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職業的、社會的和機構的發展，導向一個目標，即權力。中世紀的知識分子並不背離葛蘭西的模式，雖然這模式確實很一般，但仍然是可以操作的。在一個意識形態上由教會十分嚴格地實行監視，政治上則越來越被世俗教徒和教會人士的雙重官僚機構所控製——這方麵最重大的“成果”是恰好在13世紀把二者結合起來的教皇專製——的社會裏，中世紀的知識分子首先是“有機的”知識分子，教會與國家的忠實僕役。各大學也越來越成為培養“高等官員的場所。但他們之中許多人，盡管自己的局限，由於知識分子這樣的角色和大學的“自由”，還是或多或少成為“持批判態度的”知識分子，直至走到異端的邊緣。13世紀和14世紀的四名重要知識分子，在歷史上不同的環境中，並通過他們當時的特殊的個性，明顯地展現了中世紀高等學校領域的“批判”態度的豐富多樣性，這四個人便是阿貝拉爾，托馬斯·阿奎納，西格爾·德·布拉邦，威克利夫。
最重要的是，我本該對大學“權力”的形成過程作一番更好的探索——但當時我還未曾看到赫伯特·戈倫德曼1951年就已發表的論文《教會·王權·學校》。我本來也應該在教會、君主製度和大學這三種力量中，認識到喬治·杜美吉爾所強調的那種三重職能的製度。除了宗教的職能和政治－戰爭的職能外，知識的職能也保持著重要的位置，它原本是第三種職能的一個方麵，即富裕和生產經濟的一個方麵。這是在理論上為知識分子辯護。他們可以像商人一樣依靠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效益，自己生產的消費品，從自己的職業中獲取利潤。腦力勞動者從13世紀以來為了分享教會權力（他們頑強地維護自己作為教士的合法地位）和為了發揮政治影響（這在巴黎大學從13世紀末就表現出來了）的努力，表明了他們的意願，麵對在城市建設過程中由於出身所受到的歧視，不惜任何代價，同手工勞動劃清界線。生活在社會邊緣的巴黎知識分子呂特彪夫，在“聖者”路易九世的時代就宣布道：“我不是手工工匠。”
同樣我把這種新的精神勞動，解釋為在城市的，而不再是修道院範圍內的研究與教學的結合，就不會犯時代錯誤。接著我在那些從許多教師和大學生中一躍登上科學與思想的創造的頂峰，並獲得遐邇聞名聲譽的人士中間，挑選了幾名法國人。也許沒有把通俗作家、編纂家、百科全書作者包話在內，是一個過失，因為他們上完大學以後，在受過教育的教士和世俗教徒之中，以及在群眾百姓中間布道的時候，傳播了經院哲學研究與教學的雜碎。許多東西在這裏都取決於主觀的視角。今天被人藐視的編纂工作，在中世紀曾是精神勞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傳播了思想，還發展了思想。傑出的神學家與歷史學家謝紐修士，他首先開闢了本書採用的研究道路，他對出身義大利的巴黎大主教彼埃爾·朗巴德（死於1160年）不太讚賞，後者的《教父名言錄》，把聖經改編成學校常識性質的語錄彙編，到13世紀成為神學院的基本教科書。但我覺得正像那位嗜書如命的巴黎牧師會成員彼埃爾·康默斯托（“吞書者”）一樣，朗巴德仍是重要的知識分子。康默斯托通過他的《經院哲學史》和其他作品，使當時思想上的新事物成了初步的，但對後來的教師與大學生則是基本的手頭工具書。另一方麵，把同“聖者”路易九世關係密切的多米尼克修會修士博韋的樊曾茲，也歸在13世紀傑出的知識分子之列，我是不贊成的；他的《巨鏡》（speculum
majus），並無任何思想獨創性，無非是照抄當時全部知識的百科全書，是一個準備在下一代人中間傳播這些知識的文庫。我也不想把巴黎牧師會的另一個成員羅伯特·德·索邦計算在內，他的著作（主要是布道詞）大多並未發表。他在歷史上的地位，在於替12名貧困的神學生建立一個學會，也就是後來的索邦神學院的核心，以後他還把自己的圖書館捐贈給該學會，這是13世紀最重要的私人圖書館之一。這位羅伯特·德·索邦，遭到儒瓦維耶的嫉妒，因為他不得不和羅伯特分享同“聖者”路易九世的信賴。這位貴族隻要一有機會，就會提醒羅伯特，他是農民出身。羅伯特是個第二流的社會“有機組成的”知識分子，但他播下了很好的種子。
現在我更猶豫不決，是否要在中世紀的思想界劃出13－15世紀本來意義上的大學成員和“文學之士”之間的界限。我已把呂特勃夫同《玫瑰傳奇》第二部分的作者約翰·德·墨恩相提並論，因為他們作為巴黎大學以前的大學生，都曾在自己著作裏反映13世紀巴黎大學的意識形態鬥爭，體現“大學精神”的某些重要特點：“理性化”的趨勢（但還不能說是“理性主義”），社團精神，反教士主義（主要針對托缽僧團），表示異議的傾向。如果我曾對中世紀末期的知識分子作了更進一步的研究，可能會追溯到邊緣大學生弗朗索瓦·維庸。但我仍然懊悔，沒有給一些受大學教育與大學精神影響的偉大“作家”以應有的位置，他們的作品有一部分內容涉及神學或科學。我首先想到的是但丁，他是位無法歸入任何一個類型的真正天才；還有喬叟，他兼有科學的好奇心和創造性的想像力，盡管他的聲望主要歸功於後者。
最重要的是，我本該對大學“權力”的形成過程作一番更好的探索——但當時我還未曾看到赫伯特·戈倫德曼1951年就已發表的論文《教會·王權·學校》。我本來也應該在教會、君主製度和大學這三種力量中，認識到喬治·杜美吉爾所強調的那種三重職能的製度。除了宗教的職能和政治－戰爭的職能外，知識的職能也保持著重要的位置，它原本是第三種職能的一個方麵，即富裕和生產經濟的一個方麵。這是在理論上為知識分子辯護。他們可以像商人一樣依靠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效益，自己生產的消費品，從自己的職業中獲取利潤。腦力勞動者從13世紀以來為了分享教會權力（他們頑強地維護自己作為教士的合法地位）和為了發揮政治影響（這在巴黎大學從13世紀末就表現出來了）的努力，表明了他們的意願，麵對在城市建設過程中由於出身所受到的歧視，不惜任何代價，同手工勞動劃清界線。生活在社會邊緣的巴黎知識分子呂特彪夫，在“聖者”路易九世的時代就宣布道：“我不是手工工匠。”
同樣我把這種新的精神勞動，解釋為在城市的，而不再是修道院範圍內的研究與教學的結合，就不會犯時代錯誤。接著我在那些從許多教師和大學生中一躍登上科學與思想的創造的頂峰，並獲得遐邇聞名聲譽的人士中間，挑選了幾名法國人。也許沒有把通俗作家、編纂家、百科全書作者包話在內，是一個過失，因為他們上完大學以後，在受過教育的教士和世俗教徒之中，以及在群眾百姓中間布道的時候，傳播了經院哲學研究與教學的雜碎。許多東西在這裏都取決於主觀的視角。今天被人藐視的編纂工作，在中世紀曾是精神勞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傳播了思想，還發展了思想。傑出的神學家與歷史學家謝紐修士，他首先開闢了本書採用的研究道路，他對出身義大利的巴黎大主教彼埃爾·朗巴德（死於1160年）不太讚賞，後者的《教父名言錄》，把聖經改編成學校常識性質的語錄彙編，到13世紀成為神學院的基本教科書。但我覺得正像那位嗜書如命的巴黎牧師會成員彼埃爾·康默斯托（“吞書者”）一樣，朗巴德仍是重要的知識分子。康默斯托通過他的《經院哲學史》和其他作品，使當時思想上的新事物成了初步的，但對後來的教師與大學生則是基本的手頭工具書。另一方麵，把同“聖者”路易九世關係密切的多米尼克修會修士博韋的樊曾茲，也歸在13世紀傑出的知識分子之列，我是不贊成的；他的《巨鏡》（speculum
majus），並無任何思想獨創性，無非是照抄當時全部知識的百科全書，是一個準備在下一代人中間傳播這些知識的文庫。我也不想把巴黎牧師會的另一個成員羅伯特·德·索邦計算在內，他的著作（主要是布道詞）大多並未發表。他在歷史上的地位，在於替12名貧困的神學生建立一個學會，也就是後來的索邦神學院的核心，以後他還把自己的圖書館捐贈給該學會，這是13世紀最重要的私人圖書館之一。這位羅伯特·德·索邦，遭到儒瓦維耶的嫉妒，因為他不得不和羅伯特分享同“聖者”路易九世的信賴。這位貴族隻要一有機會，就會提醒羅伯特，他是農民出身。羅伯特是個第二流的社會“有機組成的”知識分子，但他播下了很好的種子。
現在我更猶豫不決，是否要在中世紀的思想界劃出13－15世紀本來意義上的大學成員和“文學之士”之間的界限。我已把呂特勃夫同《玫瑰傳奇》第二部分的作者約翰·德·墨恩相提並論，因為他們作為巴黎大學以前的大學生，都曾在自己著作裏反映13世紀巴黎大學的意識形態鬥爭，體現“大學精神”的某些重要特點：“理性化”的趨勢（但還不能說是“理性主義”），社團精神，反教士主義（主要針對托缽僧團），表示異議的傾向。如果我曾對中世紀末期的知識分子作了更進一步的研究，可能會追溯到邊緣大學生弗朗索瓦·維庸。但我仍然懊悔，沒有給一些受大學教育與大學精神影響的偉大“作家”以應有的位置，他們的作品有一部分內容涉及神學或科學。我首先想到的是但丁，他是位無法歸入任何一個類型的真正天才；還有喬叟，他兼有科學的好奇心和創造性的想像力，盡管他的聲望主要歸功於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