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更深深感到遺憾的是，沒有褒揚12世紀預示城市運動中的文化的作用的職業知識分子——不過這一次涉及的不是思想界的頂峰，而是它的基礎。除了一些教授語法和修辭學的神職人員，他們主要是法官、律師和公證人這些城市政權裏的“手工勞動者”。今天，除了經濟與嚴格地說來法律和政治等方麵，人們越來越正確地承認了中世紀城市本質上和職能方式中的文化要素。在中世紀西方國家的城市形成史上，商人不再擔任獨一無二的角色，或許甚至不再擔任最重要的角色。所有那些通過自己的文字知識、法律專業知識、首先是羅馬法方麵的知識，以及通過講授“自由的”和有時是“機械的”藝術而使城市得以維持下去，尤其使義大利的“城市公社”une）成為重要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現象的人，都應該理所當然地被看成是城市成長過程中的知識分子及社會的專業集團之一。中世紀城市的政權與形成，主要歸功於他們。
自從1957年以來，一些很有價值的研究工作，在不曾改變我當初確立的框架的情況下，豐富了我們關於中世紀大學及大學成員的知識。要是把它們補充進我的著作，會導致對我自己的文本作一番幾乎是全盤的修訂。此外，附錄的“參考書目”列出了最重要的論著，閱讀這些論著能充實我這本書。
接下來我談三個方麵的問題，在這三方麵裏的一批新的論著特別引人注目。
首先，是文獻資料方麵。內容全麵的書目已經出版。另外，這些書目使人們有可能對因比起“重要”大學而黯然失色，或者地理位置比較僻遠，因而至今並不為眾人所知的大學中心獲得更詳細的了解。有著令人印象深刻的篇幅的目錄學工作，在中世紀知識分子史研究中引入了定量的觀點。上過牛津大學或劍橋大學的，來自瑞士、列日地區或蘇格蘭的大學成員的名冊，有助於歷史的大學地理的研究進一步深入，並為社會史、公共機構史和政治史提供了可貴的資料。最後，出版物以及對某些原始資料所作的計算機分析報告，緊接著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研究工作不斷問世，由此人們就有可能審核修訂一些觀點。在巴黎高等社會科學院，一位日本研究工作者，在索邦圖書館館長安德烈·蒂耶爾的幫助下，提出了一篇新的行將發表的關於15世紀巴黎大學裏來自英、德民族的博士生論文，這篇論文在描繪中世紀末期衰敗中的巴黎大學上，其貢獻不僅僅是筆調更為細膩多采。本書這一新版的參考書目，除了少數例外，不包括文獻出版物方麵的參考資料，因為本書雖以耗時費力的科學研究工作為基礎，但並不以專家為對象。然而在這裏我依然要感謝那些學者，他們不僅在過去，而且在科學工作條件雖有改善而他們的任務卻得不到絲毫減輕的今天，仍以他們的辛勤勞動，並時常以他們的敏銳見識，為歷史學家進行新的闡釋與提出新的問題創造了堅實的基礎。
第二個進展表現在日常生活的研究領域。人們知道得越來越詳細，教師與大學生們居住在什麽地方，怎樣生活，如何穿著打扮，吃的和喝的是什麽，怎樣安排他們的時間；人們了解他們的風俗，他們的嗜好，他們的性生活，他們的消遣娛樂，他們的死亡和遺囑，有時還有他們的葬禮與墓碑。當然人們也對他們的工作方法與工作用具，對他們在發展思想技巧方麵的作用，他們對手抄文書和後來的印刷書籍的態度，了解得越來越詳細。塞恩格已經說明，大學的研究班是怎樣在使中世紀的讀者取得了從大聲朗讀講稿，進而發展到目視的、默不出聲的閱讀的進步。一門中世紀知識分子的人類學正在形成中。
最後，大學與大學成員在政治方麵的作用，在13世紀以後則日益是在重大政治中的作用，得到了越來越清楚的揭示。在法國，當統治權從伐羅亞王室轉到卡佩王室後人手裏時，和百年戰爭分裂時期（當時有一個與英國占領者合作並處死貞德的巴黎大學）；在英格蘭，在貴族反對國王的十三世紀和王朝更替的14世紀與15世紀；在捷克、波蘭或蘇格蘭的國家建立過程中，在教會大分裂期間和在康斯坦茨與巴塞爾的重大宗教會議上，大學都作為行動者，作為一支政治力量巍然屹立。
在這番不無遺憾的羅列結束處，我想強調一下，大學的作用在歷時性方麵是特別巨大的。這一論著的題目是12世紀和13世紀一種新的“社會-職業”類型的出現與勝利。至於中世紀盛期，我隻當作這一題目的史前史，蒙昧的和斷斷續續的史前史而提到，而大家不再敢稱為“中世紀衰亡期”的14世紀和15世紀，我也僅僅稱之為衰亡和對前有模式的背離。
我肯定過於倉促，把中世紀盛期描述得太灰暗、太漫畫化了。加洛林王朝在自己的初期，也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完全背離那些可比的模式和所謂的“黃金時代”（mutatis
mutandis）即中世紀全盛時代的模式。我並不想否認“加洛林王朝的復興”的理性的現實，即使它的份量被誇大了。但我認為，在加洛林時代的教會和君主製度下，學校與思想家或觀念製造者的性質及職能方式，是截然不同於占統治地位的城市文化中的學校與思想家或觀念製造者的，而且前者的傳播未曾超出有限的貴族——教會的和世俗的——階層。人們的確應該對10世紀和11世紀社會中城市學校的職能方式做更深入的研究。在列日、蘭斯、拉昂等地，知識傳授活動中出現了一些朦朧的東西，預示著經院哲學的到來，但其中從人文學科到五個院係專業（藝術、醫學、民法與宗教法、神學），從知識（sapien－tia）到科學（scientia，包括神學的科學），存在的斷裂多於連續性。在維羅納的拉特爾、吉爾伯特或聖安瑟爾姆的身上，體現出12世紀優秀知識分子的一定特點，但他們在其中思考與從事教學的主教教堂，並不是在12世紀形成的大學社團組織。為了舉出一些巴黎人的例子，人們在從彼埃爾·朗巴德，彼埃爾·康默斯托，彼埃爾·坎特爾轉到哈勒的亞歷山大，奧弗涅的威廉（雖然他也是巴黎大主教），加蘭的約翰等不同人物的時候，麵對的是另一種“教師”的類型。當人們轉而登上塞納河的左岸，從巴黎城區來到拉丁區，從大教堂學校來到大學講師的各所學校，距離不過幾十或幾百米遠，景色卻有好幾十年的根本性改變。
自從1957年以來，一些很有價值的研究工作，在不曾改變我當初確立的框架的情況下，豐富了我們關於中世紀大學及大學成員的知識。要是把它們補充進我的著作，會導致對我自己的文本作一番幾乎是全盤的修訂。此外，附錄的“參考書目”列出了最重要的論著，閱讀這些論著能充實我這本書。
接下來我談三個方麵的問題，在這三方麵裏的一批新的論著特別引人注目。
首先，是文獻資料方麵。內容全麵的書目已經出版。另外，這些書目使人們有可能對因比起“重要”大學而黯然失色，或者地理位置比較僻遠，因而至今並不為眾人所知的大學中心獲得更詳細的了解。有著令人印象深刻的篇幅的目錄學工作，在中世紀知識分子史研究中引入了定量的觀點。上過牛津大學或劍橋大學的，來自瑞士、列日地區或蘇格蘭的大學成員的名冊，有助於歷史的大學地理的研究進一步深入，並為社會史、公共機構史和政治史提供了可貴的資料。最後，出版物以及對某些原始資料所作的計算機分析報告，緊接著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研究工作不斷問世，由此人們就有可能審核修訂一些觀點。在巴黎高等社會科學院，一位日本研究工作者，在索邦圖書館館長安德烈·蒂耶爾的幫助下，提出了一篇新的行將發表的關於15世紀巴黎大學裏來自英、德民族的博士生論文，這篇論文在描繪中世紀末期衰敗中的巴黎大學上，其貢獻不僅僅是筆調更為細膩多采。本書這一新版的參考書目，除了少數例外，不包括文獻出版物方麵的參考資料，因為本書雖以耗時費力的科學研究工作為基礎，但並不以專家為對象。然而在這裏我依然要感謝那些學者，他們不僅在過去，而且在科學工作條件雖有改善而他們的任務卻得不到絲毫減輕的今天，仍以他們的辛勤勞動，並時常以他們的敏銳見識，為歷史學家進行新的闡釋與提出新的問題創造了堅實的基礎。
第二個進展表現在日常生活的研究領域。人們知道得越來越詳細，教師與大學生們居住在什麽地方，怎樣生活，如何穿著打扮，吃的和喝的是什麽，怎樣安排他們的時間；人們了解他們的風俗，他們的嗜好，他們的性生活，他們的消遣娛樂，他們的死亡和遺囑，有時還有他們的葬禮與墓碑。當然人們也對他們的工作方法與工作用具，對他們在發展思想技巧方麵的作用，他們對手抄文書和後來的印刷書籍的態度，了解得越來越詳細。塞恩格已經說明，大學的研究班是怎樣在使中世紀的讀者取得了從大聲朗讀講稿，進而發展到目視的、默不出聲的閱讀的進步。一門中世紀知識分子的人類學正在形成中。
最後，大學與大學成員在政治方麵的作用，在13世紀以後則日益是在重大政治中的作用，得到了越來越清楚的揭示。在法國，當統治權從伐羅亞王室轉到卡佩王室後人手裏時，和百年戰爭分裂時期（當時有一個與英國占領者合作並處死貞德的巴黎大學）；在英格蘭，在貴族反對國王的十三世紀和王朝更替的14世紀與15世紀；在捷克、波蘭或蘇格蘭的國家建立過程中，在教會大分裂期間和在康斯坦茨與巴塞爾的重大宗教會議上，大學都作為行動者，作為一支政治力量巍然屹立。
在這番不無遺憾的羅列結束處，我想強調一下，大學的作用在歷時性方麵是特別巨大的。這一論著的題目是12世紀和13世紀一種新的“社會-職業”類型的出現與勝利。至於中世紀盛期，我隻當作這一題目的史前史，蒙昧的和斷斷續續的史前史而提到，而大家不再敢稱為“中世紀衰亡期”的14世紀和15世紀，我也僅僅稱之為衰亡和對前有模式的背離。
我肯定過於倉促，把中世紀盛期描述得太灰暗、太漫畫化了。加洛林王朝在自己的初期，也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完全背離那些可比的模式和所謂的“黃金時代”（mutatis
mutandis）即中世紀全盛時代的模式。我並不想否認“加洛林王朝的復興”的理性的現實，即使它的份量被誇大了。但我認為，在加洛林時代的教會和君主製度下，學校與思想家或觀念製造者的性質及職能方式，是截然不同於占統治地位的城市文化中的學校與思想家或觀念製造者的，而且前者的傳播未曾超出有限的貴族——教會的和世俗的——階層。人們的確應該對10世紀和11世紀社會中城市學校的職能方式做更深入的研究。在列日、蘭斯、拉昂等地，知識傳授活動中出現了一些朦朧的東西，預示著經院哲學的到來，但其中從人文學科到五個院係專業（藝術、醫學、民法與宗教法、神學），從知識（sapien－tia）到科學（scientia，包括神學的科學），存在的斷裂多於連續性。在維羅納的拉特爾、吉爾伯特或聖安瑟爾姆的身上，體現出12世紀優秀知識分子的一定特點，但他們在其中思考與從事教學的主教教堂，並不是在12世紀形成的大學社團組織。為了舉出一些巴黎人的例子，人們在從彼埃爾·朗巴德，彼埃爾·康默斯托，彼埃爾·坎特爾轉到哈勒的亞歷山大，奧弗涅的威廉（雖然他也是巴黎大主教），加蘭的約翰等不同人物的時候，麵對的是另一種“教師”的類型。當人們轉而登上塞納河的左岸，從巴黎城區來到拉丁區，從大教堂學校來到大學講師的各所學校，距離不過幾十或幾百米遠，景色卻有好幾十年的根本性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