它的多寡決定了它能發揮影響的強度。”
在此，重要的不是斯賓格勒對民主政治所懷有的那種貴族式的憤懣之情，而是他透視這一政治形式時所展示的現代心靈的特徵：無機性、反歷史性、淺表性等等，而這一切與後現代的心靈並無本質的差異，而隻有程度的差異，且是愈演愈烈。並且，在此，斯賓格勒提到了報紙的作用。我們進一步需要看一下他對“報紙”這一文明時代的載體作的形態學描繪，這整個地就是對“後現代”的一次觀相式的診斷。
斯賓格勒討論過一個重要的概念——語言。但他的討論並未局限在18世紀以來歐洲語言學家的範圍，即把語言視作一個實體或原子性的存在，通過對字詞、句法或文法的分析去探究語言的內部規律。他是把語言視作文化現象中的一個單位、視作一種表現和交流的工具，來考察其形式的發展，也就是說，他關注的，不是語言本身，而是語言作為一種傳達手段的方麵。他認為，人類的語言有兩個方麵：一是為了表現，即為了在世界麵前實現自己，為了對自己顯示自己的存在，他把這稱之為出自於生命本然的需要的“表現性的語言”；另一種則是為了讓自己能被確定的存在所了解、為了在醒覺存在之間建立一種聯繫的語言，他把它稱之為“交往性的語言”。表現性的語言僅僅證明了一個“我”的存在，而交往性的語言則假定了有個“你”的存在。表現技術的基本單位是“動機”，交往技術的基本單位則是“符號”。
在前文化時期，人類的交流還是麵對麵的“言語”交流，所有的動機和符號皆是當下時刻的產物，隻對積極的醒覺意識的單個行動有意義，它們的實際意義與它們被感覺到或被願望的意義是同一的。但當“符號”儲備到一定量、可以為運用符號的行為服務的時候，交流的活動就從它的手段中分化出來了，而手段也從它們的意義中分化出來了，言語與它的意義之間出現了分離。文字的語言出現了——先是名稱和概念的出現，接著是句法和文法體係的出現——“借著文字言說之助，理解已獲得了對醒覺意識的絕對控製，如今，它還要從可感覺的文字機製的種種限製中掙脫出來，向著純粹的智性的機製邁進。這樣，人與人之間的接觸，藉助的是心智，而不是感覺。”
到高級文化階段，又出現了一種全新的言語，一種距離性的言語——書寫。這是一種具有巨大的內在力量的發明。因此，在文字語言的命運中，又一次出現了一個突然的、決定性的轉變。“書寫文字是一種全新的語言，它意味著人的醒覺意識的各種關係的徹底改變，因為它把醒覺意識從現時的專製中解放出來了。”斯賓格勒說，書寫是“久遠”的偉大象徵，所謂“久遠”，不僅指空間廣延上的距離，而且首要的是指綿延、未來和追求永恆的意誌。說和聽隻在近處和現時發生，但通過文字，一個人可以向他從來沒有見過的人、甚至於還沒有出生的人說話；一個人的聲音在他死後數個世紀還可以被人聽到。
“民主政治和財閥政治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麵：希望與現實、理論與實際、知與行。世界改良家和自由的教導者事實上都是使金錢發生效力的幫凶，可他們卻去絕望地反對金錢，這一戰鬥真是一出悲喜劇。要尊重大多數人——體現在人人平等、自然權利、普選等原則中——如同輿論自由（尤其是出版自由）一樣，不過是無階級者的階級理想。這些都隻是理想，而實際上，輿論自由還涉及到輿論的準備，那是要花錢的；出版自由則存在一個擁有印刷機的問題，這也是與金錢有關的；隨選舉權而來的是拉選票，在這裏，也是誰花錢，就由誰作主。觀念的代表總隻能照看到一方，而金錢的代表卻能對另一方也發揮作用。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概念隻有靠金錢才能發揮效用。”
西方的議會民主製的一個重要觀念就是所謂的“普選權”的觀念。普選權，表麵上是“民眾自決”，可實際上這隻是一個漂亮的辭藻，選舉早已失去了其本來的意義，因為那所謂的選民不過是一些無機的存在，沒有形式，沒有傳統，隻是一群烏合之眾，真正的權力完全旁落到新興的政黨領袖的手中，這些政黨領袖通過一切智性的強製機器把他們的意誌強加於人民，他們把輿論僅僅當作一種可以製造出來、用來打擊對手的武器。
政黨政治的一個重要形式就是競選。在古典時代，例如羅馬，競選是在廣場以麵對麵的方式進行的，為了拉選票，候選人用盡了各種手段：煽動悲情的啜泣，對觀眾的無恥奉承，對對手的惡意攻擊，華麗的辭藻，拉攏人心的禮品，甚至使用恐嚇和打擊，等等；而處於“同時代”的英美的民主政治，除這些手段以外，現在還利用才智和金錢發明了新的“遠程武器”——報紙和電台，在這裏：“人們再也不必麵對麵說話；出版及其同行新聞電台，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把全部的民族和整個大陸的醒覺意識置於由論點、口號、觀點、情景、情感所匯集成的震耳欲聾的猛烈炮火底下，以致每一個自我都變成了一個可怕的智性的東西的純粹函數。從政治上看，金錢並不是從一個人的手裏轉到另一個人的手裏。它不會把自己變成請帖和美酒。它變成了力量，它的多寡決定了它能發揮影響的強度。”
在此，重要的不是斯賓格勒對民主政治所懷有的那種貴族式的憤懣之情，而是他透視這一政治形式時所展示的現代心靈的特徵：無機性、反歷史性、淺表性等等，而這一切與後現代的心靈並無本質的差異，而隻有程度的差異，且是愈演愈烈。並且，在此，斯賓格勒提到了報紙的作用。我們進一步需要看一下他對“報紙”這一文明時代的載體作的形態學描繪，這整個地就是對“後現代”的一次觀相式的診斷。
斯賓格勒討論過一個重要的概念——語言。但他的討論並未局限在18世紀以來歐洲語言學家的範圍，即把語言視作一個實體或原子性的存在，通過對字詞、句法或文法的分析去探究語言的內部規律。他是把語言視作文化現象中的一個單位、視作一種表現和交流的工具，來考察其形式的發展，也就是說，他關注的，不是語言本身，而是語言作為一種傳達手段的方麵。他認為，人類的語言有兩個方麵：一是為了表現，即為了在世界麵前實現自己，為了對自己顯示自己的存在，他把這稱之為出自於生命本然的需要的“表現性的語言”；另一種則是為了讓自己能被確定的存在所了解、為了在醒覺存在之間建立一種聯繫的語言，他把它稱之為“交往性的語言”。表現性的語言僅僅證明了一個“我”的存在，而交往性的語言則假定了有個“你”的存在。表現技術的基本單位是“動機”，交往技術的基本單位則是“符號”。
在前文化時期，人類的交流還是麵對麵的“言語”交流，所有的動機和符號皆是當下時刻的產物，隻對積極的醒覺意識的單個行動有意義，它們的實際意義與它們被感覺到或被願望的意義是同一的。但當“符號”儲備到一定量、可以為運用符號的行為服務的時候，交流的活動就從它的手段中分化出來了，而手段也從它們的意義中分化出來了，言語與它的意義之間出現了分離。文字的語言出現了——先是名稱和概念的出現，接著是句法和文法體係的出現——“借著文字言說之助，理解已獲得了對醒覺意識的絕對控製，如今，它還要從可感覺的文字機製的種種限製中掙脫出來，向著純粹的智性的機製邁進。這樣，人與人之間的接觸，藉助的是心智，而不是感覺。”
到高級文化階段，又出現了一種全新的言語，一種距離性的言語——書寫。這是一種具有巨大的內在力量的發明。因此，在文字語言的命運中，又一次出現了一個突然的、決定性的轉變。“書寫文字是一種全新的語言，它意味著人的醒覺意識的各種關係的徹底改變，因為它把醒覺意識從現時的專製中解放出來了。”斯賓格勒說，書寫是“久遠”的偉大象徵，所謂“久遠”，不僅指空間廣延上的距離，而且首要的是指綿延、未來和追求永恆的意誌。說和聽隻在近處和現時發生，但通過文字，一個人可以向他從來沒有見過的人、甚至於還沒有出生的人說話；一個人的聲音在他死後數個世紀還可以被人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