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城市是“絕對的”城市，它的裏麵包含了既成之物的全部崇高的死亡象徵；世界城市完全是智性的，它的房屋的形成不再是由於血統而是由於需要、不再是由於情感而是由於商業精神；世界城市本身就是“世界”，它把自身之外的一切地方——鄉村、城鎮以及城市——輕蔑地稱之為“行省”，世上再也沒有貴族與資產階級、自由民與奴隸、希臘人與野蠻人、信徒與非信徒之分，而隻有世界都市市民與行省居民之分，這些都市市民是一種新型的、動盪不定地黏附於流動人群中的遊牧民族，是城市的寄生者，他們沒有傳統，絕對務實，沒有宗教，機智靈活，極度蔑視鄉下人。古代的巴比倫、底比斯、亞歷山大裏亞、羅馬，現代的倫敦、巴黎、柏林、紐約，都是這樣的世界都市。
城市是才智，世界城市是“自由的”才智。正是在反抗血統和傳統的“封建”勢力的過程中，市民或資產階級這一才智的階級，才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單獨存在，它以理性的名義，尤其是以“人民”的名義，推翻王權，限製舊特權，從此以後，“人民”就特別地意指城市的人民。民主是城裏人要求農民也具有與之相同的世界觀的一種政治形式。城市中的才智之士改革了文化青春時期的偉大宗教，在貴族和僧侶的舊宗教以外建立了一個“新宗教”，即第三等級的宗教，那就是“自由科學”。
在脫離了土地的世界城市中，金錢成了世界的主宰，金錢的統治取代了此前一切形式的統治，金錢的關係取代了此前一切形式的人的關係，金錢成為衡量一切的價值標準。在金錢的基礎上，以往的“階級國家”消亡了，讓位於“第三等級”領導“全民”建立的“民主社會”，所有的等級、血統或種族的差別，如今都在金錢的光照下消失殆盡，而所謂的民主政治，實質上便是擁有金錢的第三等級所操控的金錢獨裁的政治。“世界都市意味著世界主義取代了‘故鄉’，冷酷的務實取代了對傳統和時代的尊敬，科學的非宗教變成了古老的內心宗教的僵死代表，‘社會’取代了國家，自然權利取代了力爭得來的權利。羅馬人勝過希臘人的地方，就在於把金錢看作是無機的和抽象的量，整個地與豐饒的大地及原始價值無關。從此之後，任何高尚的生活理想基本上都變成了金錢的問題。”
根本上說，文明或世界城市的出現意味著人類醒覺意識已發展到最高階段，是人身上的小宇宙的因素對大宇宙的因素的徹底排斥，是“命運”的情感的逐漸萎縮和智性的“張力”的無限擴大，從此人類心智進入了理性主義的時代，抽象的概念取代了活生生的生命世界，機器與技術開始統治人類，成為新世界的暴君，生活的詩意已為單調的工作所取代，生命的創造力和想像力已陷於枯竭，連人類生命本身，也退化和衰弱到了“不育”的狀態。“當存在完全地失去了根基，而覺醒的存在完全緊張起來的時候，會有一種現象突然出現在歷史的亮光之中，這一現象早就秘密地醞釀成熟，隻是現在才出來結束這齣戲劇——這就是文明人的不育狀態。這不是能夠把握為一種簡單的因果律那樣的東西（就像現代科學十分自然地試圖把握的那樣）；它應被理解為一種本質上向死的形而上的轉折。世界城市的最後人類不再想活下去——作為一個個體，他可能對生活還有所依戀，但作為一種類型，作為一個集合體，情形就決非這樣了，因為這種集體生存的一個特徵就是，它消除了對死亡的恐懼。……再也不會有孩子了，這並不是因為不能生育了，而主要地是因為處於強度之頂峰的理智再也找不到需要有孩子的理由了。讀者可以試著用農民的心靈設身處地地想一想。他從原始時代起就坐在自己的地盤上，他牢牢地抓住他的地盤，用他的血氣堅守著它。他作為他的祖先的後代和作為未來後代的祖先，生根在土地上。……隻有從這一神秘的定居信念中，循環的各個重要的轉折階段——繁殖、生和死——才會派生出形而上的驚奇因素，這種因素集中體現在一切束縛於土地的人們所具有的習俗和宗教的象徵主義中。對於‘最後的人’來說，所有這一切都已成為不復返的過去。”
文明階段的最後表現就是“愷撒主義”或帝國主義。斯賓格勒視“愷撒主義”為文化或文明發展的最後一幕，是從古老的有機形式向徹底的“無形式”、向原始狀態、向宇宙的無歷史的狀態的倒退。在政治上，不論其政府有什麽樣的憲政結構，權力的行使都集中在愷撒式的人物手上，而他們的出現乃是世界城市中心製和金錢的無機邏輯發展到極致的結果，就在金錢和才智在世界城市中歡呼它們最偉大也是最後的勝利的時候，“無觀念的事實立即重新出現了，它們是赤裸的、巨大的。永恆的－宇宙的脈動終於克服了數世紀的才智張力。金錢以民主政治的形式贏得了勝利。有一段時期，政治簡直就是金錢的獨占範圍。但是，一當金錢摧毀了那一文化的舊秩序，混亂立刻就催生出了一種新的、壓倒一切的因素，滲透到生成的各種成分中——這就是愷撒類型的人物。在他們的麵前，金錢的勢力崩潰了。帝國時代，在每一文化中都一樣，意味著心智和金錢的政治的終結。血統的力量，未受破壞的身體力量，恢復了其古老的統治地位。‘種族性’湧現出來了，純粹而不可抗拒——強者取得勝利，渣滓則淪為他們的戰利品。他們統管著世界，書本和問題的領域僵化了，或從記憶中消失了。從這時起，新的命運借前文化時期的類型重新成為可能，並顯現在意識麵前，絲毫沒有因果律的偽裝。”
城市是才智，世界城市是“自由的”才智。正是在反抗血統和傳統的“封建”勢力的過程中，市民或資產階級這一才智的階級，才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單獨存在，它以理性的名義，尤其是以“人民”的名義，推翻王權，限製舊特權，從此以後，“人民”就特別地意指城市的人民。民主是城裏人要求農民也具有與之相同的世界觀的一種政治形式。城市中的才智之士改革了文化青春時期的偉大宗教，在貴族和僧侶的舊宗教以外建立了一個“新宗教”，即第三等級的宗教，那就是“自由科學”。
在脫離了土地的世界城市中，金錢成了世界的主宰，金錢的統治取代了此前一切形式的統治，金錢的關係取代了此前一切形式的人的關係，金錢成為衡量一切的價值標準。在金錢的基礎上，以往的“階級國家”消亡了，讓位於“第三等級”領導“全民”建立的“民主社會”，所有的等級、血統或種族的差別，如今都在金錢的光照下消失殆盡，而所謂的民主政治，實質上便是擁有金錢的第三等級所操控的金錢獨裁的政治。“世界都市意味著世界主義取代了‘故鄉’，冷酷的務實取代了對傳統和時代的尊敬，科學的非宗教變成了古老的內心宗教的僵死代表，‘社會’取代了國家，自然權利取代了力爭得來的權利。羅馬人勝過希臘人的地方，就在於把金錢看作是無機的和抽象的量，整個地與豐饒的大地及原始價值無關。從此之後，任何高尚的生活理想基本上都變成了金錢的問題。”
根本上說，文明或世界城市的出現意味著人類醒覺意識已發展到最高階段，是人身上的小宇宙的因素對大宇宙的因素的徹底排斥，是“命運”的情感的逐漸萎縮和智性的“張力”的無限擴大，從此人類心智進入了理性主義的時代，抽象的概念取代了活生生的生命世界，機器與技術開始統治人類，成為新世界的暴君，生活的詩意已為單調的工作所取代，生命的創造力和想像力已陷於枯竭，連人類生命本身，也退化和衰弱到了“不育”的狀態。“當存在完全地失去了根基，而覺醒的存在完全緊張起來的時候，會有一種現象突然出現在歷史的亮光之中，這一現象早就秘密地醞釀成熟，隻是現在才出來結束這齣戲劇——這就是文明人的不育狀態。這不是能夠把握為一種簡單的因果律那樣的東西（就像現代科學十分自然地試圖把握的那樣）；它應被理解為一種本質上向死的形而上的轉折。世界城市的最後人類不再想活下去——作為一個個體，他可能對生活還有所依戀，但作為一種類型，作為一個集合體，情形就決非這樣了，因為這種集體生存的一個特徵就是，它消除了對死亡的恐懼。……再也不會有孩子了，這並不是因為不能生育了，而主要地是因為處於強度之頂峰的理智再也找不到需要有孩子的理由了。讀者可以試著用農民的心靈設身處地地想一想。他從原始時代起就坐在自己的地盤上，他牢牢地抓住他的地盤，用他的血氣堅守著它。他作為他的祖先的後代和作為未來後代的祖先，生根在土地上。……隻有從這一神秘的定居信念中，循環的各個重要的轉折階段——繁殖、生和死——才會派生出形而上的驚奇因素，這種因素集中體現在一切束縛於土地的人們所具有的習俗和宗教的象徵主義中。對於‘最後的人’來說，所有這一切都已成為不復返的過去。”
文明階段的最後表現就是“愷撒主義”或帝國主義。斯賓格勒視“愷撒主義”為文化或文明發展的最後一幕，是從古老的有機形式向徹底的“無形式”、向原始狀態、向宇宙的無歷史的狀態的倒退。在政治上，不論其政府有什麽樣的憲政結構，權力的行使都集中在愷撒式的人物手上，而他們的出現乃是世界城市中心製和金錢的無機邏輯發展到極致的結果，就在金錢和才智在世界城市中歡呼它們最偉大也是最後的勝利的時候，“無觀念的事實立即重新出現了，它們是赤裸的、巨大的。永恆的－宇宙的脈動終於克服了數世紀的才智張力。金錢以民主政治的形式贏得了勝利。有一段時期，政治簡直就是金錢的獨占範圍。但是，一當金錢摧毀了那一文化的舊秩序，混亂立刻就催生出了一種新的、壓倒一切的因素，滲透到生成的各種成分中——這就是愷撒類型的人物。在他們的麵前，金錢的勢力崩潰了。帝國時代，在每一文化中都一樣，意味著心智和金錢的政治的終結。血統的力量，未受破壞的身體力量，恢復了其古老的統治地位。‘種族性’湧現出來了，純粹而不可抗拒——強者取得勝利，渣滓則淪為他們的戰利品。他們統管著世界，書本和問題的領域僵化了，或從記憶中消失了。從這時起，新的命運借前文化時期的類型重新成為可能，並顯現在意識麵前，絲毫沒有因果律的偽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