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30年代後，魏瑪共和國的短暫生命也告壽終正寢，國家主義和種族主義甚囂塵上，以希特勒為黨魁的國家社會黨正在逐步攫取國家權力。麵對這樣的時局，憂心忡忡的斯賓格勒又一次涉足於政治。1933年，他出版了《關鍵的時刻》一書，再次對納粹黨的種族理論加以拒斥，對德國人的政治狂熱善言相勸。但是，《關鍵的時刻》是一部思想傾向曖昧不清的著作，其中雖表示了對德國納粹的種族主義的不屑，可他卻對義大利墨索裏尼的法西斯主義表現出了某種有限的認同，稱墨索裏尼是西方文明的“愷撒主義”時期強人政治的代表；尤其是，他還把“白色人種”和“有色人種”對立起來，強調歐洲世界應團結起來，去應對外部民族的戰爭威脅，而德國在這一反抗有色人種革命的鬥爭中，理應充當先鋒，因為德國人是白種人中最有血氣、最強壯的種族，其原始的好戰的傳統美德將可為抵抗新的野蠻人、捍衛西方的浮士德文明發揮最重要的作用。
《關鍵的時刻》剛出版時，並未受到納粹黨人的注意，所以在很短的時間裏，銷路直線上升。直到三個月以後，納粹當局才明令禁止該書的發售，並不準所有報章雜誌提及斯賓格勒的名字。他又一次退回到書齋，繼續他在20年代即已開始的形而上的歷史研究。1935年，他發表了生前的最後一部著作《歷史世界》，探討人類最早期的文化發展。但這本書更像是一個未完成稿，對歷史的認識也了無新意，那個靠觀相的直覺進行歷史思考的思想家已血氣耗盡，暮年的氣象已赫然紙上。
1936年5月8日，斯賓格勒因突發心髒病溘然去世，這位偉大的哲學家就這樣走完了其孤獨的一生。
二、斯賓格勒的思想譜係
雖然說斯賓格勒直言他的哲學是為20世紀、為未來而寫，可他地地道道地是“屬於”19世紀的哲學家。請比較一下他跟同時期的另外兩位深深影響著20世紀的德國人吧！這就是弗洛伊德和海德格爾。前者的《釋夢》出版於1900年，後者的《存在與時間》出版於1927年，雖則兩者之間少有交叉之處，但他們應屬於斯賓格勒意義上的“同時代人”，他們的論題、他們的方法、他們的思想，不論與傳統的淵源有多深刻，無一不是20世紀的，或者說是在20世紀的精神風格和思維類型上所進行的建構。可斯賓格勒的哲學，不論在觀念上、方法上，還是在表述風格上，皆是紮根於19世紀的，即便其具有革命性的比較形態學觀念，也流淌著19世紀德國思想的血液。因此，對於斯賓格勒而言，為他的思想作一譜係學的梳理，就遠不隻是提供一個外在的理論背景的問題，而是這本身就是對他的一種理解。
斯賓格勒稱他的哲學為“世界歷史形態學”，這一形態學的確立有待於三個概念。第一，作為一個有機體的“生命”概念，即把“生命”或宇宙存在視作是一個有機的活物，有生有死，有其節奏和命運，亦有其綿延的周期和表現的形式，不論是植物的生命，還是人的生命，莫不如此。第二，作為一種形態學的“文化”概念。就是說，有意識的生命作為一種活的存在總是要表現自身，文化即是生命表現的容器，是貫穿於過去與未來的人類歷史的基本現象，每一文化的本質與命運皆是與生活於該文化中的生命的種族性相聯繫的，生命把自身表現為各種形式，形成為各種象徵，而這些形式和象徵作為生命歷史的基本現象，在同一文化整體中構成為一種形態學的關係。故而，同一文化的政治方麵與數學方麵之間，宗教概念與技術概念之間，數學、音樂和雕塑之間，經濟學與認知形式之間，都顯示出一種深刻的形態學的關係，並以這樣的關係象徵性地體現著特定人類的生命本質。第三，作為一種比較形態學的“世界歷史”的概念。斯賓格勒認為，所謂的世界歷史，即是各種文化的“集體傳記”。如同生命是一個有機體一樣，每一種文化也是一個有機體，它有自己的觀念、自己的情慾、自己的願望和情感以及自己的死亡，當這些東西把自己訴諸於各種形式和象徵的時候，就形成了各自文化的觀相的方麵，或者說各自文化有關世界的歷史圖象，由此，斯賓格勒說，世上不隻有一種雕刻、一種繪畫、一種數學、一種物理學，而是有很多種，在本質的最深處，它們各不相同，各有自己的生命期限，且各自獨立；並且，如同每個生命都要經歷從出生到成熟以至衰落和死亡一樣，每一文化也都要經歷這樣的階段，而在同一階段，不同生命的文化表現總是相同的，因為它們有著生物進化意義上的“同源性”，因此，在不同文化之間，就具有了“類比”的可能性，隻要我們具有一種觀相的慧眼，便能找到處於同一發展階段的不同文化之間的這種“同源”關係，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斯賓格勒又把他的“世界歷史形態學”稱之為“文化的比較形態學”。
以上的三個概念正好顯示了斯賓格勒的三個麵相，即斯賓格勒作為一個生命哲學家、作為一個文化哲學家和作為一個歷史哲學家。我們對於他的精神譜係的梳理就從這三個方麵入手，不過順序作了一個顛倒，因為在這三種形象中，“歷史哲學家”和“文化哲學家”是他顯特色的一麵，而“生命哲學家”是他最乏善可陳的一麵。
《關鍵的時刻》剛出版時，並未受到納粹黨人的注意，所以在很短的時間裏，銷路直線上升。直到三個月以後，納粹當局才明令禁止該書的發售，並不準所有報章雜誌提及斯賓格勒的名字。他又一次退回到書齋，繼續他在20年代即已開始的形而上的歷史研究。1935年，他發表了生前的最後一部著作《歷史世界》，探討人類最早期的文化發展。但這本書更像是一個未完成稿，對歷史的認識也了無新意，那個靠觀相的直覺進行歷史思考的思想家已血氣耗盡，暮年的氣象已赫然紙上。
1936年5月8日，斯賓格勒因突發心髒病溘然去世，這位偉大的哲學家就這樣走完了其孤獨的一生。
二、斯賓格勒的思想譜係
雖然說斯賓格勒直言他的哲學是為20世紀、為未來而寫，可他地地道道地是“屬於”19世紀的哲學家。請比較一下他跟同時期的另外兩位深深影響著20世紀的德國人吧！這就是弗洛伊德和海德格爾。前者的《釋夢》出版於1900年，後者的《存在與時間》出版於1927年，雖則兩者之間少有交叉之處，但他們應屬於斯賓格勒意義上的“同時代人”，他們的論題、他們的方法、他們的思想，不論與傳統的淵源有多深刻，無一不是20世紀的，或者說是在20世紀的精神風格和思維類型上所進行的建構。可斯賓格勒的哲學，不論在觀念上、方法上，還是在表述風格上，皆是紮根於19世紀的，即便其具有革命性的比較形態學觀念，也流淌著19世紀德國思想的血液。因此，對於斯賓格勒而言，為他的思想作一譜係學的梳理，就遠不隻是提供一個外在的理論背景的問題，而是這本身就是對他的一種理解。
斯賓格勒稱他的哲學為“世界歷史形態學”，這一形態學的確立有待於三個概念。第一，作為一個有機體的“生命”概念，即把“生命”或宇宙存在視作是一個有機的活物，有生有死，有其節奏和命運，亦有其綿延的周期和表現的形式，不論是植物的生命，還是人的生命，莫不如此。第二，作為一種形態學的“文化”概念。就是說，有意識的生命作為一種活的存在總是要表現自身，文化即是生命表現的容器，是貫穿於過去與未來的人類歷史的基本現象，每一文化的本質與命運皆是與生活於該文化中的生命的種族性相聯繫的，生命把自身表現為各種形式，形成為各種象徵，而這些形式和象徵作為生命歷史的基本現象，在同一文化整體中構成為一種形態學的關係。故而，同一文化的政治方麵與數學方麵之間，宗教概念與技術概念之間，數學、音樂和雕塑之間，經濟學與認知形式之間，都顯示出一種深刻的形態學的關係，並以這樣的關係象徵性地體現著特定人類的生命本質。第三，作為一種比較形態學的“世界歷史”的概念。斯賓格勒認為，所謂的世界歷史，即是各種文化的“集體傳記”。如同生命是一個有機體一樣，每一種文化也是一個有機體，它有自己的觀念、自己的情慾、自己的願望和情感以及自己的死亡，當這些東西把自己訴諸於各種形式和象徵的時候，就形成了各自文化的觀相的方麵，或者說各自文化有關世界的歷史圖象，由此，斯賓格勒說，世上不隻有一種雕刻、一種繪畫、一種數學、一種物理學，而是有很多種，在本質的最深處，它們各不相同，各有自己的生命期限，且各自獨立；並且，如同每個生命都要經歷從出生到成熟以至衰落和死亡一樣，每一文化也都要經歷這樣的階段，而在同一階段，不同生命的文化表現總是相同的，因為它們有著生物進化意義上的“同源性”，因此，在不同文化之間，就具有了“類比”的可能性，隻要我們具有一種觀相的慧眼，便能找到處於同一發展階段的不同文化之間的這種“同源”關係，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斯賓格勒又把他的“世界歷史形態學”稱之為“文化的比較形態學”。
以上的三個概念正好顯示了斯賓格勒的三個麵相，即斯賓格勒作為一個生命哲學家、作為一個文化哲學家和作為一個歷史哲學家。我們對於他的精神譜係的梳理就從這三個方麵入手，不過順序作了一個顛倒，因為在這三種形象中，“歷史哲學家”和“文化哲學家”是他顯特色的一麵，而“生命哲學家”是他最乏善可陳的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