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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與血——明帝國官場政治 作者：樊樹誌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不愁家室不相宜。
正文的註解寫道：“所謀不善，何必禱神，宜決於心，改過自新。”再加上一些正直大臣的勸告，決定懸崖勒馬，於是，他指令錦衣衛左都督朱希孝等官員去東廠，會同馮保一起會審王大臣。
二月二十九日，原本風和日麗，朱希孝一行來到東廠後，突然風沙大作，黑霧瀰漫，又下起了冰雹。東廠的問刑官白一清看到這種天象，對兩個問刑千戶說，天意如此，難道不該害怕？高閣老是顧命元老，此事本是捕風捉影，勉強誣陷，，我輩都有身家妻子，他日難免殺頭之禍。二位受馮公公厚恩，應當向他進一句忠言才是。接著又問兩個問刑千戶，王大臣招供言語前後不一樣，而你們二位所寫的審訊結論，卻說“歷歷有據”，有什麽根據？兩個問刑千戶回答：“此四字（指‘歷歷有據’）是張閣老親筆改的。”白一清大吃一驚，警告說，你們犯下了死罪，東廠機密獄情，怎麽可以送給內閣修改？
他們之間的對話，預示著今天的會審將不會很順利。何況錦衣衛左都督朱希孝為人正直，想挽救高拱的性命，在會審前就派錦衣衛校尉秘密提審王大臣，問他從哪裏來，答道：從馮保處來。又說，所有招供全是馮保教的。朱希孝義把高府家人（奴僕）混雜於錦衣衛校尉中，要王大臣辨認誰是同謀人，他根本無法辨認（原本就無此事）。又問他刀劍從哪裏來？他說是馮保家奴辛儒給的。朱希孝明白了案情真相，又不想給馮保難堪，必須草草了事。會審的情景顯得有點滑稽。按照慣例，東廠、錦衣衛審案，必須先對案犯動刑，於是打王大臣十五大板。
王大臣大聲喊叫：“原說與我官做，永享富貴，如何打我？”
馮保打斷他的話，喝問：“是誰主使你來？，”，
王大臣瞪目仰麵說：“是你使我來，你豈不知？卻又問我。”
馮保氣得麵色如土，用誘供的方式提問：“你昨日說是高閣老使你來刺朝廷，如何今日不說？”
王大臣回答得很幹脆：“你教我說來，我何曾認得高閣老？”
朱希孝見狀不妙，恐怕王大臣把隱情和盤托出，厲聲喝道：“這奴才，連問官也攀扯，一片胡說，隻該打死。”又對馮保說：“馮公公，不必問他。”
在一片尷尬聲中，會審草草收場。
馮保恐怕事情敗露，便讓王大臣喝下生漆酒，咽喉變啞，再也無法吐露真情。很快就把王大臣處死，此案也就不了了之。高拱也因此而避免了滅門之災。
先前馮保聯合張居正，藉助皇後、皇貴妃之手，把高拱趕下台，隻是在權力鬥爭中玩弄手腕而已，不過是政壇最高層麵的明爭暗鬥的另一幕，不足為奇。“王大臣案”則不同，那時高拱已經下野，馮保、張居正無中生有地株連高拱，企圖置高氏於滅門的境地，手段之卑劣，用心之險惡，令人毛骨悚然。
在這一事件中，張居正站在馮保這一邊，並且為之出謀劃策，引起朝廷大臣的不滿，向他施加壓力。正如目擊者申時行後來在回憶錄中所說：“然眾論皆知其（高拱）冤，頗尤江陵（張居正），江陵迫公議，亟從中調劑，（馮）保意解，乃獨歸罪（王）大臣，論斬。新鄭（高拱）得無恙。”
促使張居正改變態度的關鍵人物，是吏部尚書楊博、都察院左都禦史葛守禮。他們兩人反覆規勸張居正，要他借鑑先前內閣中夏言、嚴嵩、徐階互相傾軋，致使“相名坐損”的前車之鑑。事態已經發展至此，隻有你才有回天之力。張居正權衡其中的利害關係，表示願意挽回。楊博向他建議，任命德高望重的錦衣衛左都督朱希孝參與會審。在會審前，楊博還為朱希孝策劃，派錦衣衛校尉透風給王大臣，令其翻供；同時又要王大臣辨認同謀者－－高拱府上的家人（奴僕），以顯示所謂同謀的虛妄。這是很聰明的一招，不露痕跡，又使王大臣案由此得以澄清。
高拱雖然倖免遇難，但是他後來所寫的回憶錄《病榻遺言》，還是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張居正參與陰謀的全過程，標題就叫做“毒害深謀”。現代學者出於對張居正的敬仰，百般為他的不光彩一麵進行掩飾，比如關於張居正“附保逐拱”，有的說“如不是捏造，便是臆測”；有的說“此乃烏有誣衊之事”。其實是大可不必的，也是徒勞的。為尊者諱，並非秉筆直書的史家品質。
張居正“威權震主，禍萌驂乘”
歷史猶如色彩斑斕變幻無窮的萬花筒，讓探索它奧秘的人們感到深不可測，這也許就是它的魅力所在吧！有些事情似乎都是難解之後謎，例如功勳卓著的改革家為何沒有好下場，吳起商鞅死於非命，便是顯例。張居正雖然並非死於非命，但死後，先前對他新生備至言聽計從的明神宗卻揚言要對他“斷棺戮屍”，家屬代他受過，遭受抄家充軍的嚴懲，令同時代人以及後來的讀史者感慨唏噓不已，陷入深深的思索。
萬曆元年至十年擔任內閣首輔的張居正，本著“綜核名實，信賞必罰”的原則，力挽狂瀾，推行大刀闊斧雷厲風行的改革，開創了成效卓著的萬曆新政，不僅改變了以前財政連年赤字入敷出的局麵，而且使萬曆時期成為有明一代最為富庶的幾十年。這是有目共睹的，甚至連和他持不同政見的人，也讚譽有加。人稱“王學左派”“異端之尤”的李卓吾，由於好友何心隱之死，懷疑是張居正指使地方官所為，因而對他一向懷有偏見。在張居正死後遭到不公正待遇時，他出於學者的正直本心，感慨係之地說出了一句極分量的話：“江陵（指張居正）宰相之傑也，故有身死之辱。”在讚譽他是“宰相之傑”的同時，為他的“身死之辱”感到忿忿不平。既然是“宰相之傑”，何以會有“身死之辱”？確實是值得人們深長思之的。
正文的註解寫道：“所謀不善，何必禱神，宜決於心，改過自新。”再加上一些正直大臣的勸告，決定懸崖勒馬，於是，他指令錦衣衛左都督朱希孝等官員去東廠，會同馮保一起會審王大臣。
二月二十九日，原本風和日麗，朱希孝一行來到東廠後，突然風沙大作，黑霧瀰漫，又下起了冰雹。東廠的問刑官白一清看到這種天象，對兩個問刑千戶說，天意如此，難道不該害怕？高閣老是顧命元老，此事本是捕風捉影，勉強誣陷，，我輩都有身家妻子，他日難免殺頭之禍。二位受馮公公厚恩，應當向他進一句忠言才是。接著又問兩個問刑千戶，王大臣招供言語前後不一樣，而你們二位所寫的審訊結論，卻說“歷歷有據”，有什麽根據？兩個問刑千戶回答：“此四字（指‘歷歷有據’）是張閣老親筆改的。”白一清大吃一驚，警告說，你們犯下了死罪，東廠機密獄情，怎麽可以送給內閣修改？
他們之間的對話，預示著今天的會審將不會很順利。何況錦衣衛左都督朱希孝為人正直，想挽救高拱的性命，在會審前就派錦衣衛校尉秘密提審王大臣，問他從哪裏來，答道：從馮保處來。又說，所有招供全是馮保教的。朱希孝義把高府家人（奴僕）混雜於錦衣衛校尉中，要王大臣辨認誰是同謀人，他根本無法辨認（原本就無此事）。又問他刀劍從哪裏來？他說是馮保家奴辛儒給的。朱希孝明白了案情真相，又不想給馮保難堪，必須草草了事。會審的情景顯得有點滑稽。按照慣例，東廠、錦衣衛審案，必須先對案犯動刑，於是打王大臣十五大板。
王大臣大聲喊叫：“原說與我官做，永享富貴，如何打我？”
馮保打斷他的話，喝問：“是誰主使你來？，”，
王大臣瞪目仰麵說：“是你使我來，你豈不知？卻又問我。”
馮保氣得麵色如土，用誘供的方式提問：“你昨日說是高閣老使你來刺朝廷，如何今日不說？”
王大臣回答得很幹脆：“你教我說來，我何曾認得高閣老？”
朱希孝見狀不妙，恐怕王大臣把隱情和盤托出，厲聲喝道：“這奴才，連問官也攀扯，一片胡說，隻該打死。”又對馮保說：“馮公公，不必問他。”
在一片尷尬聲中，會審草草收場。
馮保恐怕事情敗露，便讓王大臣喝下生漆酒，咽喉變啞，再也無法吐露真情。很快就把王大臣處死，此案也就不了了之。高拱也因此而避免了滅門之災。
先前馮保聯合張居正，藉助皇後、皇貴妃之手，把高拱趕下台，隻是在權力鬥爭中玩弄手腕而已，不過是政壇最高層麵的明爭暗鬥的另一幕，不足為奇。“王大臣案”則不同，那時高拱已經下野，馮保、張居正無中生有地株連高拱，企圖置高氏於滅門的境地，手段之卑劣，用心之險惡，令人毛骨悚然。
在這一事件中，張居正站在馮保這一邊，並且為之出謀劃策，引起朝廷大臣的不滿，向他施加壓力。正如目擊者申時行後來在回憶錄中所說：“然眾論皆知其（高拱）冤，頗尤江陵（張居正），江陵迫公議，亟從中調劑，（馮）保意解，乃獨歸罪（王）大臣，論斬。新鄭（高拱）得無恙。”
促使張居正改變態度的關鍵人物，是吏部尚書楊博、都察院左都禦史葛守禮。他們兩人反覆規勸張居正，要他借鑑先前內閣中夏言、嚴嵩、徐階互相傾軋，致使“相名坐損”的前車之鑑。事態已經發展至此，隻有你才有回天之力。張居正權衡其中的利害關係，表示願意挽回。楊博向他建議，任命德高望重的錦衣衛左都督朱希孝參與會審。在會審前，楊博還為朱希孝策劃，派錦衣衛校尉透風給王大臣，令其翻供；同時又要王大臣辨認同謀者－－高拱府上的家人（奴僕），以顯示所謂同謀的虛妄。這是很聰明的一招，不露痕跡，又使王大臣案由此得以澄清。
高拱雖然倖免遇難，但是他後來所寫的回憶錄《病榻遺言》，還是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張居正參與陰謀的全過程，標題就叫做“毒害深謀”。現代學者出於對張居正的敬仰，百般為他的不光彩一麵進行掩飾，比如關於張居正“附保逐拱”，有的說“如不是捏造，便是臆測”；有的說“此乃烏有誣衊之事”。其實是大可不必的，也是徒勞的。為尊者諱，並非秉筆直書的史家品質。
張居正“威權震主，禍萌驂乘”
歷史猶如色彩斑斕變幻無窮的萬花筒，讓探索它奧秘的人們感到深不可測，這也許就是它的魅力所在吧！有些事情似乎都是難解之後謎，例如功勳卓著的改革家為何沒有好下場，吳起商鞅死於非命，便是顯例。張居正雖然並非死於非命，但死後，先前對他新生備至言聽計從的明神宗卻揚言要對他“斷棺戮屍”，家屬代他受過，遭受抄家充軍的嚴懲，令同時代人以及後來的讀史者感慨唏噓不已，陷入深深的思索。
萬曆元年至十年擔任內閣首輔的張居正，本著“綜核名實，信賞必罰”的原則，力挽狂瀾，推行大刀闊斧雷厲風行的改革，開創了成效卓著的萬曆新政，不僅改變了以前財政連年赤字入敷出的局麵，而且使萬曆時期成為有明一代最為富庶的幾十年。這是有目共睹的，甚至連和他持不同政見的人，也讚譽有加。人稱“王學左派”“異端之尤”的李卓吾，由於好友何心隱之死，懷疑是張居正指使地方官所為，因而對他一向懷有偏見。在張居正死後遭到不公正待遇時，他出於學者的正直本心，感慨係之地說出了一句極分量的話：“江陵（指張居正）宰相之傑也，故有身死之辱。”在讚譽他是“宰相之傑”的同時，為他的“身死之辱”感到忿忿不平。既然是“宰相之傑”，何以會有“身死之辱”？確實是值得人們深長思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