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和實踐的關係
特別是醫學家以及同他們有關的外科醫生和眼鏡匠，不斷強調理論與實踐的必然聯繫。阿威羅伊說：“沒有事先的理論研究，僅僅通過實踐掌握的實用性外科手術，就像農民和所有文盲的外科手術，純粹是一種機械性的工作，它不是真正理論性的，事實上也就既非科學又非技術。”但他同時也申明：“醫生經過理論學習以後，必須始終堅持實際操作。課堂講解和論文僅僅教了外科學和解剖學的一小部分知識。事實上這兩門科學所包含的內容，隻有很少一些能在講課中描述。”
難道經院哲學在它主要試驗科目之一中，正在遭遇陷入抽象化的危險嗎？
雖然經院哲學的語言——拉丁語，仍然是一種活的語言，因為它適應當時科學的需要，並且看來表述了所有的新東西，但是它放棄了利用充分發展的日常口語豐富自己的機會，使知識分子疏遠了普通教徒，以及他們所關心的問題與思想感情。
經院哲學繼續糾纏於抽象的、永恆的真理之中，並開始失去同歷史的聯繫，同自己的使命以及自身的運動及發展的聯繫。當聖托馬斯說：“哲學的目的不是為要了解人們思考過的東西，而是為了認識事物的真理”時，他貶斥了一種僅僅由哲學思想史組成的哲學，但他同時不也肢解掉了思想的一個範圍？
經院哲學知識分子的一個巨大冒險，是造成了知識分子的專家政治。13世紀末大學教師們接受了教會的和世俗的高層職位。他們成了主教、副主教、教會機構成員，顧問和部長。這是一個博士、神學家和法學學者的時代。一個大學的共濟會，夢想領導基督教界。這一點由約翰·德·墨恩和達齊恩的鮑依修斯作了說明：“知識分子不止是諸侯，也不止是國王。”羅吉爾·培根認識到，科學是一項集體的工作，因而設想了一個巨大的學者團體；他同時希望，大學成員和當時的統治者們一起來規劃世界的命運。他籲請教皇，主動組建這樣一支先頭部隊。針對1264年預兆著會發生瘟疫與戰爭的替星出現，他呼籲說：“對教會而言，那該多麽有用，如果在這種時候由學者觀察研究天空的狀況，並通知高級教士和王侯們……在基督教徒中間，既不應該有這樣一場血洗，也不應該有這麽多被送入地獄的靈魂。”
這是一種隱藏著危險的烏托邦思想的天真願望。對知識分子，人們也必須說：“鞋匠，別把上下顛倒……”（sutor，ne
supra）。雖然可以肯定，科學歸屬於政治，但如果學者最後作為政治家結束自己的生涯，很少會有好結果。
《中世紀的知識分子》
雅克·勒戈夫著 張弘譯
第三章 從大學成員到人文主義者
中世紀的衰落
行將結束的中世紀是轉折的年代。人口停止增長，接著由大饑荒和像1348年那樣的瘟疫所加劇的衰退，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在為西方經濟提供貴金屬方麵發生的麻煩，造成了先是對白銀然後是對黃金的需求，戰爭又加劇了這一需求——這就是百年戰爭，玫瑰戰爭，伊比利亞半島戰爭，和義大利戰爭。所有這一切都加速了西方國家經濟和社會結構的徹底變革。封建地租在很大程度上發展形成了貨幣形式，這動搖了社會關係。在這一發展的受害者和受益者之間產生了一條鴻溝。城市各階級之間產生了分化。當現在受剝削日益嚴重的手工業行會在某些區域（弗蘭德、北義大利和其他大城市）一定程度上趨向無產階級化，同時生活條件下降到農民大眾水平時，同時靠剛形成的前資本主義的各項活動與新被吞併的地租為生的城市資產階級的上層，同舊的統治階級：貴族、修會修士和最上層的世俗的教士結成一體。他們的主要成功是，左右一種驟變的形勢，使之有利於他們發展。在這個調整轉變的過程中，各項政治因素起了重大作用。政治權力急速扶植經濟勢力。它將使大革命前的舊製度維持幾百年之久。那是一個王侯的時代。人們隻要為其服務，成為其官員或廷臣，就能獲得財富、權力和榮譽。過去的大人們懂得這一點，跟專製政治與君主製度締結了盟約。同時又有受王侯庇護的新的權力人物擠到他們中間。
在這一背景上，中世紀的知識分子退出了舞台。一種新型人物出現在文化領域的最前列：人文主義者。但人文主義者隻是給他們衰落的前輩最後的一擊。中世紀的知識分子並未遭到暗害，他們自己獻身於這種死亡和這種轉化。 14世紀至15世紀期間，絕大多數大學成員通過自我否定為中世紀知識分子的消失鋪平了道路。
知識分子經濟狀況的變化
中世紀末期的大學成員，最終在歸屬勞動階級還是加入特權集團之間，作出了自己的選擇。在西方國家，將有幾百年之久的時間，不再有任何的知識勞動者。或者不如說，理應得到這一名稱的是地方學校的無名教師。雖然他們之中有些人在革命運動中，例如1378年佛羅倫斯梳羊毛工人的騷動中，發揮了作用，但他們在知識分子運動中沒有占據任何值得一提的位置。
可以肯定，14世紀和15世紀的大學成員沒有放棄他們從有報酬的工作中獲得的收入。不僅如此，在這個艱難時世裏，他們頑強地抓住這點不多的收益。他們越來越貪婪地要求大學生為聽課付錢——教會在這方麵最終已無力幹預。他們增加關於贈禮的規定，這些贈禮是大學生為了通過考試必須送給教師的。他們對大學裏所有可能增加他們負擔的開支都作了限製。可以無償地聽課和攻讀學位的窮苦大學生的數量，通過規章製度的形式，一再予以削減。15世紀初在帕多瓦，每個學院隻有一個這樣的大學生。這是個帶有理論意義的措施，包含著教會所捍衛的原則。它近似富有的商人從其盈利中為救濟窮人而向上帝捐獻的金幣。
特別是醫學家以及同他們有關的外科醫生和眼鏡匠，不斷強調理論與實踐的必然聯繫。阿威羅伊說：“沒有事先的理論研究，僅僅通過實踐掌握的實用性外科手術，就像農民和所有文盲的外科手術，純粹是一種機械性的工作，它不是真正理論性的，事實上也就既非科學又非技術。”但他同時也申明：“醫生經過理論學習以後，必須始終堅持實際操作。課堂講解和論文僅僅教了外科學和解剖學的一小部分知識。事實上這兩門科學所包含的內容，隻有很少一些能在講課中描述。”
難道經院哲學在它主要試驗科目之一中，正在遭遇陷入抽象化的危險嗎？
雖然經院哲學的語言——拉丁語，仍然是一種活的語言，因為它適應當時科學的需要，並且看來表述了所有的新東西，但是它放棄了利用充分發展的日常口語豐富自己的機會，使知識分子疏遠了普通教徒，以及他們所關心的問題與思想感情。
經院哲學繼續糾纏於抽象的、永恆的真理之中，並開始失去同歷史的聯繫，同自己的使命以及自身的運動及發展的聯繫。當聖托馬斯說：“哲學的目的不是為要了解人們思考過的東西，而是為了認識事物的真理”時，他貶斥了一種僅僅由哲學思想史組成的哲學，但他同時不也肢解掉了思想的一個範圍？
經院哲學知識分子的一個巨大冒險，是造成了知識分子的專家政治。13世紀末大學教師們接受了教會的和世俗的高層職位。他們成了主教、副主教、教會機構成員，顧問和部長。這是一個博士、神學家和法學學者的時代。一個大學的共濟會，夢想領導基督教界。這一點由約翰·德·墨恩和達齊恩的鮑依修斯作了說明：“知識分子不止是諸侯，也不止是國王。”羅吉爾·培根認識到，科學是一項集體的工作，因而設想了一個巨大的學者團體；他同時希望，大學成員和當時的統治者們一起來規劃世界的命運。他籲請教皇，主動組建這樣一支先頭部隊。針對1264年預兆著會發生瘟疫與戰爭的替星出現，他呼籲說：“對教會而言，那該多麽有用，如果在這種時候由學者觀察研究天空的狀況，並通知高級教士和王侯們……在基督教徒中間，既不應該有這樣一場血洗，也不應該有這麽多被送入地獄的靈魂。”
這是一種隱藏著危險的烏托邦思想的天真願望。對知識分子，人們也必須說：“鞋匠，別把上下顛倒……”（sutor，ne
supra）。雖然可以肯定，科學歸屬於政治，但如果學者最後作為政治家結束自己的生涯，很少會有好結果。
《中世紀的知識分子》
雅克·勒戈夫著 張弘譯
第三章 從大學成員到人文主義者
中世紀的衰落
行將結束的中世紀是轉折的年代。人口停止增長，接著由大饑荒和像1348年那樣的瘟疫所加劇的衰退，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在為西方經濟提供貴金屬方麵發生的麻煩，造成了先是對白銀然後是對黃金的需求，戰爭又加劇了這一需求——這就是百年戰爭，玫瑰戰爭，伊比利亞半島戰爭，和義大利戰爭。所有這一切都加速了西方國家經濟和社會結構的徹底變革。封建地租在很大程度上發展形成了貨幣形式，這動搖了社會關係。在這一發展的受害者和受益者之間產生了一條鴻溝。城市各階級之間產生了分化。當現在受剝削日益嚴重的手工業行會在某些區域（弗蘭德、北義大利和其他大城市）一定程度上趨向無產階級化，同時生活條件下降到農民大眾水平時，同時靠剛形成的前資本主義的各項活動與新被吞併的地租為生的城市資產階級的上層，同舊的統治階級：貴族、修會修士和最上層的世俗的教士結成一體。他們的主要成功是，左右一種驟變的形勢，使之有利於他們發展。在這個調整轉變的過程中，各項政治因素起了重大作用。政治權力急速扶植經濟勢力。它將使大革命前的舊製度維持幾百年之久。那是一個王侯的時代。人們隻要為其服務，成為其官員或廷臣，就能獲得財富、權力和榮譽。過去的大人們懂得這一點，跟專製政治與君主製度締結了盟約。同時又有受王侯庇護的新的權力人物擠到他們中間。
在這一背景上，中世紀的知識分子退出了舞台。一種新型人物出現在文化領域的最前列：人文主義者。但人文主義者隻是給他們衰落的前輩最後的一擊。中世紀的知識分子並未遭到暗害，他們自己獻身於這種死亡和這種轉化。 14世紀至15世紀期間，絕大多數大學成員通過自我否定為中世紀知識分子的消失鋪平了道路。
知識分子經濟狀況的變化
中世紀末期的大學成員，最終在歸屬勞動階級還是加入特權集團之間，作出了自己的選擇。在西方國家，將有幾百年之久的時間，不再有任何的知識勞動者。或者不如說，理應得到這一名稱的是地方學校的無名教師。雖然他們之中有些人在革命運動中，例如1378年佛羅倫斯梳羊毛工人的騷動中，發揮了作用，但他們在知識分子運動中沒有占據任何值得一提的位置。
可以肯定，14世紀和15世紀的大學成員沒有放棄他們從有報酬的工作中獲得的收入。不僅如此，在這個艱難時世裏，他們頑強地抓住這點不多的收益。他們越來越貪婪地要求大學生為聽課付錢——教會在這方麵最終已無力幹預。他們增加關於贈禮的規定，這些贈禮是大學生為了通過考試必須送給教師的。他們對大學裏所有可能增加他們負擔的開支都作了限製。可以無償地聽課和攻讀學位的窮苦大學生的數量，通過規章製度的形式，一再予以削減。15世紀初在帕多瓦，每個學院隻有一個這樣的大學生。這是個帶有理論意義的措施，包含著教會所捍衛的原則。它近似富有的商人從其盈利中為救濟窮人而向上帝捐獻的金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