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流放西怕利亞又改為流放諾夫哥羅德。在那裏，莎菲羅夫及其一家受到嚴密監視。他從流放地獲釋，那已是彼得死後的事了。其他兩位支持過莎菲羅夫的樞密官，戈利岑公爵和多爾戈魯基公爵也受到了懲罰，不過很輕微。1723年11月，彼得又頒布了一道詔令，對樞密院中高級官吏行為準則作了規定：“今後如有膽敢違抗命令如莎菲羅夫者，著即就地逮捕法辦。”
這樣，沙皇留了莎菲羅夫一命。
如何解釋沙皇對自己最親密的戰友之一採取如此殘酷的懲罰手段呢？在莎菲羅夫之前，被處死的有加加林和涅斯捷羅夫。彼得對他們兩人都十分了解，但是論他們的功勞和對皇上效忠的程度，與莎菲羅夫可說無法相比。
莎菲羅夫有一種當時極為罕見的本事——寫得一手漂亮的政論文章。當彼得需要闡明北方大戰發生原因的官方觀點，敘述這場戰爭的一些最主要戰役，向本國和外國讀者說明為什麽北方大戰打了這麽多年的時候，他就要靠莎菲羅夫那支生花妙筆了。這位副總理大臣親自撰寫了一篇《論北方大戰之起因》的論文，的確稱得上字字珠璣。這篇洋洋灑灑的長文，是俄國第一篇正式發表的國際法專著。
莎菲羅夫的文章在國內外享有盛譽。
彼得在世時，該文曾於1717年和1722年兩次印刷，每次印行一千二百冊，這個印數在當時來說是不小了。
在彼得時代，人的休咎是很難預測的：父母是無名之輩，而兒子卻可能一步登天；相反，一些本來有錢、有勢、有名氣的人物，轉瞬之間榮華富貴化為烏有，甚至連命都搭上了。
彼得臨終前，同他一起創業的戰友已寥若晨星。象羅莫達諾夫斯基、舍列麥捷夫、斯特列什涅夫、戈洛文、佐托夫這些人早已撒手西歸。而另一些人，象緬希科夫、莎菲羅夫、斯科爾尼雅科夫一皮薩列夫等，則完全失寵，而象馬卡羅夫，沙皇已不大信得過了。
彼得和朋友變得生分，這也同葉卡捷琳娜地位變化有關。從普魯特遠征歸來，沙皇組成了自己的家庭。過去給予朋友的親切感情，如今全部奉獻給了他那情投意合的“愛妻葉卡捷琳奴什卡”了。
另一方麵，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彼得的朋友們有些地方也實在不給他掙麵子。
戰友沒了即便不會使沙皇有茫然如有所失，但也會使他不得不為事業的前途憂。最後一次打擊來自他的至親皇後。關於這點下麵還要談到，現在應當加以解釋的是，孤獨，就其本質而言，是一些偉大人物晚年常遇到的情況，如僅僅從人與人的關係角度來看，這樣說不錯。但這個問題的社會方麵，存在著截然相反的看法。政論家波索什科夫寫道：“我們的這位偉大君主，捨身忘我地工作，但卻一事無成，因為願幫他一把的人不多，他一個頂十個往山上拉，卻有幾百萬人往山下拽。”在波索什科夫眼裏，沙皇使出十倍的勁，可說是單槍匹馬把改革的重負“拉上山”，但相幫的隻有少數幾個“幫手”，而“往山下”拽的反倒有幾百萬口子人。
當時另外還有一位——代理總主教斯特凡·雅沃爾斯基，對如何評價彼得及其各項改革，則持另外一種看法。他把這些改革比作一輛四輪馬車，每一個輪子好比一個階層。貴族、僧侶和商人這三個輪子，不停地轉動。第四個即最後一個輪於是有官銜的普通人。這個輪子一個勁吱吱扭扭就是不好好地朝前滾，吱扭吱扭，牢騷沒個完。
波索什科夫把作為改革家的沙皇說成是單槍匹馬，得不到社會支持，這話不對，而雅沃爾斯基認為吱扭作響的隻有一個輪子，而其他三個輪子都任勞任怨，這也不對的。其實，所有的輪子都吱吱扭扭，隻是作響的方式不同罷了。貴族們反對改革和納稅階層（農民和廣大的市民）的反對完全不同。改革的重荷在一架馬車上分布得很不均勻，因此它加在每個輪子上的壓力也不相同的。貴族的“輪子”經常有油潤滑它，彼得要求貴族為國家作出的犧牲，可以連本帶利撈回來。改革完成之後，貴族的地位，不僅得到恢復，而且更趨鞏固了。彼得在位期間，貴族是他的主要支柱。
1723年，彼得用慶祝勝利的形式，對自己的活動作了總結。
費奧凡·普羅科波維奇向彼得建議慶祝波羅的海艦隊的勝利。1720年 6月27日，俄國的帆槳大船打敗了瑞典艦隊，費奧凡對此倍加讚揚，強調小艦艇在海戰史上的意義。
這種慶祝會舉行過多次，但象1723年 8月那次的慶祝會，就其內容豐富多采而言，是史無前例的。在民眾看來，這正是一個今昔對比：現代的軍艦，強大的艦隊和過去簡陋的小艇，彼得當初做海戰遊戲時用的就是它。
還不能不提一提彼得的寫作生涯。這就是1718年就已開始且一直繼續到彼得逝世為止的《北方大戰史》的著述。有時他隻能在日理萬機之餘動筆編寫；而有的時候他可以完全投身到寫作中去。
黎明前的時刻是寂靜的。城市還處在睡夢之中。此時彼得站在自己的辦公桌旁，或者在夏宮二樓的書房裏踱來踱去，仔細斟酌著每一個句子，毫不猶豫地刪去多餘的細節，或者相反，親筆作一些增補，力求對事件的敘述和描寫更為準確，思路更為清楚。是什麽促使沙皇提筆寫作呢？這裏隻能提出一個假設性的答案。
這樣，沙皇留了莎菲羅夫一命。
如何解釋沙皇對自己最親密的戰友之一採取如此殘酷的懲罰手段呢？在莎菲羅夫之前，被處死的有加加林和涅斯捷羅夫。彼得對他們兩人都十分了解，但是論他們的功勞和對皇上效忠的程度，與莎菲羅夫可說無法相比。
莎菲羅夫有一種當時極為罕見的本事——寫得一手漂亮的政論文章。當彼得需要闡明北方大戰發生原因的官方觀點，敘述這場戰爭的一些最主要戰役，向本國和外國讀者說明為什麽北方大戰打了這麽多年的時候，他就要靠莎菲羅夫那支生花妙筆了。這位副總理大臣親自撰寫了一篇《論北方大戰之起因》的論文，的確稱得上字字珠璣。這篇洋洋灑灑的長文，是俄國第一篇正式發表的國際法專著。
莎菲羅夫的文章在國內外享有盛譽。
彼得在世時，該文曾於1717年和1722年兩次印刷，每次印行一千二百冊，這個印數在當時來說是不小了。
在彼得時代，人的休咎是很難預測的：父母是無名之輩，而兒子卻可能一步登天；相反，一些本來有錢、有勢、有名氣的人物，轉瞬之間榮華富貴化為烏有，甚至連命都搭上了。
彼得臨終前，同他一起創業的戰友已寥若晨星。象羅莫達諾夫斯基、舍列麥捷夫、斯特列什涅夫、戈洛文、佐托夫這些人早已撒手西歸。而另一些人，象緬希科夫、莎菲羅夫、斯科爾尼雅科夫一皮薩列夫等，則完全失寵，而象馬卡羅夫，沙皇已不大信得過了。
彼得和朋友變得生分，這也同葉卡捷琳娜地位變化有關。從普魯特遠征歸來，沙皇組成了自己的家庭。過去給予朋友的親切感情，如今全部奉獻給了他那情投意合的“愛妻葉卡捷琳奴什卡”了。
另一方麵，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彼得的朋友們有些地方也實在不給他掙麵子。
戰友沒了即便不會使沙皇有茫然如有所失，但也會使他不得不為事業的前途憂。最後一次打擊來自他的至親皇後。關於這點下麵還要談到，現在應當加以解釋的是，孤獨，就其本質而言，是一些偉大人物晚年常遇到的情況，如僅僅從人與人的關係角度來看，這樣說不錯。但這個問題的社會方麵，存在著截然相反的看法。政論家波索什科夫寫道：“我們的這位偉大君主，捨身忘我地工作，但卻一事無成，因為願幫他一把的人不多，他一個頂十個往山上拉，卻有幾百萬人往山下拽。”在波索什科夫眼裏，沙皇使出十倍的勁，可說是單槍匹馬把改革的重負“拉上山”，但相幫的隻有少數幾個“幫手”，而“往山下”拽的反倒有幾百萬口子人。
當時另外還有一位——代理總主教斯特凡·雅沃爾斯基，對如何評價彼得及其各項改革，則持另外一種看法。他把這些改革比作一輛四輪馬車，每一個輪子好比一個階層。貴族、僧侶和商人這三個輪子，不停地轉動。第四個即最後一個輪於是有官銜的普通人。這個輪子一個勁吱吱扭扭就是不好好地朝前滾，吱扭吱扭，牢騷沒個完。
波索什科夫把作為改革家的沙皇說成是單槍匹馬，得不到社會支持，這話不對，而雅沃爾斯基認為吱扭作響的隻有一個輪子，而其他三個輪子都任勞任怨，這也不對的。其實，所有的輪子都吱吱扭扭，隻是作響的方式不同罷了。貴族們反對改革和納稅階層（農民和廣大的市民）的反對完全不同。改革的重荷在一架馬車上分布得很不均勻，因此它加在每個輪子上的壓力也不相同的。貴族的“輪子”經常有油潤滑它，彼得要求貴族為國家作出的犧牲，可以連本帶利撈回來。改革完成之後，貴族的地位，不僅得到恢復，而且更趨鞏固了。彼得在位期間，貴族是他的主要支柱。
1723年，彼得用慶祝勝利的形式，對自己的活動作了總結。
費奧凡·普羅科波維奇向彼得建議慶祝波羅的海艦隊的勝利。1720年 6月27日，俄國的帆槳大船打敗了瑞典艦隊，費奧凡對此倍加讚揚，強調小艦艇在海戰史上的意義。
這種慶祝會舉行過多次，但象1723年 8月那次的慶祝會，就其內容豐富多采而言，是史無前例的。在民眾看來，這正是一個今昔對比：現代的軍艦，強大的艦隊和過去簡陋的小艇，彼得當初做海戰遊戲時用的就是它。
還不能不提一提彼得的寫作生涯。這就是1718年就已開始且一直繼續到彼得逝世為止的《北方大戰史》的著述。有時他隻能在日理萬機之餘動筆編寫；而有的時候他可以完全投身到寫作中去。
黎明前的時刻是寂靜的。城市還處在睡夢之中。此時彼得站在自己的辦公桌旁，或者在夏宮二樓的書房裏踱來踱去，仔細斟酌著每一個句子，毫不猶豫地刪去多餘的細節，或者相反，親筆作一些增補，力求對事件的敘述和描寫更為準確，思路更為清楚。是什麽促使沙皇提筆寫作呢？這裏隻能提出一個假設性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