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麵介紹基本的學科，按照傳統說法是一位著名學者索爾茲伯裏的約翰的記錄，從中可以見到12世紀最有聲望的學府之一沙特爾修道院的伯納德長老是怎樣傳授那些基礎學科的：“對各門學科理解得越完善，受到的影響越深刻，對古代作者們的正確思想也就把握得越全麵，也就能更加透徹地繼續傳播這種思想。古人——感謝那些狄亞克裏人（diacrisis），我們能夠藉助於圖畫或色彩展示他們，——古代人在一段歷史、一個母題和一篇寓言的原材料基礎上，依靠所有這些學科以及綜合與增加趣味的高明手段，在完成的作品中，創造出一種囊括全部藝術的畫像類型。語法和詩歌互相交融，密不可分，並揭示出整個主題。在這方麵，邏輯學增添了論證的色彩，編織進它理性論斷的金色標記；修辭學則通過動人的說服力與閃爍出智慧之光的雄辯再現了白銀的清輝。數學乘坐著四駕馬車，超過了其他學科的步履，並留下了它那豐富名樣的色彩與魅力。在數學揭開自然的奧秘以後，物理學又為這豐富多樣的魅力添上它那微妙的色調。最後，哲學，所有分支中最高貴的倫理學，以其影響作品的威嚴淩駕於一切其他學科之上。沒有倫理學，哲學就不再名副其實，所有其他學科都是通過這一重要學科而創造成功的。仔細研究維吉爾或琉善吧（他們的哲學你也是一直在稱讚的），你會發現一些合適的東西。其中有——這要看師長的才智高下和弟子的機敏與勤勉程度。——從古典作家以前的著作裏所能獲得的好處。這是沙特爾的伯納德的方法，沙特爾是近代高盧美文學最最豐富的源泉……”
可是這樣的仿效難道不是仰人鼻息嗎？以後我們還會看到西方文化由於接受難以消化和不合適的古代成份，給自己戴上了鐐銬。但在12世紀所有這些還是多麽新鮮啊！
這些大師是教士和善良的基督徒，作為教科書他們更偏愛維吉爾的著作而不是《傳道書》，更喜愛柏拉圖的著作而不是聖奧古斯丁，這不僅因為他們相信維吉爾和柏拉圖的著作富於道德訓誡，以及在語言的外表後藏有微言大義（這種情況在聖經裏和教父們的著作中就不存在嗎？），而主要是因為對他們而言《埃涅亞斯》或《蒂邁歐篇》首先是學術著作。它們由學者撰寫，適合於專門的技能性課程；而聖經和教父們的著作，雖然在科學材料方麵可能同樣豐富（舉例來說，聖經的《創世記》難道不是某種自然科學和宇宙學的著作嗎？），然而這些是次要的。其次才是學術著作。古人是專門家，他們更宜於從事專門化的教學活動，如講授人文學科與學校課程，就像神甫或聖職作家應該繼續傳授神學一佯。12世紀的知識分子是一種專門家，他是專業工作者，他具有自己的材料、古人的著作以及自己的一套技藝，其中最重要的技藝就是仿效古人。
然而，這些古人隻是被用來作進一步的探究，就像義大利的船隊利用海洋去尋求東方的寶藏一樣。
這就是沙特爾的伯納德的那段有名的話的要義，這句名言在中世紀引起了巨大的迴響：“我們是站在巨人們肩膀上的侏儒。我們的視野比他們更寬廣和更遠大，並非因為我們目光更尖銳和身材更高大，而是因為他們把我們舉了起來，並抬到同他們一樣的巨大高度……”
這幅有名的圖象，表現的正是文化進步的要義；簡而言之，也就是歷史進步的要義。中世紀盛期的歷史是停滯的，在西方各國取得勝利的教會造成了這種局麵。弗賴辛的奧托接過聖奧古斯丁的兩種國家的論點並解釋說：“由於不僅全體民眾，而且帝王們，除個別例外，也都是天主教徒，所以在我看來，我寫的不是兩個國家的歷史，而應該說是一個唯一國家的歷史，我稱這個國家為教會。”
這裏說的是封建主的意願，以及組成封建社會結構的修士們的意願——置時代於不顧。後來當基佐贏得資產階級的政治勝利之後，他也認為到達了歷史的終結點。 12世紀的知識分子就在這個發展中的城市環境裏（其中萬物都在循環並在自行變化），安置推動歷史前進的馬達，並規定他們在這個時代裏的使命：“追求真理，做時代的兒女（veritas，filia
temporis）。”沙特爾的伯納德也正是這樣說的。
希臘－阿拉伯文化的貢獻
真理不僅是時代的兒女，而且是地理空間的產物。城市是把思想如同貨物一樣運載的人員周轉的轉車台，是精神貿易的市場與通衢。在12世紀，當西方國家幾乎還沒有原材料可出口時（不過紡織品生產已日趨繁榮），從東方，從拜占廷、大馬士革、巴格達和科爾多瓦運來了珍奇的產品和昂貴的物品。除了調味品與絲綢外，中世紀的手抄本把希臘－阿拉伯文化帶進基督教的西方。
阿拉伯人在這方麵主要是中介者。亞裏士多德、歐幾裏得、托勒密、希波克拉底、蓋倫的著作隨著異端的基督徒——基督一性論派與聶斯脫利派以及受拜占廷迫害的猶太人而流傳到東方，並由他們捐贈給伊斯蘭國家的圖書館，這些書由圖書館大量接收下來。現在這些著作又踏上歸程，登上西方基督教國土的海岸。就這方來說，東方拉丁國家信奉基督教的邊緣地區所起的作用是極為次要的。西方國家和伊斯蘭國家接壤的前線主要是軍事性質的，是軍事衝突和十字軍東征的前線。這裏交換的是拳打腳踢，而不是思想和 圖書。隻是在極其偶然的情況下才會有一本著作溜過這條戰線。接收來自東方的手抄本的主要是兩個聯絡點：義大利，更多地是西班牙。這裏無論是穆斯林對西西裏和卡拉勃裏的暫時占有，還是基督徒的復地運動（ reconquista）都不曾妨礙和平的交易。
可是這樣的仿效難道不是仰人鼻息嗎？以後我們還會看到西方文化由於接受難以消化和不合適的古代成份，給自己戴上了鐐銬。但在12世紀所有這些還是多麽新鮮啊！
這些大師是教士和善良的基督徒，作為教科書他們更偏愛維吉爾的著作而不是《傳道書》，更喜愛柏拉圖的著作而不是聖奧古斯丁，這不僅因為他們相信維吉爾和柏拉圖的著作富於道德訓誡，以及在語言的外表後藏有微言大義（這種情況在聖經裏和教父們的著作中就不存在嗎？），而主要是因為對他們而言《埃涅亞斯》或《蒂邁歐篇》首先是學術著作。它們由學者撰寫，適合於專門的技能性課程；而聖經和教父們的著作，雖然在科學材料方麵可能同樣豐富（舉例來說，聖經的《創世記》難道不是某種自然科學和宇宙學的著作嗎？），然而這些是次要的。其次才是學術著作。古人是專門家，他們更宜於從事專門化的教學活動，如講授人文學科與學校課程，就像神甫或聖職作家應該繼續傳授神學一佯。12世紀的知識分子是一種專門家，他是專業工作者，他具有自己的材料、古人的著作以及自己的一套技藝，其中最重要的技藝就是仿效古人。
然而，這些古人隻是被用來作進一步的探究，就像義大利的船隊利用海洋去尋求東方的寶藏一樣。
這就是沙特爾的伯納德的那段有名的話的要義，這句名言在中世紀引起了巨大的迴響：“我們是站在巨人們肩膀上的侏儒。我們的視野比他們更寬廣和更遠大，並非因為我們目光更尖銳和身材更高大，而是因為他們把我們舉了起來，並抬到同他們一樣的巨大高度……”
這幅有名的圖象，表現的正是文化進步的要義；簡而言之，也就是歷史進步的要義。中世紀盛期的歷史是停滯的，在西方各國取得勝利的教會造成了這種局麵。弗賴辛的奧托接過聖奧古斯丁的兩種國家的論點並解釋說：“由於不僅全體民眾，而且帝王們，除個別例外，也都是天主教徒，所以在我看來，我寫的不是兩個國家的歷史，而應該說是一個唯一國家的歷史，我稱這個國家為教會。”
這裏說的是封建主的意願，以及組成封建社會結構的修士們的意願——置時代於不顧。後來當基佐贏得資產階級的政治勝利之後，他也認為到達了歷史的終結點。 12世紀的知識分子就在這個發展中的城市環境裏（其中萬物都在循環並在自行變化），安置推動歷史前進的馬達，並規定他們在這個時代裏的使命：“追求真理，做時代的兒女（veritas，filia
temporis）。”沙特爾的伯納德也正是這樣說的。
希臘－阿拉伯文化的貢獻
真理不僅是時代的兒女，而且是地理空間的產物。城市是把思想如同貨物一樣運載的人員周轉的轉車台，是精神貿易的市場與通衢。在12世紀，當西方國家幾乎還沒有原材料可出口時（不過紡織品生產已日趨繁榮），從東方，從拜占廷、大馬士革、巴格達和科爾多瓦運來了珍奇的產品和昂貴的物品。除了調味品與絲綢外，中世紀的手抄本把希臘－阿拉伯文化帶進基督教的西方。
阿拉伯人在這方麵主要是中介者。亞裏士多德、歐幾裏得、托勒密、希波克拉底、蓋倫的著作隨著異端的基督徒——基督一性論派與聶斯脫利派以及受拜占廷迫害的猶太人而流傳到東方，並由他們捐贈給伊斯蘭國家的圖書館，這些書由圖書館大量接收下來。現在這些著作又踏上歸程，登上西方基督教國土的海岸。就這方來說，東方拉丁國家信奉基督教的邊緣地區所起的作用是極為次要的。西方國家和伊斯蘭國家接壤的前線主要是軍事性質的，是軍事衝突和十字軍東征的前線。這裏交換的是拳打腳踢，而不是思想和 圖書。隻是在極其偶然的情況下才會有一本著作溜過這條戰線。接收來自東方的手抄本的主要是兩個聯絡點：義大利，更多地是西班牙。這裏無論是穆斯林對西西裏和卡拉勃裏的暫時占有，還是基督徒的復地運動（ reconquista）都不曾妨礙和平的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