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進一步的、文化上的變革隨著上述這些變化而來，一個進一步的思想上的繁榮或復興（新生）時期同上述變化匯流在一起。本書將簡要地勾勒一部關於這個思想運動的先驅者的歷史；從他們追隨者的冒險的變革，到所謂的中世紀的終結，直至另一個復興——文藝復興。
盡管人們在12世紀前很難以一個有足夠影響力的真正城市復興作為出發點，然而在文明領域裏，就能因此略過8世紀末和9世紀上半葉習慣上稱為“加洛林王朝的復興”的時期嗎？
我們不想像有些歷史學家那樣否認它，不準備談什麽“所謂的復興”，隻是想在這裏比較確切地規定它的界限。
這個時期並不具有任何數量上的特性，足以構成我們所認為的“復興”的概念的前提。雖然這一時期提高了在宮廷學校接受教育的貴族子弟和在一些大修道院或主教中心區接受培養的未來教士的文化水平，但它幾乎完全消除了下層修道院為周圍地區孩子們開設的殘存的初級課程。公元817年，安尼安涅的聖本尼狄克促使法蘭克皇帝“虔信者”路易一世實行本尼狄克教派大改革，把恢復本尼狄克教派原先的修道院製度用書麵形式規定下來，結果修道院的“外部”學校關閉了。這是一次為一些與世隔絕的、為數不多的精英分子服務的復興，它的任務是替奉行教權的加洛林王朝建立一個培養管理人員和政治家的小規模的教育場所。
除了替王朝與教會招募領導人員外，加洛林時代的知識化運動，在手工工具和精神風貌上，都沒有表現出任何其他天使般的或無私奉獻的作為。
這一時期的精美手抄本是奢侈品。人們以工整的字體進行書寫，來消磨時日。——這樣的書法藝術比起雜亂無章的抄寫，更是一種文化失落時期的標誌，這個時期對書籍的需求微不足道，內容幾乎不管不問；人們為宮廷或某些世俗的或宗教界的大人物把書籍裝飾得富麗堂皇。這些都表明，書籍的流傳非常緩慢。
不僅如此，這些書籍根本不是為了供人閱讀。它們隻是有助於教堂財庫的豐富，和個別富人收益的增加。它們與其說是思想上的寶物，不如說是經濟上的財富。有些作者抄錄古人或教父的名言，以此誇耀他們自己的文字具有較高的思想內容，而人們竟然相信他們的每句話。這一切隻是提高物質上的價值。查理大帝為了布施，賣掉自己一部分漂亮的手抄本。書籍受到同昂貴的瓷器完全一樣的對待。
在修道院裏辛辛苦苦抄錄“手寫文書”（scriptoria）的修士們，對內容方麵興趣不大——對他們來說重要的是在抄寫中激發出的熱誠、打發的光陰和消耗的精力。這一切都是贖罪，他們以此為天國效勞。除此之外，由於中世紀盛期教會借用野蠻人的法律，採取勞役與懲罰都可以折算成稅款的做法，他們還根據頁數、行數、字數算計著能夠贖買到的在滌罪所的年份；或者他們為自己的疏忽痛苦得輾轉不安，因這疏忽他們遺漏了一個字母，從而延長了他們在滌罪所的居留期。他們把同他們搗亂的小鬼的名字傳告後人，這個小鬼專門愚弄他們，它叫“梯梯費留斯”（titivillus）。這是同作家做對的魔鬼，後來阿納托爾·法朗士還會再次發現它。
對那些尚未脫盡野蠻人習性的基督徒來說，科學是個寶藏。這個寶藏必須小心翼翼加以保護。與封閉的經濟為伴的是封閉的文化。“加洛林王朝的復興”隻管獵取，不顧播種。這會有個微不足道的復興嗎？
要是勉強寬容一點，加洛林時代盡管有這一切，仍然可以指望取得“復興”這個稱號。加洛林時代最有主見和最有影響的思想家肯定是約翰·司各特·埃裏金納，他在那個時代還沒有讀者與聽眾，到 12世紀才開始為人所知，為人理解和為人引用。但在加洛林時代“手寫文書”裏抄錄的手稿，阿爾奎因從5世紀的修辭學家馬帖努斯·卡佩拉那裏摘錄來的七種人文學科的觀點，以及由他提出的“翻譯研究”（trantio
studii）的思想——文明的策源地雅典與羅馬就這樣經由西方國家，更確切些說，通過高盧而傳承下來——所有這些積累起來的財富，後來都重新得到了流傳，它們被
傾注在城市學校的大熔爐裏，被12世紀的復興作為古典文化的最後遺產所吸收。
12世紀的新時代精神：古代人和新時代人
12世紀的知識分子強烈地感覺到，要創造新事物，要成為新人。沒有這種獲得新生的情感難道會有復興嗎？我們隻要想想16世紀那些精神麵貌煥然一新的人，想想拉伯雷就可以明白了。
就這樣，這一時代作家的口中和筆下，總是出現這一個詞：“現代”，他們用它來表明自身。“新時代人”，這是指他們，他們懂得做這樣的人。但新時代人絕不是同古代人對立的；相反，他們仿效古代人，從古代人那裏吸取營養，把自己置於古代人的肩膀之上。布盧瓦的彼得宣稱：“隻有在懷著越來越強烈的愛慕，一遍又一遍地讀古代人著作的時候，人們才能擺脫愚昧無知，走向科學的光明。讓狗去狂吠，豬去咕咕吧！我依舊是古代人的盟友。我要把自己全部的認真勁兒都傾注在他們身上，並且每天都在研讀他們的著作中迎接朝霞。”
盡管人們在12世紀前很難以一個有足夠影響力的真正城市復興作為出發點，然而在文明領域裏，就能因此略過8世紀末和9世紀上半葉習慣上稱為“加洛林王朝的復興”的時期嗎？
我們不想像有些歷史學家那樣否認它，不準備談什麽“所謂的復興”，隻是想在這裏比較確切地規定它的界限。
這個時期並不具有任何數量上的特性，足以構成我們所認為的“復興”的概念的前提。雖然這一時期提高了在宮廷學校接受教育的貴族子弟和在一些大修道院或主教中心區接受培養的未來教士的文化水平，但它幾乎完全消除了下層修道院為周圍地區孩子們開設的殘存的初級課程。公元817年，安尼安涅的聖本尼狄克促使法蘭克皇帝“虔信者”路易一世實行本尼狄克教派大改革，把恢復本尼狄克教派原先的修道院製度用書麵形式規定下來，結果修道院的“外部”學校關閉了。這是一次為一些與世隔絕的、為數不多的精英分子服務的復興，它的任務是替奉行教權的加洛林王朝建立一個培養管理人員和政治家的小規模的教育場所。
除了替王朝與教會招募領導人員外，加洛林時代的知識化運動，在手工工具和精神風貌上，都沒有表現出任何其他天使般的或無私奉獻的作為。
這一時期的精美手抄本是奢侈品。人們以工整的字體進行書寫，來消磨時日。——這樣的書法藝術比起雜亂無章的抄寫，更是一種文化失落時期的標誌，這個時期對書籍的需求微不足道，內容幾乎不管不問；人們為宮廷或某些世俗的或宗教界的大人物把書籍裝飾得富麗堂皇。這些都表明，書籍的流傳非常緩慢。
不僅如此，這些書籍根本不是為了供人閱讀。它們隻是有助於教堂財庫的豐富，和個別富人收益的增加。它們與其說是思想上的寶物，不如說是經濟上的財富。有些作者抄錄古人或教父的名言，以此誇耀他們自己的文字具有較高的思想內容，而人們竟然相信他們的每句話。這一切隻是提高物質上的價值。查理大帝為了布施，賣掉自己一部分漂亮的手抄本。書籍受到同昂貴的瓷器完全一樣的對待。
在修道院裏辛辛苦苦抄錄“手寫文書”（scriptoria）的修士們，對內容方麵興趣不大——對他們來說重要的是在抄寫中激發出的熱誠、打發的光陰和消耗的精力。這一切都是贖罪，他們以此為天國效勞。除此之外，由於中世紀盛期教會借用野蠻人的法律，採取勞役與懲罰都可以折算成稅款的做法，他們還根據頁數、行數、字數算計著能夠贖買到的在滌罪所的年份；或者他們為自己的疏忽痛苦得輾轉不安，因這疏忽他們遺漏了一個字母，從而延長了他們在滌罪所的居留期。他們把同他們搗亂的小鬼的名字傳告後人，這個小鬼專門愚弄他們，它叫“梯梯費留斯”（titivillus）。這是同作家做對的魔鬼，後來阿納托爾·法朗士還會再次發現它。
對那些尚未脫盡野蠻人習性的基督徒來說，科學是個寶藏。這個寶藏必須小心翼翼加以保護。與封閉的經濟為伴的是封閉的文化。“加洛林王朝的復興”隻管獵取，不顧播種。這會有個微不足道的復興嗎？
要是勉強寬容一點，加洛林時代盡管有這一切，仍然可以指望取得“復興”這個稱號。加洛林時代最有主見和最有影響的思想家肯定是約翰·司各特·埃裏金納，他在那個時代還沒有讀者與聽眾，到 12世紀才開始為人所知，為人理解和為人引用。但在加洛林時代“手寫文書”裏抄錄的手稿，阿爾奎因從5世紀的修辭學家馬帖努斯·卡佩拉那裏摘錄來的七種人文學科的觀點，以及由他提出的“翻譯研究”（trantio
studii）的思想——文明的策源地雅典與羅馬就這樣經由西方國家，更確切些說，通過高盧而傳承下來——所有這些積累起來的財富，後來都重新得到了流傳，它們被
傾注在城市學校的大熔爐裏，被12世紀的復興作為古典文化的最後遺產所吸收。
12世紀的新時代精神：古代人和新時代人
12世紀的知識分子強烈地感覺到，要創造新事物，要成為新人。沒有這種獲得新生的情感難道會有復興嗎？我們隻要想想16世紀那些精神麵貌煥然一新的人，想想拉伯雷就可以明白了。
就這樣，這一時代作家的口中和筆下，總是出現這一個詞：“現代”，他們用它來表明自身。“新時代人”，這是指他們，他們懂得做這樣的人。但新時代人絕不是同古代人對立的；相反，他們仿效古代人，從古代人那裏吸取營養，把自己置於古代人的肩膀之上。布盧瓦的彼得宣稱：“隻有在懷著越來越強烈的愛慕，一遍又一遍地讀古代人著作的時候，人們才能擺脫愚昧無知，走向科學的光明。讓狗去狂吠，豬去咕咕吧！我依舊是古代人的盟友。我要把自己全部的認真勁兒都傾注在他們身上，並且每天都在研讀他們的著作中迎接朝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