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大主教斯特凡·坦比爾在1270年已對阿威羅伊主義者作出了判決，聖托馬斯也離他們遠遠的，並從他的立場出發對他們進行了激烈抨擊。1274年他去世後，掀起了一個反對亞裏士多德主義的大規模攻勢。這個攻勢在1277年巴黎大主教斯特凡·坦比爾和坎特伯雷大主教羅伯特·基爾沃拜宣布的雙重判決中結束。
斯特凡·坦比爾列出了一份有219條被判為異端邪說原理的目錄。那是一個龐然雜色的混合體。除了嚴格意義上的阿威羅伊主義的論點外，大約有兩打的原理或多或少涉及到聖托馬斯·阿奎那的學說，另外一些原理引用了在哥利亞德激進派繼承人中流行的見解，它們為阿威羅伊主義者所吸收——
第18條：哲學家不應該贊同未來的復活，因為這種事不可能通過理智進行檢驗。
第152條：神學建築在傳說的基礎上。
第155條：人不必要為自己的葬禮操心。
第168條：節慾本身不是美德。
第169條：完全放棄肉體的結合，對美德和人類都是有害的。
第174條：基督教的法規，就像別的宗教一樣，有傳說的成份和謬誤之處。
第175條：這是科學知識的障礙。
第176條：幸福屬於現世，而不屬於來世。
這一“要目”激起了強烈的反響。多米尼克修會絲毫不加理會。羅馬的埃吉丟斯解釋說：“人們無需為此操心，因為這些說法並不是在巴黎的全體教師在場的情況下提出的，而隻是受某些淺薄愚蠢的人的指使提出的。”
神學院的一個世俗化的教師，方丹的戈特弗雷德對這份目錄提出了詳盡的、無情的批評。他要求撤消這一荒唐的文件，因為它的禁令可能阻礙科學的進步，並要求允許發表和它不同的見解。
雖然禁令並沒有怎麽得到遵從，阿威羅伊學派還是因此被奪走了自己的領袖。西格爾·德·布拉邦肯定死於非命。他的死亡籠罩著神秘的氣氛。據說他是在義大利被囚禁後遭到謀殺的。這位神秘的人物，由於但丁而獲得了不朽，但丁把他同聖托馬斯和聖波納梵杜拉一起安置在天堂裏：
這是西格爾的永恆之光，
他在福亞累街講授知識，
用三段論推導不受歡迎的真理。
這一位不大知名的西格爾，是一個更加不知名的圈子的代表，這個圈子在一段時間裏是巴黎大學的靈魂。
西格爾實際上代表了人文學院大多數人的意見，不管人文學院曾經有過何種聲譽，它是大學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並且對大學產生了明顯的影響。
在人文學院裏，實施的是基礎教育；很大一部分最熱烈的討論，最勇敢的探索，和最有成果的交流，都源自人文學院。
在那裏，人們接觸到貧窮的教士，他們還沒有得到講課準許證，並且更少有機會獲得寶貴的博士學位，用他們那些令人不安的問題使辯論富有生氣。在那裏，人們同城市民眾，同外部世界最接近，最少關心謀取神職的薪障，也最少去理會，是否會引起教會統治集團的不快。那裏世俗的精神最活躍，人也最自由。亞裏士多德的學說就在那裏結出了它全部的果實。就在那裏，人們把托馬斯·阿奎那的死當作無法彌補的損失而流淚痛哭。就是這些“人文學者”，在一封動人的信件中，要求得到這位多米尼克修會傑出博士的遺體，這位著名的神學家是他們中的一員。
在人文學院的阿威羅伊學派中，形成了關於知識分子的最為嚴肅的理想。達齊恩的鮑依修斯申明：“哲學家（他這樣稱呼知識分子）天生品德高尚，清心寡欲，循規蹈距，正直、堅強而大度，溫和又慷慨，莊重典雅，遵守法規，擺脫娛樂享受的誘惑……”就是這些知識分子，在當時受到了“出自惡意、忌妒、無知與愚昧”的迫害。
“寬宏大量”——這個偉大詞彙昭告於世了。就像高梯爾修士出色地描寫的那樣，人們在這些知識分子身上，發現了高尚的最高理想，這一理想在阿貝拉爾那裏，就是首創的美德，也即“希望的激情”。它是“對人類使命的熱情，是人類力量的源泉，是對人的技能的信賴，它是幫助人類力量完成人類使命的唯一保證。”它是一種“典型的世俗的唯靈論，它是為那些植根於現實世界的人們創造出來的，他們不再像僧侶主義唯靈論的門徒那樣直接尋求上帝，而是通過人類與現世。”
理性和經驗的關係
除了信仰與理性的平衡，還有其他難於實現的統一，那就是理性與經驗的統一，理論與實踐的統一。
首先在這方麵做出努力的，是以傑出的學者、牛津大學的總監與林肯的大主教羅伯特·格羅塞特斯特為代表的英國學術界，其後則有以羅吉爾·培根為首的牛津大學的弗朗切斯各修會的修士們。羅吉爾·培根在他的《大著作》（ opus
majus）裏確立了他們的綱領：“拉丁人已經在語言、數學和透視法方麵奠定了科學的基礎，我現在要研究實驗科學提供的基礎，因為沒有實驗數據，人們不能充分了解任何東西……如果尚未見過火的人，在理論上得出結論說火會燃燒，它會改變與毀壞事物，那他聽眾的心靈並不會得到滿足，而且，在他把自己的手或其他可燃物放進火裏以親手驗證結論之前，他不知道要防火。但一旦取得經驗，心靈就會安定，並在真理的光芒中獲得想息。這就是說，僅僅推理是不夠的，還需要經驗。”這裏經院哲學正在否定自身，平衡不久就要被打破，經驗論破土而出了。
斯特凡·坦比爾列出了一份有219條被判為異端邪說原理的目錄。那是一個龐然雜色的混合體。除了嚴格意義上的阿威羅伊主義的論點外，大約有兩打的原理或多或少涉及到聖托馬斯·阿奎那的學說，另外一些原理引用了在哥利亞德激進派繼承人中流行的見解，它們為阿威羅伊主義者所吸收——
第18條：哲學家不應該贊同未來的復活，因為這種事不可能通過理智進行檢驗。
第152條：神學建築在傳說的基礎上。
第155條：人不必要為自己的葬禮操心。
第168條：節慾本身不是美德。
第169條：完全放棄肉體的結合，對美德和人類都是有害的。
第174條：基督教的法規，就像別的宗教一樣，有傳說的成份和謬誤之處。
第175條：這是科學知識的障礙。
第176條：幸福屬於現世，而不屬於來世。
這一“要目”激起了強烈的反響。多米尼克修會絲毫不加理會。羅馬的埃吉丟斯解釋說：“人們無需為此操心，因為這些說法並不是在巴黎的全體教師在場的情況下提出的，而隻是受某些淺薄愚蠢的人的指使提出的。”
神學院的一個世俗化的教師，方丹的戈特弗雷德對這份目錄提出了詳盡的、無情的批評。他要求撤消這一荒唐的文件，因為它的禁令可能阻礙科學的進步，並要求允許發表和它不同的見解。
雖然禁令並沒有怎麽得到遵從，阿威羅伊學派還是因此被奪走了自己的領袖。西格爾·德·布拉邦肯定死於非命。他的死亡籠罩著神秘的氣氛。據說他是在義大利被囚禁後遭到謀殺的。這位神秘的人物，由於但丁而獲得了不朽，但丁把他同聖托馬斯和聖波納梵杜拉一起安置在天堂裏：
這是西格爾的永恆之光，
他在福亞累街講授知識，
用三段論推導不受歡迎的真理。
這一位不大知名的西格爾，是一個更加不知名的圈子的代表，這個圈子在一段時間裏是巴黎大學的靈魂。
西格爾實際上代表了人文學院大多數人的意見，不管人文學院曾經有過何種聲譽，它是大學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並且對大學產生了明顯的影響。
在人文學院裏，實施的是基礎教育；很大一部分最熱烈的討論，最勇敢的探索，和最有成果的交流，都源自人文學院。
在那裏，人們接觸到貧窮的教士，他們還沒有得到講課準許證，並且更少有機會獲得寶貴的博士學位，用他們那些令人不安的問題使辯論富有生氣。在那裏，人們同城市民眾，同外部世界最接近，最少關心謀取神職的薪障，也最少去理會，是否會引起教會統治集團的不快。那裏世俗的精神最活躍，人也最自由。亞裏士多德的學說就在那裏結出了它全部的果實。就在那裏，人們把托馬斯·阿奎那的死當作無法彌補的損失而流淚痛哭。就是這些“人文學者”，在一封動人的信件中，要求得到這位多米尼克修會傑出博士的遺體，這位著名的神學家是他們中的一員。
在人文學院的阿威羅伊學派中，形成了關於知識分子的最為嚴肅的理想。達齊恩的鮑依修斯申明：“哲學家（他這樣稱呼知識分子）天生品德高尚，清心寡欲，循規蹈距，正直、堅強而大度，溫和又慷慨，莊重典雅，遵守法規，擺脫娛樂享受的誘惑……”就是這些知識分子，在當時受到了“出自惡意、忌妒、無知與愚昧”的迫害。
“寬宏大量”——這個偉大詞彙昭告於世了。就像高梯爾修士出色地描寫的那樣，人們在這些知識分子身上，發現了高尚的最高理想，這一理想在阿貝拉爾那裏，就是首創的美德，也即“希望的激情”。它是“對人類使命的熱情，是人類力量的源泉，是對人的技能的信賴，它是幫助人類力量完成人類使命的唯一保證。”它是一種“典型的世俗的唯靈論，它是為那些植根於現實世界的人們創造出來的，他們不再像僧侶主義唯靈論的門徒那樣直接尋求上帝，而是通過人類與現世。”
理性和經驗的關係
除了信仰與理性的平衡，還有其他難於實現的統一，那就是理性與經驗的統一，理論與實踐的統一。
首先在這方麵做出努力的，是以傑出的學者、牛津大學的總監與林肯的大主教羅伯特·格羅塞特斯特為代表的英國學術界，其後則有以羅吉爾·培根為首的牛津大學的弗朗切斯各修會的修士們。羅吉爾·培根在他的《大著作》（ opus
majus）裏確立了他們的綱領：“拉丁人已經在語言、數學和透視法方麵奠定了科學的基礎，我現在要研究實驗科學提供的基礎，因為沒有實驗數據，人們不能充分了解任何東西……如果尚未見過火的人，在理論上得出結論說火會燃燒，它會改變與毀壞事物，那他聽眾的心靈並不會得到滿足，而且，在他把自己的手或其他可燃物放進火裏以親手驗證結論之前，他不知道要防火。但一旦取得經驗，心靈就會安定，並在真理的光芒中獲得想息。這就是說，僅僅推理是不夠的，還需要經驗。”這裏經院哲學正在否定自身，平衡不久就要被打破，經驗論破土而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