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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與血——明帝國官場政治 作者：樊樹誌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問題的要害就在於“威權震主，禍萌驂乘”。
《明神宗實錄》的纂修官已經看到了這一點。他們給張居正寫的“蓋棺論定”琿算平直公允，一方麵確認張居正手攬大政十年，“海內肅清，四夷＃＃服，太倉粟可支數年，寺積金至四百餘萬成君德，抑近＃＃，嚴考成，綜名實，清郵傳，核地畝，洵經濟之才也”；另一方麵也指出他的過失，盡管過不掩功，也足以使他陷入無法擺脫的困境：“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鉗製言官，倚信佞，方其怙寵奪情時，本根已斷矣。威權震主，禍萌驂乘。何怪乎身死未幾，而戮辱隨之。”這段話看似官修史書通常史官褒貶筆法，卻不乏史家難得的史識，其精髓就是“威權震主，禍萌驂乘”八個字。
誠然，張居正確實屢屢“鉗製言官”，因為在他看來，要進行改革，必須“謀在於眾，而斷在於獨”。倘使我們說他給人的印象是獨斷專行，是毫不為過的。這實在是迫於形勢不得已而為之；因為改革舉措觸及政壇痼疾，沒有相當的力度難以奏效。無論是使“中外淬礪，莫敢有偷心”的考成法，還是“理逋負以足國”的清丈田糧，以及把江南行之有效的一條鞭法推廣到全國，無一不是阻力重重，反對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沒有一點雷厲風行獨斷專行的作風，恐怕一事無成。張居正過於嚴厲，過於操切，必然遭來許多菲議。但是新政成效卓著，言官們難以抓住把柄，便從攻擊張居正個人品行，離間他與皇帝的關係著手。南京戶科給事中餘懋學、河南道禦史傅應禎以及巡按遼東禦史劉台，就是這樣的代表人物。由於皇帝和皇太後的全力支持，宮內實權人物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又與張居正結成權力聯盟，那些反對者統統被嚴厲地打壓了下去。
然而一波剛平一波又起。萬曆五年張居正的父親張文明病逝，按照當時的官僚丁憂缺席必須辭官守製二十七個月。張居正是一個“非常磊落奇偉之士”，不願意“徇匹夫之小節”，而使改革中斷，便與馮保聯手策劃“奪情”之局，接受皇帝的“奪情起復”，“在官守製”，依然執掌朝政大權。此舉激起更大的反對聲浪，指責張居正違背傳統的儒家倫理綱常，不配斷續身居高位。反對最激烈的是翰林院編修吳中行、翰林院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郎艾穆、刑部主事沈思思孝。就在張居正處境十分尷尬之時，明神宗再三強調“奪情起復”是他的旨意，馮保又與之密切配合，記張居正票擬朱旨，對吳趙艾沈四人實施嚴厲的廷杖。由此遭來更多的非議，毫無疑問，張居正樹敵過多，對於他日後遭到報復不無關係，但這並非他的悲劇的關鍵所在。
關鍵在於“威權震主”。
明神宗即位時還是一個十歲（虛歲）的孩子，皇太後把朝政交給了張居正的同時，也把教育小皇帝的責任交給了他。因此張居正身兼二職：首輔與帝師。小皇帝一切都仰賴張居正的輔佐，他對身材頎長美髯及胸的長者既敬重又畏懼。一次明神宗在讀《論語》時，誤將“色勃如也”之“勃”字讀作“背”音，張居正厲聲糾正：“當作勃字！”聲如雷鳴，嚇得神宗驚惶失措，在場的官員們無不大驚失聲。慈聖皇太後為了配合張居正的調教，在宮中對神宗嚴加看管，動輒譴責：“使張先生聞，奈何！”在太後和皇帝的心目中，張居正的地位與威權之高可想而知。當時人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中說：“（張居正輔政）宮府一體，百辟從風，相權之重，本朝罕儷，部臣拱手受成，比於威君嚴父，又有加焉。”所謂“宮府一體”雲雲，就是把內宮（皇帝）與外朝（政府）的事權集於一身，因此說他是有明一代權力量大的內閣首輔。這一點，張居正本人並不否認，他經常對下屬說：“我非相，乃攝也。”所謂“攝”，就是攝政，代帝執政。如此權勢顯赫的內閣首輔，部下當然要把他“比於威君嚴父”，成為他們爭相拍馬獻媚的對象，阿諛奉承之徒甚至向他贈送黃金製作的對聯，上麵寫道：
日月並明，萬國仰大明天子；
丘山為嶽，四方頌太嶽相公。
張居正號太嶽，把太嶽相公與大明天子相提並論，是頗有僭妄嫌疑的，張居正卻安之若素，流露出“我非相，乃攝也”的心態。
萬曆六年張居正離京歸葬老父，一路上擺出“我非相，乃攝也”的顯赫排場。不僅有尚寶少卿和錦衣衛指揮等官員護送，戚繼光還派來了銃手與箭手保鏢，而且他所乘坐的轎子是真定知府錢普特意趕製的，被人稱為“如同齋閣”。它的前半部是重軒（起居室），後半部是臥室，兩旁有走廊，童子在左右侍侯，為之揮扇焚香。如此豪華之極的龐然大物當然不是八個人所能扛起來的，而是聞所未聞的“三十二抬”大轎，比皇帝的出巡猶有過之而無不及。
萬曆十年春，張居正身患重病，久治不愈，朝廷大臣上自六部尚書下至冗散，無不設齋醮為祈禱，以表忠心，企求日後獲得這位代帝攝政的元老重臣的青睞。他們紛紛捨棄本職工作，日夜奔走於佛事道場，把祈求平安的表章供上香火繚繞的神壇，長跪不起。然後再把這些表章裝進紅紙封套，罩上紅色錦緞，送進張府，用重金賄賂張府家人，希求讓張居正過目，博其歡心，於是官僚們爭相雇募文人詞客，代寫表章，送給張居正，“爭一啟齒，或見而頷之，取筆點其麗語一二”。京都如此，各地封疆大吏莫不爭相仿效。這種舉國若狂的舉動，即使在那個時代也是罕見的不正常現像，後來明神宗病重時也沒有出現類似排場。
《明神宗實錄》的纂修官已經看到了這一點。他們給張居正寫的“蓋棺論定”琿算平直公允，一方麵確認張居正手攬大政十年，“海內肅清，四夷＃＃服，太倉粟可支數年，寺積金至四百餘萬成君德，抑近＃＃，嚴考成，綜名實，清郵傳，核地畝，洵經濟之才也”；另一方麵也指出他的過失，盡管過不掩功，也足以使他陷入無法擺脫的困境：“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鉗製言官，倚信佞，方其怙寵奪情時，本根已斷矣。威權震主，禍萌驂乘。何怪乎身死未幾，而戮辱隨之。”這段話看似官修史書通常史官褒貶筆法，卻不乏史家難得的史識，其精髓就是“威權震主，禍萌驂乘”八個字。
誠然，張居正確實屢屢“鉗製言官”，因為在他看來，要進行改革，必須“謀在於眾，而斷在於獨”。倘使我們說他給人的印象是獨斷專行，是毫不為過的。這實在是迫於形勢不得已而為之；因為改革舉措觸及政壇痼疾，沒有相當的力度難以奏效。無論是使“中外淬礪，莫敢有偷心”的考成法，還是“理逋負以足國”的清丈田糧，以及把江南行之有效的一條鞭法推廣到全國，無一不是阻力重重，反對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沒有一點雷厲風行獨斷專行的作風，恐怕一事無成。張居正過於嚴厲，過於操切，必然遭來許多菲議。但是新政成效卓著，言官們難以抓住把柄，便從攻擊張居正個人品行，離間他與皇帝的關係著手。南京戶科給事中餘懋學、河南道禦史傅應禎以及巡按遼東禦史劉台，就是這樣的代表人物。由於皇帝和皇太後的全力支持，宮內實權人物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又與張居正結成權力聯盟，那些反對者統統被嚴厲地打壓了下去。
然而一波剛平一波又起。萬曆五年張居正的父親張文明病逝，按照當時的官僚丁憂缺席必須辭官守製二十七個月。張居正是一個“非常磊落奇偉之士”，不願意“徇匹夫之小節”，而使改革中斷，便與馮保聯手策劃“奪情”之局，接受皇帝的“奪情起復”，“在官守製”，依然執掌朝政大權。此舉激起更大的反對聲浪，指責張居正違背傳統的儒家倫理綱常，不配斷續身居高位。反對最激烈的是翰林院編修吳中行、翰林院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郎艾穆、刑部主事沈思思孝。就在張居正處境十分尷尬之時，明神宗再三強調“奪情起復”是他的旨意，馮保又與之密切配合，記張居正票擬朱旨，對吳趙艾沈四人實施嚴厲的廷杖。由此遭來更多的非議，毫無疑問，張居正樹敵過多，對於他日後遭到報復不無關係，但這並非他的悲劇的關鍵所在。
關鍵在於“威權震主”。
明神宗即位時還是一個十歲（虛歲）的孩子，皇太後把朝政交給了張居正的同時，也把教育小皇帝的責任交給了他。因此張居正身兼二職：首輔與帝師。小皇帝一切都仰賴張居正的輔佐，他對身材頎長美髯及胸的長者既敬重又畏懼。一次明神宗在讀《論語》時，誤將“色勃如也”之“勃”字讀作“背”音，張居正厲聲糾正：“當作勃字！”聲如雷鳴，嚇得神宗驚惶失措，在場的官員們無不大驚失聲。慈聖皇太後為了配合張居正的調教，在宮中對神宗嚴加看管，動輒譴責：“使張先生聞，奈何！”在太後和皇帝的心目中，張居正的地位與威權之高可想而知。當時人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中說：“（張居正輔政）宮府一體，百辟從風，相權之重，本朝罕儷，部臣拱手受成，比於威君嚴父，又有加焉。”所謂“宮府一體”雲雲，就是把內宮（皇帝）與外朝（政府）的事權集於一身，因此說他是有明一代權力量大的內閣首輔。這一點，張居正本人並不否認，他經常對下屬說：“我非相，乃攝也。”所謂“攝”，就是攝政，代帝執政。如此權勢顯赫的內閣首輔，部下當然要把他“比於威君嚴父”，成為他們爭相拍馬獻媚的對象，阿諛奉承之徒甚至向他贈送黃金製作的對聯，上麵寫道：
日月並明，萬國仰大明天子；
丘山為嶽，四方頌太嶽相公。
張居正號太嶽，把太嶽相公與大明天子相提並論，是頗有僭妄嫌疑的，張居正卻安之若素，流露出“我非相，乃攝也”的心態。
萬曆六年張居正離京歸葬老父，一路上擺出“我非相，乃攝也”的顯赫排場。不僅有尚寶少卿和錦衣衛指揮等官員護送，戚繼光還派來了銃手與箭手保鏢，而且他所乘坐的轎子是真定知府錢普特意趕製的，被人稱為“如同齋閣”。它的前半部是重軒（起居室），後半部是臥室，兩旁有走廊，童子在左右侍侯，為之揮扇焚香。如此豪華之極的龐然大物當然不是八個人所能扛起來的，而是聞所未聞的“三十二抬”大轎，比皇帝的出巡猶有過之而無不及。
萬曆十年春，張居正身患重病，久治不愈，朝廷大臣上自六部尚書下至冗散，無不設齋醮為祈禱，以表忠心，企求日後獲得這位代帝攝政的元老重臣的青睞。他們紛紛捨棄本職工作，日夜奔走於佛事道場，把祈求平安的表章供上香火繚繞的神壇，長跪不起。然後再把這些表章裝進紅紙封套，罩上紅色錦緞，送進張府，用重金賄賂張府家人，希求讓張居正過目，博其歡心，於是官僚們爭相雇募文人詞客，代寫表章，送給張居正，“爭一啟齒，或見而頷之，取筆點其麗語一二”。京都如此，各地封疆大吏莫不爭相仿效。這種舉國若狂的舉動，即使在那個時代也是罕見的不正常現像，後來明神宗病重時也沒有出現類似排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