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14世紀和15世紀，在同一個機構範圍內，有許多東西發生了變化。我的論著在這方麵是完全不充分的，不過近25年來的研究工作可以在這裏幫助作出卓有成效的補正。是的，學會講授的大學課程不同於13世紀沒有單獨的教學樓的大學的課程；是的，不再有占支配地位的學說，如亞裏士多德主義就是這樣一種學說（當然，這比起新托馬斯主義的經院哲學歷史圖表所作的描繪簡略而不全麵）；是的，“理性”在中世紀終結時具有與其全盛期不同的形式。是的，曾經有過大學的危機，它構成了14世紀和15世紀危機的一個部分。就像這個總的危機一樣，大學的危機在1348年黑死病蔓延之前，在13世紀到14世紀的過渡時期，早在1270年至1277年期間就已經開始出現了，顯然是巴黎大主教斯特凡·坦比爾信仰問題判決的後果。是的，確實不錯，作為例證，迷惑了中世紀末期社會的信仰新模式“近代神學”（devotio
moderna）的一名重要信徒，德文特一個富商的兒子格哈德·艾魯特，於1374年在巴黎大學獲得學術成功後，回到亞爾嫩附近的一個卡特蒙斯修道院，並表明對大學的強烈敵意。根據他的看法，科學隻是無用的東西、貪慾的工具和靈魂的墮落。隻有信仰與簡樸的生活才帶來拯救。是的，一個新的知識分子類型——人文主義者，出現了，他們試圖取代中世紀的知識分子，並往往戰勝後者。但有一個因素，我們如今慢慢地認識得更清楚了，卻也造成了混亂，那就是有些並不否認他們的成長基礎的大學的知識分子也是人文主義者，熱爾森與庫薩的尼古拉是這方麵的典型例子。
不僅如此。大學世界在地理上的擴展，在沒有打破其本身框架的情況下，改變大學的景觀。新的大學出現在日耳曼的國土上（維也納大學，1383年；愛爾福特大學，1379－1392年；海德堡大學，1385年；科隆大學，1388年；維爾茨堡大學，1402年；萊比錫大學，1409年；等等），出現有波希米亞（布拉格大學，1347年），在波蘭（克拉科夫大學，1364－1400年），而蘇格蘭、西班牙、葡萄牙、法國、義大利各地大學的繁榮也就不用說了。新的大學是按照波倫亞大學或巴黎大學的模式創建的，以院係或“民族”為體製，以教師和大學生為兩個主要部分，等等。但它們常常同城市、國家、宗教保持著新的聯繫（布拉格大學的胡斯運動，克拉科夫大學的改變立陶宛人信仰的運動，帕多瓦大學的阿威羅伊主義，等等）。
雖然古典的經院哲學日趨僵化，尤其是神學和教會的控製通過審查製度使得許多院係缺乏生氣，但並非到處都是如此。在某些著作，主要是波蘭的討論克拉科夫大學的著作光芒的映照下，晚期的經院哲學顯得要比記載的有活力和創造性，並具有較高的水平。上大學的人數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加了，即使在一些規模大的老牌大學情況也是如此。此外，雅克·維爾格的出色研究工作也清除了這方麵的偏見。經院哲學與人文主義的矛盾衝突必須重新加以界說。在印刷術的傳播過程中，大學發揮的作用比人們所認為的更為重要。
更多數量的原始資料，使我們有可能更好地研究大學與社會的聯繫。在這一方麵，有多篇關於牛津大學與劍橋大學的極富教益的研究論文。
盡管如此，這種為中世紀末期大學局部恢復名譽的做法（順便說一下，如果放棄傳統的把中世紀與文藝復興劃分開來的做法，並把到14世紀的中世紀就視為中世紀，一切就簡單得多），有關14和15世紀大學社會麵貌的豐富信息，是同大學界的一種實質性發展深刻地聯繫在一起的。大學和大學講師不再擁有對精神生產與高等學校課程的壟斷權。像佛羅倫斯的梅迪契家族的圈子，學會，其中最著名的有巴黎的“法蘭西學院”，都在新的卓越的條件下領會與傳播一種大部分是新鮮的知識。大學自身日益重視自己的社會作用。它們為國家培養出越來越多的法學家、醫學家和學校教師，他們之中獻身於較實用而較少虛名的職業的社會新階層，努力追求一種更適合他們職業等級的知識。大學也為宮廷培養人才，宮廷確保了個別脫離教學的科學家的麵包和榮譽。中世紀來自城市和大學工作，並為統治今後四分五裂的基督教世界的那類知識分子消失了。
雅克·勒戈夫
1984年11月
《中世紀的知識分子》
雅克·勒戈夫著 張弘譯
中世紀大事年表
1100－1166年 伊爾-埃德裏西在世
1121-1158年 亞裏士多德的《新邏輯》被譯成拉丁文約
1121年 阿貝拉爾發表《是與非》
1126－1198年 阿威羅伊在世
1140年 格拉蒂安編纂《教令集》
1141年 桑斯宗教會議，阿貝拉爾受到判決
1143年 托勒密《地理學指南》翻譯出版
1144－1203年 裏爾的阿蘭在世
1145年 切斯特的羅伯特翻譯阿爾-卡裏茲米的《代數學》
1146年 聖伯納德在韋澤萊號召組織第二次十字軍
1147年 前《熙德之歌》流傳
1148年 蘭斯宗教會議，吉爾伯特·德·拉波雷受到判決
moderna）的一名重要信徒，德文特一個富商的兒子格哈德·艾魯特，於1374年在巴黎大學獲得學術成功後，回到亞爾嫩附近的一個卡特蒙斯修道院，並表明對大學的強烈敵意。根據他的看法，科學隻是無用的東西、貪慾的工具和靈魂的墮落。隻有信仰與簡樸的生活才帶來拯救。是的，一個新的知識分子類型——人文主義者，出現了，他們試圖取代中世紀的知識分子，並往往戰勝後者。但有一個因素，我們如今慢慢地認識得更清楚了，卻也造成了混亂，那就是有些並不否認他們的成長基礎的大學的知識分子也是人文主義者，熱爾森與庫薩的尼古拉是這方麵的典型例子。
不僅如此。大學世界在地理上的擴展，在沒有打破其本身框架的情況下，改變大學的景觀。新的大學出現在日耳曼的國土上（維也納大學，1383年；愛爾福特大學，1379－1392年；海德堡大學，1385年；科隆大學，1388年；維爾茨堡大學，1402年；萊比錫大學，1409年；等等），出現有波希米亞（布拉格大學，1347年），在波蘭（克拉科夫大學，1364－1400年），而蘇格蘭、西班牙、葡萄牙、法國、義大利各地大學的繁榮也就不用說了。新的大學是按照波倫亞大學或巴黎大學的模式創建的，以院係或“民族”為體製，以教師和大學生為兩個主要部分，等等。但它們常常同城市、國家、宗教保持著新的聯繫（布拉格大學的胡斯運動，克拉科夫大學的改變立陶宛人信仰的運動，帕多瓦大學的阿威羅伊主義，等等）。
雖然古典的經院哲學日趨僵化，尤其是神學和教會的控製通過審查製度使得許多院係缺乏生氣，但並非到處都是如此。在某些著作，主要是波蘭的討論克拉科夫大學的著作光芒的映照下，晚期的經院哲學顯得要比記載的有活力和創造性，並具有較高的水平。上大學的人數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加了，即使在一些規模大的老牌大學情況也是如此。此外，雅克·維爾格的出色研究工作也清除了這方麵的偏見。經院哲學與人文主義的矛盾衝突必須重新加以界說。在印刷術的傳播過程中，大學發揮的作用比人們所認為的更為重要。
更多數量的原始資料，使我們有可能更好地研究大學與社會的聯繫。在這一方麵，有多篇關於牛津大學與劍橋大學的極富教益的研究論文。
盡管如此，這種為中世紀末期大學局部恢復名譽的做法（順便說一下，如果放棄傳統的把中世紀與文藝復興劃分開來的做法，並把到14世紀的中世紀就視為中世紀，一切就簡單得多），有關14和15世紀大學社會麵貌的豐富信息，是同大學界的一種實質性發展深刻地聯繫在一起的。大學和大學講師不再擁有對精神生產與高等學校課程的壟斷權。像佛羅倫斯的梅迪契家族的圈子，學會，其中最著名的有巴黎的“法蘭西學院”，都在新的卓越的條件下領會與傳播一種大部分是新鮮的知識。大學自身日益重視自己的社會作用。它們為國家培養出越來越多的法學家、醫學家和學校教師，他們之中獻身於較實用而較少虛名的職業的社會新階層，努力追求一種更適合他們職業等級的知識。大學也為宮廷培養人才，宮廷確保了個別脫離教學的科學家的麵包和榮譽。中世紀來自城市和大學工作，並為統治今後四分五裂的基督教世界的那類知識分子消失了。
雅克·勒戈夫
1984年11月
《中世紀的知識分子》
雅克·勒戈夫著 張弘譯
中世紀大事年表
1100－1166年 伊爾-埃德裏西在世
1121-1158年 亞裏士多德的《新邏輯》被譯成拉丁文約
1121年 阿貝拉爾發表《是與非》
1126－1198年 阿威羅伊在世
1140年 格拉蒂安編纂《教令集》
1141年 桑斯宗教會議，阿貝拉爾受到判決
1143年 托勒密《地理學指南》翻譯出版
1144－1203年 裏爾的阿蘭在世
1145年 切斯特的羅伯特翻譯阿爾-卡裏茲米的《代數學》
1146年 聖伯納德在韋澤萊號召組織第二次十字軍
1147年 前《熙德之歌》流傳
1148年 蘭斯宗教會議，吉爾伯特·德·拉波雷受到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