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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與血——明帝國官場政治 作者：樊樹誌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崇禎皇帝即位以後，為了扭轉遼東局麵，重新起用袁崇煥，任命他為都察院右都禦史兼兵部添注左侍郎。兵部署部事左侍郎呂純如請求皇上重用袁崇煥，他對袁的評價獨具隻眼，概括為十個字：“不怕死，不愛錢”和“曾經打過”。這種品格，在當時的朝廷人臣和封疆人吏中十分難得，要在遼東力挽狂瀾，非袁莫屬。崇禎皇帝接受這一建議，提升袁崇煥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禦史、督師薊遼兼登萊天津軍務，把遼東軍政全權委託給他。
崇禎元年七月十四日，崇禎皇帝在平台召見廷臣與袁崇煥，討論遼東事宜，希望袁崇煥能夠提出令人振奮的平遼方略。袁崇煥對於皇上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不假思索地回答：倘皇上能給臣便宜行事之權，五年而遼東外患可平，全遼可復。聽了這樣的豪言壯語，不僅皇帝高興，連在一旁的內閣輔臣們也莫不歡欣鼓舞，以為袁崇煥肝膽識力實在不凡，真是一位奇男子。
然而兵科給事中許譽卿卻顯得相當冷靜，趁皇上暫退便殿稍憩之機，當麵向袁崇煥請教“五年復遼”的方略。不料袁崇煥並沒有滔滔不絕地陳述，而是若無其事地吐出四個字：聊慰上意！”許譽卿聽了人吃一驚，悄聲提醒他：皇上英明之極，你豈可浪對？到時按期責功，怎麽辦？
袁崇煥自知失言，待禦前會議繼續逆行時，急忙對“五年復遼”之說加以解稈，提出許多前提條件，諸如錢糧與武器必須悉心籌措，用人必須得心應手，件件落實才行。皇帝馬上交代戶部、戶部、兵部、吏部、兵部一一照辦。接著袁崇煥義提出言官輿論問題：以臣之製服遼東而有餘，調和朝廷眾口則不足，忌功妒能之人雖不致於掣臣之肘，亦足以亂臣之心。皇帝聽得注，不由得站了起來，問答道：朕自有主持，卿不必以浮言介意。袁崇煥再也沒有什麽條仆可提了，皇帝督促他立即出關，並賜給尚方寶劍，囑咐他：願卿早平外寇，以舒四方蒼生之困。
崇禎皇帝刻意營求中興之治，為了恢復遼東，對袁崇煥寄予厚望，兒乎言聽計從。袁崇煥看透了皇上這種急切心情，投其所好，草率地以五年復遼的方略“聊慰上意”，犯了一個不可挽回的錯誤。按照當時的形勢及力量對比，“五年復遼”的可能性不能說沒有至少是微乎其微的。正如一位學者所說：袁崇煥五年復遼的豪言壯語，如同夢囈。事實上，明與後金力量對比，早在萬曆末年薩爾滸之役後，即已發生根本性轉變，明朝控阻後金兇猛攻擊已屬不易，更遑論收復失地（王吳：《崇禎帝與袁崇煥之死》，載《史學集刊》1993年第1期）。
這種不切實際的豪言壯語釀成了袁崇煥日後的悲劇。清初的歷史學家張岱在為袁崇煥作傳時，把他的性格弱點與悲劇遭遇聯繫起來：“袁崇煥短小精悍，形如小猱，而性格暴躁，攘臂談天下事，多大言不慚，而終日夢夢，墮幕士雲霧中，而不知其著魅著魘也。五年滅寇，寇不能滅，而自滅之矣。”話說得似乎有點刻薄，但切中了要害，頗堪同味。
一年後，監察禦史毛羽健冷靜地回顧此事時，評論道：袁崇煥對陛下說“五年復遼”，臣心壯之，且服之。竊以為督師之語並非他平日那樣胸有成竹，而是目無全牛。恐怕是迫於陛下一時之顧問，隻得猝然以對。事實確實如此，在禦前會議兩天後，袁崇煥向皇帝遞交了一份奏疏，詳細陳述他的平遼方略，可以概括為兩句話：一句是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一句是守為止著，戰為奇著，款為旁著。這一戰略方針強凋的重點是，同守、征戰、和議三手同時並用，而以同守為主，輔之以征戰、和議，不求一時一事的得失，而求長遠的成功。很明顯，他主張在遼東打一場持久戰，這與他前天許下的“五年復遼”的諾言是格格不入的。袁崇煥陷入了自己製造的矛盾怪圈之中而無法自拔。
深知袁崇煥在君前“浪對”底細的兵科給事中許譽卿，在袁崇煥上疏兩天後也上疏皇上，要求以法治邊臣，顯然是有所指的。他說：可以拔除向來積弊病根，鼓舞今日更新風氣的，隻有法律。他援引遼東戰場上楊鎬、熊廷弼、王化貞喪師的先例，指出近來用人過濫，封疆人吏久已不知法律。請皇上重申法律，明示邊臣，今後如敵軍入境不能堵截，攻城不能入保，殺傷人口隱匿不如實上報，在外的巡按禦史可據實揭發，在內的科臣可參駁彈劾，按律逮治。皇帝毫不猶豫地批示同意，給袁崇煥預示了一個不祥之兆。
袁崇煥犯的另一個不可挽回的錯誤是擅殺東江總兵毛文龍，並且再一次誇下海口：我若不能恢復遼東，願齒尚方（劍）以謝爾。在給皇帝的奏疏中也說：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以誅文龍者誅臣。但是恢復遼東的軍事行動尚未開始，先自同室操戈，削去自己的右臂，無異於把自己逼上了絕路，如果不能實現五年復遼的承諾，那麽隻有一死以謝皇上（參看《毛文龍的功過是非》）。
袁崇煥殺毛文龍，為後金（清）軍大舉南下解除了後顧之憂，很快導致兵臨京都城下的“己巳之變”。
崇禎二年（己巳年）十月下旬，皇太極率滿洲兵與蒙古兵約十萬之眾，避開袁崇煥在寧遠、錦州一線的重兵，繞道遼西，選擇明朝邊防薄弱環節下手，很快突破喜峰口以西的長城邊隘：大安口、龍並關、馬蘭峪，乘虛而入，幾乎沒有遇到什麽有效的阻擊，就抵達長城南麵的軍事重鎮遵化城下。遵化縣城距北京不過二三百裏，滿洲鐵騎不日即可威脅京都。十一月初一日，北京宣布戒嚴。
崇禎元年七月十四日，崇禎皇帝在平台召見廷臣與袁崇煥，討論遼東事宜，希望袁崇煥能夠提出令人振奮的平遼方略。袁崇煥對於皇上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不假思索地回答：倘皇上能給臣便宜行事之權，五年而遼東外患可平，全遼可復。聽了這樣的豪言壯語，不僅皇帝高興，連在一旁的內閣輔臣們也莫不歡欣鼓舞，以為袁崇煥肝膽識力實在不凡，真是一位奇男子。
然而兵科給事中許譽卿卻顯得相當冷靜，趁皇上暫退便殿稍憩之機，當麵向袁崇煥請教“五年復遼”的方略。不料袁崇煥並沒有滔滔不絕地陳述，而是若無其事地吐出四個字：聊慰上意！”許譽卿聽了人吃一驚，悄聲提醒他：皇上英明之極，你豈可浪對？到時按期責功，怎麽辦？
袁崇煥自知失言，待禦前會議繼續逆行時，急忙對“五年復遼”之說加以解稈，提出許多前提條件，諸如錢糧與武器必須悉心籌措，用人必須得心應手，件件落實才行。皇帝馬上交代戶部、戶部、兵部、吏部、兵部一一照辦。接著袁崇煥義提出言官輿論問題：以臣之製服遼東而有餘，調和朝廷眾口則不足，忌功妒能之人雖不致於掣臣之肘，亦足以亂臣之心。皇帝聽得注，不由得站了起來，問答道：朕自有主持，卿不必以浮言介意。袁崇煥再也沒有什麽條仆可提了，皇帝督促他立即出關，並賜給尚方寶劍，囑咐他：願卿早平外寇，以舒四方蒼生之困。
崇禎皇帝刻意營求中興之治，為了恢復遼東，對袁崇煥寄予厚望，兒乎言聽計從。袁崇煥看透了皇上這種急切心情，投其所好，草率地以五年復遼的方略“聊慰上意”，犯了一個不可挽回的錯誤。按照當時的形勢及力量對比，“五年復遼”的可能性不能說沒有至少是微乎其微的。正如一位學者所說：袁崇煥五年復遼的豪言壯語，如同夢囈。事實上，明與後金力量對比，早在萬曆末年薩爾滸之役後，即已發生根本性轉變，明朝控阻後金兇猛攻擊已屬不易，更遑論收復失地（王吳：《崇禎帝與袁崇煥之死》，載《史學集刊》1993年第1期）。
這種不切實際的豪言壯語釀成了袁崇煥日後的悲劇。清初的歷史學家張岱在為袁崇煥作傳時，把他的性格弱點與悲劇遭遇聯繫起來：“袁崇煥短小精悍，形如小猱，而性格暴躁，攘臂談天下事，多大言不慚，而終日夢夢，墮幕士雲霧中，而不知其著魅著魘也。五年滅寇，寇不能滅，而自滅之矣。”話說得似乎有點刻薄，但切中了要害，頗堪同味。
一年後，監察禦史毛羽健冷靜地回顧此事時，評論道：袁崇煥對陛下說“五年復遼”，臣心壯之，且服之。竊以為督師之語並非他平日那樣胸有成竹，而是目無全牛。恐怕是迫於陛下一時之顧問，隻得猝然以對。事實確實如此，在禦前會議兩天後，袁崇煥向皇帝遞交了一份奏疏，詳細陳述他的平遼方略，可以概括為兩句話：一句是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一句是守為止著，戰為奇著，款為旁著。這一戰略方針強凋的重點是，同守、征戰、和議三手同時並用，而以同守為主，輔之以征戰、和議，不求一時一事的得失，而求長遠的成功。很明顯，他主張在遼東打一場持久戰，這與他前天許下的“五年復遼”的諾言是格格不入的。袁崇煥陷入了自己製造的矛盾怪圈之中而無法自拔。
深知袁崇煥在君前“浪對”底細的兵科給事中許譽卿，在袁崇煥上疏兩天後也上疏皇上，要求以法治邊臣，顯然是有所指的。他說：可以拔除向來積弊病根，鼓舞今日更新風氣的，隻有法律。他援引遼東戰場上楊鎬、熊廷弼、王化貞喪師的先例，指出近來用人過濫，封疆人吏久已不知法律。請皇上重申法律，明示邊臣，今後如敵軍入境不能堵截，攻城不能入保，殺傷人口隱匿不如實上報，在外的巡按禦史可據實揭發，在內的科臣可參駁彈劾，按律逮治。皇帝毫不猶豫地批示同意，給袁崇煥預示了一個不祥之兆。
袁崇煥犯的另一個不可挽回的錯誤是擅殺東江總兵毛文龍，並且再一次誇下海口：我若不能恢復遼東，願齒尚方（劍）以謝爾。在給皇帝的奏疏中也說：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以誅文龍者誅臣。但是恢復遼東的軍事行動尚未開始，先自同室操戈，削去自己的右臂，無異於把自己逼上了絕路，如果不能實現五年復遼的承諾，那麽隻有一死以謝皇上（參看《毛文龍的功過是非》）。
袁崇煥殺毛文龍，為後金（清）軍大舉南下解除了後顧之憂，很快導致兵臨京都城下的“己巳之變”。
崇禎二年（己巳年）十月下旬，皇太極率滿洲兵與蒙古兵約十萬之眾，避開袁崇煥在寧遠、錦州一線的重兵，繞道遼西，選擇明朝邊防薄弱環節下手，很快突破喜峰口以西的長城邊隘：大安口、龍並關、馬蘭峪，乘虛而入，幾乎沒有遇到什麽有效的阻擊，就抵達長城南麵的軍事重鎮遵化城下。遵化縣城距北京不過二三百裏，滿洲鐵騎不日即可威脅京都。十一月初一日，北京宣布戒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