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他作為歷史哲學家的一麵。
歷史作為對過去事件的記述古已有之，但歷史哲學作為對歷史的意義、歷史理解的性質及歷史認識的方法的一種“形而上”思考，卻是近代以後的事。從18世紀初到19世紀末，西方歷史科學及歷史觀念的發展經歷了諸多的變化，而這些變化體現在歷史哲學中便是各種觀念的更迭，如世界主義的史學與民族主義的史學、實證主義史學與思辯的史學、政治史與文化史、進步論的史學模式與歷史主義的史學模式，等等。
一般地，義大利學者維柯的《新科學》（1725年）的麵世被視作是近代歷史哲學出現的標誌，然則，在18世紀，主宰著歐洲歷史研究的乃是法、德兩國的啟蒙主義史學，雖然皆名之為“啟蒙主義史學”，但在基本傾向和研究方法上各有不同：前者是一種批判的理性主義史學，一方麵以進步論的觀念對（過去）歷史採取一種非歷史主義的態度，另一方麵則是懷著對普遍必然性的確信深信人類歷史的發展遵循著共同的規律；後者則是一種同情的歷史主義史學，強調沿著維柯的道路，擯棄法國式的抽象的理性原則，以移情的方式去理解人類的各種歷史和文化。德國的這種歷史主義傾向到19世紀上半葉的浪漫主義史學中更是成為了主流。
大體來說，浪漫主義史學至少在三個方麵與18世紀的理性主義史學不同。第一，以“有機體”的觀念取代機械的因果觀念。如果說17、18世紀的科學女王是數學和物理學，那麽，19世紀居於這一位置的無疑當是生物學。並且，如同18世紀的理性主義史學深受數學和物理學的研究模型的啟示一樣，19世紀的浪漫主義史學亦深受生物學的模型的影響，“有機體”的觀念就是從生物學中借過來的。依據這一觀念，人類社會及其文化的發展猶如植物的生長一樣，不是因果的直線式進行，而是自身作為一個自足的整體，依循從出生到衰老與死亡的進程不斷地自我循環。每一個社會，每一種文化，都是一個有機體，各有自身的精神，各依循自身的內在必然性向前發展。第二，以“發展”的觀念取代“進步”的觀念。浪漫主義者認為，理性主義的進步論是一種淺薄的樂觀主義，是以一種抽象的理性原則去統攝人類歷史的多樣性的結果，更是對待歷史的一種非歷史的態度；實際上，一個時代的價值並不是作為另一個時代的先導而存在，而是具有自己的時代精神，具有自身存在的價值，一個時代的歷史就是這種精神或價值在自身內部的展開或發展。第三，以民族史或國家史的觀念取代世界史的觀念。18世紀的史學著述中固然有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這樣的斷代史力作，但在一般的史學觀念中，人們更鍾情於一種世界主義的框架，因為那時的歷史寫作的一個共同理想，就是要尋找人類社會發展的共同規律，按照一個抽象的理性原則將人類歷史總體地劃分為幾個時代或階段，以描畫出一個簡潔、清晰的世界歷史圖象。到18世紀末，這種世界主義甚至演化為一種西歐中心論，即以歐洲歷史的發展進程來編排和評判其他地區的歷史。到19世紀的浪漫主義史學中，這種世界主義和西歐中心論逐漸演變為一種國家主義或民族主義史學觀，德國近代史學的奠基人之一蘭克（他也受到實證史學的方法的影響）及蘭克學派、以及蘭克之後的普魯士學派，都是這種史學的代表。在這裏，史學研究成為確立國家或民族認同的重要手段。
浪漫主義史學得益於生物學甚多，可也因生物學而受到重挫。1859年，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迅即便有人將進化論運用於人類社會及歷史的研究，已被浪漫主義史學所拋棄的進步論原則重新得勢：人類學應運而生，以進化的直線框架去建構史前社會的圖象；實證主義史學風行一時，堅信透過科學的方法，終可探得歷史之真相；歐洲中心論與自由主義進一步結合，視現今歐洲的自由、民主製度為最佳的政治選擇。歷史主義在科學主義的浪潮下背上空疏、浮誇的惡名。
然則，對於德國人而言，普魯士傳統仍散發著迷人的魅力，即便是在達爾文主義甚囂塵上的時候，仍有少數史家不為所動，逆流而上，要在自然科學的領地之外為史學另闢一片天地，一方麵針對舊的歷史主義過分局限於政治史而強調文化史的研究，另一方麵則針對科學主義在經驗的因果認識中尋求普遍性的意誌而強調在理解和體驗的基礎上重建歷史科學和文化科學。李凱爾特（rickert）、狄爾泰（dilthey）、布克哈特（burckhardt）等等就是其中的中流砥柱。
以上所及，皆是（德國）史學界內部的風潮湧動，那麽，與世隔離、在大學建製內默默無名的斯賓格勒與這些潮流有何關係呢？我們無從以實證的考索去探究這一問題，或從中得出結論，說斯賓格勒受到了何人的什麽觀點的影響，但我們需要明確一點，斯賓格勒是在近乎與世隔離的狀態下進行《西方的沒落》的寫作的，故而，即便是受到了誰的影響，也基本上是通過閱讀發生的。再者，從《西方的沒落》本身來看，斯賓格勒似乎對達爾文主義的實證史學的了解要超過他對同時代的與其觀念相近的思想家的了解，例如，他對李凱爾特、狄爾泰就隻字未提，對布克哈特也隻是偶有提及，甚至深為歷史主義史學所鍾情，且與他的循環史觀甚為接近的維柯，在他的書中也不見蹤影，倒是中世紀的喬基姆（joachim）的神學歷史框架在他的筆下頻頻出現。在同時代的人當中，為斯賓格勒所推崇和常常引用的，恰恰是一些具有實證風格的史學家，如著名的東方學者和古代史家愛德華·邁耶爾，希臘史家伯洛赫（beloch），羅馬史家蒙森（mommsen）等。不過，這並不表明他的歷史哲學的觀念受到了他們的影響，在他的眼裏，他們隻是偉大的史學家而已。因此，當我們去考量斯賓格勒的歷史哲學的觀念的源頭的時候，更需要有一種概觀的眼光，而不是實證的索引。
歷史作為對過去事件的記述古已有之，但歷史哲學作為對歷史的意義、歷史理解的性質及歷史認識的方法的一種“形而上”思考，卻是近代以後的事。從18世紀初到19世紀末，西方歷史科學及歷史觀念的發展經歷了諸多的變化，而這些變化體現在歷史哲學中便是各種觀念的更迭，如世界主義的史學與民族主義的史學、實證主義史學與思辯的史學、政治史與文化史、進步論的史學模式與歷史主義的史學模式，等等。
一般地，義大利學者維柯的《新科學》（1725年）的麵世被視作是近代歷史哲學出現的標誌，然則，在18世紀，主宰著歐洲歷史研究的乃是法、德兩國的啟蒙主義史學，雖然皆名之為“啟蒙主義史學”，但在基本傾向和研究方法上各有不同：前者是一種批判的理性主義史學，一方麵以進步論的觀念對（過去）歷史採取一種非歷史主義的態度，另一方麵則是懷著對普遍必然性的確信深信人類歷史的發展遵循著共同的規律；後者則是一種同情的歷史主義史學，強調沿著維柯的道路，擯棄法國式的抽象的理性原則，以移情的方式去理解人類的各種歷史和文化。德國的這種歷史主義傾向到19世紀上半葉的浪漫主義史學中更是成為了主流。
大體來說，浪漫主義史學至少在三個方麵與18世紀的理性主義史學不同。第一，以“有機體”的觀念取代機械的因果觀念。如果說17、18世紀的科學女王是數學和物理學，那麽，19世紀居於這一位置的無疑當是生物學。並且，如同18世紀的理性主義史學深受數學和物理學的研究模型的啟示一樣，19世紀的浪漫主義史學亦深受生物學的模型的影響，“有機體”的觀念就是從生物學中借過來的。依據這一觀念，人類社會及其文化的發展猶如植物的生長一樣，不是因果的直線式進行，而是自身作為一個自足的整體，依循從出生到衰老與死亡的進程不斷地自我循環。每一個社會，每一種文化，都是一個有機體，各有自身的精神，各依循自身的內在必然性向前發展。第二，以“發展”的觀念取代“進步”的觀念。浪漫主義者認為，理性主義的進步論是一種淺薄的樂觀主義，是以一種抽象的理性原則去統攝人類歷史的多樣性的結果，更是對待歷史的一種非歷史的態度；實際上，一個時代的價值並不是作為另一個時代的先導而存在，而是具有自己的時代精神，具有自身存在的價值，一個時代的歷史就是這種精神或價值在自身內部的展開或發展。第三，以民族史或國家史的觀念取代世界史的觀念。18世紀的史學著述中固然有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這樣的斷代史力作，但在一般的史學觀念中，人們更鍾情於一種世界主義的框架，因為那時的歷史寫作的一個共同理想，就是要尋找人類社會發展的共同規律，按照一個抽象的理性原則將人類歷史總體地劃分為幾個時代或階段，以描畫出一個簡潔、清晰的世界歷史圖象。到18世紀末，這種世界主義甚至演化為一種西歐中心論，即以歐洲歷史的發展進程來編排和評判其他地區的歷史。到19世紀的浪漫主義史學中，這種世界主義和西歐中心論逐漸演變為一種國家主義或民族主義史學觀，德國近代史學的奠基人之一蘭克（他也受到實證史學的方法的影響）及蘭克學派、以及蘭克之後的普魯士學派，都是這種史學的代表。在這裏，史學研究成為確立國家或民族認同的重要手段。
浪漫主義史學得益於生物學甚多，可也因生物學而受到重挫。1859年，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迅即便有人將進化論運用於人類社會及歷史的研究，已被浪漫主義史學所拋棄的進步論原則重新得勢：人類學應運而生，以進化的直線框架去建構史前社會的圖象；實證主義史學風行一時，堅信透過科學的方法，終可探得歷史之真相；歐洲中心論與自由主義進一步結合，視現今歐洲的自由、民主製度為最佳的政治選擇。歷史主義在科學主義的浪潮下背上空疏、浮誇的惡名。
然則，對於德國人而言，普魯士傳統仍散發著迷人的魅力，即便是在達爾文主義甚囂塵上的時候，仍有少數史家不為所動，逆流而上，要在自然科學的領地之外為史學另闢一片天地，一方麵針對舊的歷史主義過分局限於政治史而強調文化史的研究，另一方麵則針對科學主義在經驗的因果認識中尋求普遍性的意誌而強調在理解和體驗的基礎上重建歷史科學和文化科學。李凱爾特（rickert）、狄爾泰（dilthey）、布克哈特（burckhardt）等等就是其中的中流砥柱。
以上所及，皆是（德國）史學界內部的風潮湧動，那麽，與世隔離、在大學建製內默默無名的斯賓格勒與這些潮流有何關係呢？我們無從以實證的考索去探究這一問題，或從中得出結論，說斯賓格勒受到了何人的什麽觀點的影響，但我們需要明確一點，斯賓格勒是在近乎與世隔離的狀態下進行《西方的沒落》的寫作的，故而，即便是受到了誰的影響，也基本上是通過閱讀發生的。再者，從《西方的沒落》本身來看，斯賓格勒似乎對達爾文主義的實證史學的了解要超過他對同時代的與其觀念相近的思想家的了解，例如，他對李凱爾特、狄爾泰就隻字未提，對布克哈特也隻是偶有提及，甚至深為歷史主義史學所鍾情，且與他的循環史觀甚為接近的維柯，在他的書中也不見蹤影，倒是中世紀的喬基姆（joachim）的神學歷史框架在他的筆下頻頻出現。在同時代的人當中，為斯賓格勒所推崇和常常引用的，恰恰是一些具有實證風格的史學家，如著名的東方學者和古代史家愛德華·邁耶爾，希臘史家伯洛赫（beloch），羅馬史家蒙森（mommsen）等。不過，這並不表明他的歷史哲學的觀念受到了他們的影響，在他的眼裏，他們隻是偉大的史學家而已。因此，當我們去考量斯賓格勒的歷史哲學的觀念的源頭的時候，更需要有一種概觀的眼光，而不是實證的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