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ia pulvis es et in pulverem reverteris）的位置呢？
這一自然主義也可以進而發展成為盧梭式的社會理論。約翰·德·墨恩在他關於黃金時代和隨後的鐵器時代的描述中，把社會等級製度和社會秩序當作一種弊病來描寫，同時用原始平等的樂園來取代，在這個樂園中沒有任何私人占有。“必須找到這樣一個人，他能守護茅屋，消滅罪犯和為申訴者實施公平，其權威沒有人敢於冒犯；他們聚集在一處，以挑選這樣的人。他們在自己中間選出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一個他們所能找到的最正直、最強壯和最有力量的人，使他成為他們的王侯和保護者。他立下誓言，在每個人都向他交納供他生活的一定物品的條件下，他將維護權利，保護他們的家園；而大家也心甘情願這樣做。他長期以來恪守自己的職責。但狡猾的奸賊看他孤身一人，就糾集一起，經常偷盜別人的財物，以此騷擾他。為此民眾不得不重新聚集在一起，每個人都承擔起捐稅的職責，使王侯手下增添幾位軍官。他們自己共同納稅，向王侯交地租和貢賦，並把大量土地獻給他。這就是世界上國王和諸侯的由來。我們由古人的著作了解到這一切，他們把這些古代的事實留傳給我們，為此我們對他們怎麽感激也不過分。”
信仰與理性的艱難平衡：亞裏士多德主義與阿威羅伊主義
13世紀的知識分子會知道維持另一種平衡，信仰與理性之間的平衡嗎？13世紀對亞裏士多德學說的探索就是由此產生的。因為盡管亞裏士多德學說與理性主義意義完全不同，經院哲學的理性也有不同於斯達吉拉的其他淵源，但信仰與理性的平衡，仍是圍繞著亞裏士多德學說而進行的。
13世紀的亞裏士多德不再是12世紀人們心目中的亞裏士多德。他首先得到了更充分的了解。亞裏士多德在12世紀主要是位著名的邏輯學家，現在依靠新一代的翻譯家，人們進而了解到他還是位物理學家，著有《尼可瑪倫理學》的道德學家，以及形上學家。其次，亞裏士多德的著作得到了注釋。從一開始，亞裏士多德的著作就附有阿拉伯的重要哲學家，特別是阿維森納和阿威羅伊的評註。這些評註把亞裏士多德推向了極端，盡可能地讓他遠離基督教的學說。
進入西方國家的不是一個亞裏士多德，相反，至少有兩個亞裏士多德，一個是正確的亞裏士多德，一個是阿威羅伊的亞裏士多德。事實上還有更多，因為每個、或者說幾乎每個評註者都有他自己的亞裏士多德。但在這一運動中顯示出兩種傾向：一個是多米尼克修會的重要學者、阿爾貝都·馬格努斯和托馬斯·阿奎那所代表的，致力於把亞裏士多德同聖經互相統一起來的傾向；一個是阿威羅伊主義者的傾向，他們發現並承認了二者之間存在的某些矛盾：他們準備同時遵奉亞裏士多德學說和聖經。他們為此發明了雙重真理的學說：“一個是天啟的真理……另一個隻是純粹哲學和自然理性的真理。在矛盾的情況下，我們可以簡單地說：這裏是我作為哲學家的理性的答案，但因為上帝不會說謊，我同意由他啟示的真理，並通過信仰把我自己同天啟的真理結合在一起。”阿爾貝都·馬格努斯從另一角度作了說明：“倘若人們把亞裏士多德當作上帝看待，必然由此出發，認為他不會有錯。但如果人們確信他也是一個人，那就毫無疑問，他就像我們所有人一樣，可能會犯錯誤。”聖托馬斯深信，阿威羅伊“與其說是個亞裏士多德派學者，不如說是亞裏士多德哲學的曲解者”，而阿威羅伊主義的領袖、西格爾·德·布拉邦說：“我認為亞裏士多德已完成各門科學，因為迄今為止，也就是在十五個多世紀裏，還沒有一個後來者能夠對他的著作有所增補，或在其中發現什麽重大錯誤……亞裏士多德是神的化身。”
不僅有對阿爾貝都和托馬斯所理解的亞裏士多德學說的強烈反對，還有對阿威羅伊主義的強烈反對。這一強烈反對是由聖奧古斯丁學說的信奉者提出的，他們以柏拉圖為權威，來反對亞裏士多德的權威。然而，盡管聖奧古斯丁是經院哲學的重要淵源之一，但主要的經院哲學家們堅定地反對以柏拉圖主義為基礎的新奧古斯丁主義。對他們來說，學院派的隱喻式思想是對真正哲學的嚴重威脅。阿爾貝都·馬格努斯寫道：“亞裏士多德在反駁柏拉圖的見解時，他反對的主要不是基礎，而是形式。因為柏拉圖表述的方法很不好。在他那裏一切都是形象化的，並且他以譬喻示教；當他舉例說明靈魂是一個循環過程時，他在詞句的意義之外又放進了某些別的東西。”托馬斯主義反對這樣的混亂思想；在整個13世紀，以及幾個世紀以來，奧古斯丁學說和柏拉圖主義的信奉者都在同理性主義的所有革新進行鬥爭，並維護保守立場。在13世紀，他們的策略主要是把亞裏士多德同阿威羅伊調和起來，把聖托馬斯同亞裏士多德，並進而同阿威羅伊調和起來。托馬斯主義一直緊接著阿威羅伊主義遭到攻擊。
13世紀始終貫穿著反亞裏士多德的攻擊，這在當時是大學的危機所在。
從1210年起，巴黎的大學禁止講授亞裏士多德的《物理學》和《形上學》。1215年和1228年羅馬教廷重申了這一禁令。但十分正統的土魯斯大學從1229年建立起就宣布，為了吸引學生，在巴黎被禁止的著作將在該校講授。事實上禁令在巴黎也不過是一紙空文。受到裁決被禁的圖書仍列在教學大綱裏。托馬斯主義出色的理論體係似乎已解決了問題，但阿威羅伊主義的危機又將對一切提出質疑。一大批人文學院的教師，由西格爾·德·布拉邦和達齊恩的鮑依修斯領頭，講授著包括阿威羅伊在內的哲學家的激進論點——亞裏士多德已成為哲學家的典範。除了雙重真理，他們也講授——否定創世的——世界的永恆性，拒絕承認上帝作為事物起因的特權——上帝僅是終結原因——，並否定上帝對未來偶然性的預知。有一些人——這在西格爾本人那裏並不明確——贊成行動的悟性的獨立性，並進而在個體的層次上否認靈魂的存在。
這一自然主義也可以進而發展成為盧梭式的社會理論。約翰·德·墨恩在他關於黃金時代和隨後的鐵器時代的描述中，把社會等級製度和社會秩序當作一種弊病來描寫，同時用原始平等的樂園來取代，在這個樂園中沒有任何私人占有。“必須找到這樣一個人，他能守護茅屋，消滅罪犯和為申訴者實施公平，其權威沒有人敢於冒犯；他們聚集在一處，以挑選這樣的人。他們在自己中間選出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一個他們所能找到的最正直、最強壯和最有力量的人，使他成為他們的王侯和保護者。他立下誓言，在每個人都向他交納供他生活的一定物品的條件下，他將維護權利，保護他們的家園；而大家也心甘情願這樣做。他長期以來恪守自己的職責。但狡猾的奸賊看他孤身一人，就糾集一起，經常偷盜別人的財物，以此騷擾他。為此民眾不得不重新聚集在一起，每個人都承擔起捐稅的職責，使王侯手下增添幾位軍官。他們自己共同納稅，向王侯交地租和貢賦，並把大量土地獻給他。這就是世界上國王和諸侯的由來。我們由古人的著作了解到這一切，他們把這些古代的事實留傳給我們，為此我們對他們怎麽感激也不過分。”
信仰與理性的艱難平衡：亞裏士多德主義與阿威羅伊主義
13世紀的知識分子會知道維持另一種平衡，信仰與理性之間的平衡嗎？13世紀對亞裏士多德學說的探索就是由此產生的。因為盡管亞裏士多德學說與理性主義意義完全不同，經院哲學的理性也有不同於斯達吉拉的其他淵源，但信仰與理性的平衡，仍是圍繞著亞裏士多德學說而進行的。
13世紀的亞裏士多德不再是12世紀人們心目中的亞裏士多德。他首先得到了更充分的了解。亞裏士多德在12世紀主要是位著名的邏輯學家，現在依靠新一代的翻譯家，人們進而了解到他還是位物理學家，著有《尼可瑪倫理學》的道德學家，以及形上學家。其次，亞裏士多德的著作得到了注釋。從一開始，亞裏士多德的著作就附有阿拉伯的重要哲學家，特別是阿維森納和阿威羅伊的評註。這些評註把亞裏士多德推向了極端，盡可能地讓他遠離基督教的學說。
進入西方國家的不是一個亞裏士多德，相反，至少有兩個亞裏士多德，一個是正確的亞裏士多德，一個是阿威羅伊的亞裏士多德。事實上還有更多，因為每個、或者說幾乎每個評註者都有他自己的亞裏士多德。但在這一運動中顯示出兩種傾向：一個是多米尼克修會的重要學者、阿爾貝都·馬格努斯和托馬斯·阿奎那所代表的，致力於把亞裏士多德同聖經互相統一起來的傾向；一個是阿威羅伊主義者的傾向，他們發現並承認了二者之間存在的某些矛盾：他們準備同時遵奉亞裏士多德學說和聖經。他們為此發明了雙重真理的學說：“一個是天啟的真理……另一個隻是純粹哲學和自然理性的真理。在矛盾的情況下，我們可以簡單地說：這裏是我作為哲學家的理性的答案，但因為上帝不會說謊，我同意由他啟示的真理，並通過信仰把我自己同天啟的真理結合在一起。”阿爾貝都·馬格努斯從另一角度作了說明：“倘若人們把亞裏士多德當作上帝看待，必然由此出發，認為他不會有錯。但如果人們確信他也是一個人，那就毫無疑問，他就像我們所有人一樣，可能會犯錯誤。”聖托馬斯深信，阿威羅伊“與其說是個亞裏士多德派學者，不如說是亞裏士多德哲學的曲解者”，而阿威羅伊主義的領袖、西格爾·德·布拉邦說：“我認為亞裏士多德已完成各門科學，因為迄今為止，也就是在十五個多世紀裏，還沒有一個後來者能夠對他的著作有所增補，或在其中發現什麽重大錯誤……亞裏士多德是神的化身。”
不僅有對阿爾貝都和托馬斯所理解的亞裏士多德學說的強烈反對，還有對阿威羅伊主義的強烈反對。這一強烈反對是由聖奧古斯丁學說的信奉者提出的，他們以柏拉圖為權威，來反對亞裏士多德的權威。然而，盡管聖奧古斯丁是經院哲學的重要淵源之一，但主要的經院哲學家們堅定地反對以柏拉圖主義為基礎的新奧古斯丁主義。對他們來說，學院派的隱喻式思想是對真正哲學的嚴重威脅。阿爾貝都·馬格努斯寫道：“亞裏士多德在反駁柏拉圖的見解時，他反對的主要不是基礎，而是形式。因為柏拉圖表述的方法很不好。在他那裏一切都是形象化的，並且他以譬喻示教；當他舉例說明靈魂是一個循環過程時，他在詞句的意義之外又放進了某些別的東西。”托馬斯主義反對這樣的混亂思想；在整個13世紀，以及幾個世紀以來，奧古斯丁學說和柏拉圖主義的信奉者都在同理性主義的所有革新進行鬥爭，並維護保守立場。在13世紀，他們的策略主要是把亞裏士多德同阿威羅伊調和起來，把聖托馬斯同亞裏士多德，並進而同阿威羅伊調和起來。托馬斯主義一直緊接著阿威羅伊主義遭到攻擊。
13世紀始終貫穿著反亞裏士多德的攻擊，這在當時是大學的危機所在。
從1210年起，巴黎的大學禁止講授亞裏士多德的《物理學》和《形上學》。1215年和1228年羅馬教廷重申了這一禁令。但十分正統的土魯斯大學從1229年建立起就宣布，為了吸引學生，在巴黎被禁止的著作將在該校講授。事實上禁令在巴黎也不過是一紙空文。受到裁決被禁的圖書仍列在教學大綱裏。托馬斯主義出色的理論體係似乎已解決了問題，但阿威羅伊主義的危機又將對一切提出質疑。一大批人文學院的教師，由西格爾·德·布拉邦和達齊恩的鮑依修斯領頭，講授著包括阿威羅伊在內的哲學家的激進論點——亞裏士多德已成為哲學家的典範。除了雙重真理，他們也講授——否定創世的——世界的永恆性，拒絕承認上帝作為事物起因的特權——上帝僅是終結原因——，並否定上帝對未來偶然性的預知。有一些人——這在西格爾本人那裏並不明確——贊成行動的悟性的獨立性，並進而在個體的層次上否認靈魂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