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更傾向於這樣一種看法，即斯賓格勒的歷史哲學的思想與其說是來自於跟同時代的一種交流和互動，不如說是來自於一種傳統，來自於德意誌民族歷史觀念中的一種“血統”，這就是，強調對歷史的直覺，強調生命對整體的歷史意義的通觀，強調以想像和象徵的方式對具體的歷史事件或文化產品作形而上的鳥瞰；如果我們非要說他與同時代有一種互動的話，那這個互動的對象不是狄爾泰或布克哈特，而恰恰是達爾文主義。斯賓格勒喜歡說空間是時間的一個“反概念”這樣的話，用他的這個說法來描述他與達爾文主義的關係可能是最恰當不過的：他的歷史的有機循環論恰好便是達爾文主義的“古代－中古－近代”模式的一個“反概念”或“反圖象”，因為如果我們可以從進化的角度來看待有機體的發展的話，那麽，從衰落或死亡的角度來看待這一進程，又何嚐不可以呢！然而，必須注意，斯賓格勒對達爾文主義的進化論模式的這種逆寫，運用的恰恰是19世紀上半葉的生物學精神，即將每一生命（文化）有機體視作是一個獨立的單位（而非視作某一進化係列中的一個環節），有自己的生命周期，有自己的循環過程，或者說，有著自身的命運的必然性。他的歷史主義是神學式的、啟示錄式的、浪漫主義的，而非批判的、或如狄爾泰那樣以“歷史理性”的方式所要求的“歷史地理解”。
再看一下斯賓格勒作為一位文化哲學家的精神譜係。
斯賓格勒稱他的哲學為“世界歷史形態學”，而他所謂的“世界歷史”，不是傳統史學所關注的政治史和製度史，而就是文化史，他稱“世界歷史”就是各種文化的“集體傳記”，而文化就是貫穿於過去和未來的世界歷史的“原初現象”。因而，從本質上說，斯賓格勒的歷史研究其實就是文化史研究，是他所謂的文化的“形態學”研究。
一般地說，在歷史中進行文化的研究可以有三個基本的方向：一種是把文化現象當作歷史研究的一個領域作專史的研究，如啟蒙時代伏爾泰的《風俗論》（1756年），以及19世紀以來比較興盛的各類藝術史、文明史研究，這類研究所關注的主要地還是文化本身，還是把文化藝術史視作是整個歷史研究的一種補充或充實，亦即在潛意識中仍視政治史、製度史等為歷史研究的主體；另一種則是強調一般歷史研究的文化方麵，強調歷史研究應包括政治史、製度史以外的更廣闊的領域，尤其是文化的領域，例如布克哈特就主張打破傳統史學的狹窄的眼界，把歷史研究的領域擴展到人類活動的各個方麵，他的《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1860年）就分別從政治製度、時代精神、學術運動、科學與文藝傾向、社會生活、道德與宗教等方麵對義大利文藝復興的歷史作了全麵的考察，這一研究與第一種專史研究的不同，就在於它反映了歷史觀念的一個巨大變化，即從代表貴族意識形態的局部歷史視野中開出了一種代表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總體歷史視野。
除以上兩種研究方向以外，還有第三種方向，就是對歷史的一種文化研究，即強調以文化的視角來透視整個歷史的發展，這是一種透視主義的歷史觀，它把人類的一切活動，政治、軍事、經濟、科學、藝術等等，全納入一個文化的視角中加以考察，視它們是同一文化精神在不同方麵的體現。18世紀的維柯的《新科學》是這種歷史研究或文化研究的開創之作，他視人類的一切社會製度和文明體係（所謂的“民政世界”或“人造的世界”）皆是由一些“民族共同性”，如宗教、婚姻和埋葬等發展而來，而各民族之所以皆有這些共同性，乃是因為它們都是基於一種共同的人性，即原始民族的“詩性”，故而，從這種原始的詩性出發，就可以探求到人類歷史演進的本質和規律，也就是說，人類歷史的那一切表現或現象，從政治、法律、倫理、哲學、宗教到科學等，皆可以在一個總體的框架內加以研究和考察。斯賓格勒的所謂“世界歷史形態學”就屬於這種歷史研究和文化研究。
維柯的“新科學”當時在義大利本土和法國皆未引起注意，隻是到18世紀末，德國啟蒙運動的主將之一赫爾德才發現了他的價值，19世紀，維柯在德國已擁有了大批的追隨者，他的文化有機體的思想經由赫爾德闡發後已成為德國文化史研究中的主流傾向。說斯賓格勒對維柯一無所知，可能難以令人信服，可他在《西方的沒落》中對維柯隻字未提，這的確是一個令人不解的“遺漏”，這中間究竟有什麽蹊蹺，還是留待好事者去考證吧。
不過，有一點卻是明確的：斯賓格勒的文化哲學的思想不隻有從維柯到赫爾德和歌德這一個源頭。斯賓格勒的文化理論有兩個重要的理念：一是把文化視作一個有機體，需要以“形態學”的方法加以研究，剛剛已經提到，這是啟蒙時代以來德國文化思考的一個傳統，從赫爾德到歌德、黑格爾再到浪漫派及狄爾泰等，皆持有這一觀念；另一個則是他的“世界歷史”的觀念，認為世界上不隻有一種文化，而是有多種文化，它們各有自身的歷史，但又遵循著有機體發展的共同節奏，故而，世界歷史的形態學研究，其實就是對各種文化形態作比較的研究。這第二種觀念其實也暗含於文化有機論的思想中，在赫爾德的民間文學研究中，在歌德的“世界文學”概念中，我們皆可看到文化多元論的跡象。但是，對於斯賓格勒來說，這一觀念還有一個重要的源頭極少受到人們的注意，因為它不是源自於某個主流的傳統，而是源自於在當時還處於初生時期的一門新興學科——人類學。可以確定地說，斯賓格勒的文化多元的觀念直接地受到了當時的德國人類學研究的影響，其中人類學家弗洛貝尼烏斯的影響最為明顯。
再看一下斯賓格勒作為一位文化哲學家的精神譜係。
斯賓格勒稱他的哲學為“世界歷史形態學”，而他所謂的“世界歷史”，不是傳統史學所關注的政治史和製度史，而就是文化史，他稱“世界歷史”就是各種文化的“集體傳記”，而文化就是貫穿於過去和未來的世界歷史的“原初現象”。因而，從本質上說，斯賓格勒的歷史研究其實就是文化史研究，是他所謂的文化的“形態學”研究。
一般地說，在歷史中進行文化的研究可以有三個基本的方向：一種是把文化現象當作歷史研究的一個領域作專史的研究，如啟蒙時代伏爾泰的《風俗論》（1756年），以及19世紀以來比較興盛的各類藝術史、文明史研究，這類研究所關注的主要地還是文化本身，還是把文化藝術史視作是整個歷史研究的一種補充或充實，亦即在潛意識中仍視政治史、製度史等為歷史研究的主體；另一種則是強調一般歷史研究的文化方麵，強調歷史研究應包括政治史、製度史以外的更廣闊的領域，尤其是文化的領域，例如布克哈特就主張打破傳統史學的狹窄的眼界，把歷史研究的領域擴展到人類活動的各個方麵，他的《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1860年）就分別從政治製度、時代精神、學術運動、科學與文藝傾向、社會生活、道德與宗教等方麵對義大利文藝復興的歷史作了全麵的考察，這一研究與第一種專史研究的不同，就在於它反映了歷史觀念的一個巨大變化，即從代表貴族意識形態的局部歷史視野中開出了一種代表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總體歷史視野。
除以上兩種研究方向以外，還有第三種方向，就是對歷史的一種文化研究，即強調以文化的視角來透視整個歷史的發展，這是一種透視主義的歷史觀，它把人類的一切活動，政治、軍事、經濟、科學、藝術等等，全納入一個文化的視角中加以考察，視它們是同一文化精神在不同方麵的體現。18世紀的維柯的《新科學》是這種歷史研究或文化研究的開創之作，他視人類的一切社會製度和文明體係（所謂的“民政世界”或“人造的世界”）皆是由一些“民族共同性”，如宗教、婚姻和埋葬等發展而來，而各民族之所以皆有這些共同性，乃是因為它們都是基於一種共同的人性，即原始民族的“詩性”，故而，從這種原始的詩性出發，就可以探求到人類歷史演進的本質和規律，也就是說，人類歷史的那一切表現或現象，從政治、法律、倫理、哲學、宗教到科學等，皆可以在一個總體的框架內加以研究和考察。斯賓格勒的所謂“世界歷史形態學”就屬於這種歷史研究和文化研究。
維柯的“新科學”當時在義大利本土和法國皆未引起注意，隻是到18世紀末，德國啟蒙運動的主將之一赫爾德才發現了他的價值，19世紀，維柯在德國已擁有了大批的追隨者，他的文化有機體的思想經由赫爾德闡發後已成為德國文化史研究中的主流傾向。說斯賓格勒對維柯一無所知，可能難以令人信服，可他在《西方的沒落》中對維柯隻字未提，這的確是一個令人不解的“遺漏”，這中間究竟有什麽蹊蹺，還是留待好事者去考證吧。
不過，有一點卻是明確的：斯賓格勒的文化哲學的思想不隻有從維柯到赫爾德和歌德這一個源頭。斯賓格勒的文化理論有兩個重要的理念：一是把文化視作一個有機體，需要以“形態學”的方法加以研究，剛剛已經提到，這是啟蒙時代以來德國文化思考的一個傳統，從赫爾德到歌德、黑格爾再到浪漫派及狄爾泰等，皆持有這一觀念；另一個則是他的“世界歷史”的觀念，認為世界上不隻有一種文化，而是有多種文化，它們各有自身的歷史，但又遵循著有機體發展的共同節奏，故而，世界歷史的形態學研究，其實就是對各種文化形態作比較的研究。這第二種觀念其實也暗含於文化有機論的思想中，在赫爾德的民間文學研究中，在歌德的“世界文學”概念中，我們皆可看到文化多元論的跡象。但是，對於斯賓格勒來說，這一觀念還有一個重要的源頭極少受到人們的注意，因為它不是源自於某個主流的傳統，而是源自於在當時還處於初生時期的一門新興學科——人類學。可以確定地說，斯賓格勒的文化多元的觀念直接地受到了當時的德國人類學研究的影響，其中人類學家弗洛貝尼烏斯的影響最為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