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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爭 作者：[美]赫伯特·比克斯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麥克阿瑟和同盟國以國家利益為由對許多人免於了起訴，其中就有應對中國的細菌戰承擔責任的石井四郎軍醫中將和731部隊的官兵。據估計，有3000到1萬人在石井的生物試驗所被殺害，多數為中國人俘虜，而這個事實卻被東京審判所忽視。美國聯合參謀總部和麥克阿瑟認為得到與殺人有關的實驗數據比審判更重要。
許多日本人中揮之不去的“聖戰”意識和舊價值觀的延續，無疑縮短了戰爭犯罪被揭露後的反省時間。多數日本人認為，戰爭是一種自然現象，國家之間即使沒有過錯也可能發生，這種認識妨礙了他們對在中國發生的戰爭暴行的反省。在某些日本作家看來，個人主體性差、過度依賴他人觀點的民族性也是造成這種傾向的原因之一。但是日本戰爭犯罪被如此之快地遺忘的主要原因與裕仁本人有關。除非裕仁為他在戰爭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是他沒能而且也不想要求日本軍隊遵守比忠誠和功勳更重要的道德行為標準，而受到法庭審判，或被質詢，否則，侵略戰爭的合法性——日本入侵亞洲太平洋各國是為了解放他們的信念——就不會徹底失去市場。畢竟，許多日本人在參加戰爭時都與天皇有著共犯的關係，全體國民都認為，既然天皇對戰爭不負有責任，他們也不應該承擔什麽責任。
日本國民開始極為認真地麵對戰爭的負罪感，可是麥克阿瑟和杜魯門不公正地分攤責任的早期決定，讓木戶和東條做了天皇的替罪羊，縮短了這種反省認識的時間。杜魯門1947－1948年戲劇性的政策轉變更是加速了這個過程。在被分割的德國也發生了同樣的情況，由美國高級專員約翰·麥克洛伊執行的杜魯門政策，通過重新定義非納粹化計劃的範圍，使適用對象僅限於少數幾個德國犯罪者，從而限製了計劃的影響力。東京審判與並行的剝奪公職運動，沒有解決日本關於戰爭責任的多方麵的問題。從某種程度上，反而使問題變得更加棘手。
保護天皇和重塑天皇形象是複雜的政治任務，隻有通過大肆誇張日本社會巨變造成的威脅、操縱證言、銷毀證據和歪曲歷史方能達成。不知裕仁是否因這種對正義的歪曲而感到過不快，是否將這些情況在他向皇祖皇宗的神靈稟告時提到過。我們可以確定的是，直到處決東條為止的整個審判期間，裕仁從沒有忘記過自己更大的目標，那就是擺脫國內外要求他退位的壓力，保留君主製並因此在日本人的政治生活中維持穩定的領域和正統性的原理。
再造神秘性
命天皇停止參拜靖國神社
沖繩口信
暗殺天皇的謠傳
巡幸活動
和平運動
挺進到鴨綠江
學生舉行和平集會
命天皇停止參拜靖國神社
占領進入第5個月，迎來了1946年新年，此時的日本國民似乎被扯成了兩半。一方麵，復員軍人和失業平民源源不斷地從亞洲大陸被遣返回來。數百萬人無家可歸，與之相伴的是，食物配給失控，各地黑市興起。農民為謀求村鎮政府的民主化，展開了政治鬥爭。土地改革尚未開始，但佃農和小自耕農已在表達對地主階級——明治以來，戰前天皇製的社會支柱——的不滿。另一方麵，早已明顯存在的混亂和士氣消沉開始為精神上的騷動和亢奮所替代。不隻是左翼，就是許多平民也認為，戰敗和占領將很快帶來根本的、徹底的改革。大規模製度變革似乎已經近在眼前。
1月13日，學習院教員、ghq民間情報教育局非正式顧問的雷金納得·布萊思寫信給裕仁的侍從長藤田尚德。他認為食物配給製度很快就會崩潰，建議天皇對這個嚴重問題採取措施：
隻有天皇有能力……為糧食不流入黑市得到適當的分配，提供一種感召力。天皇應該巡迴日本，訪問煤礦和農村，傾聽人們的訴說，與他們談話，向他們了解情況。歸來後，他應當針對如食品囤積、現在正是需要與戰時同樣的犧牲精神等問題，發表一份聲明。他應該以情動人，呼籲日本民眾互相分享存糧。1裕仁為改善岌岌可危的現狀開始了他的“巡幸”，這一舉動得到了麥克阿瑟和ghq公共關係顧問的積極支持，他們希望他表現出“真正關心國民”的姿態來。2最初與民眾見麵時，裕仁一方是窘迫至極，民眾一方則是震驚和半信半疑。
3月26日，記者馬克·蓋恩在群馬縣高崎市一家治療戰爭負傷者的醫院見到了巡幸中的天皇。時值裕仁剛剛走下神壇，並希望推動這個過程的初始階段，蓋恩留下了這樣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
我得以仔細地觀察天皇，我們亦叫他“查理”。他是一個小個子男人，大約五英尺兩英寸那麽高，穿著一件剪裁糟糕的灰色條文套裝，褲子短了兩英寸。他有很明顯的麵部痙攣，而且右肩不停地抖動。走路時，右腿稍微向外撇，似乎控製不了它。他顯得很興奮和不安，拿不準該如何擺布他的手腳。
起初，他拖步走過傷患者，偶爾停下來閱讀病歷。之後，顯然覺得此時有必要說點什麽。他問了幾個問題，但似乎問得都很不適合。最後他固定在一個簡單的問題上，“你是哪兒的人？”。他走向一個又一個患者，問著他的問題，當病人作出回答時，他就會說，“哦，是嗎！”聽起來似乎他對患者們來自秋田和歌山或北海道感到很驚訝。他尖銳的聲音，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更細更高。
許多日本人中揮之不去的“聖戰”意識和舊價值觀的延續，無疑縮短了戰爭犯罪被揭露後的反省時間。多數日本人認為，戰爭是一種自然現象，國家之間即使沒有過錯也可能發生，這種認識妨礙了他們對在中國發生的戰爭暴行的反省。在某些日本作家看來，個人主體性差、過度依賴他人觀點的民族性也是造成這種傾向的原因之一。但是日本戰爭犯罪被如此之快地遺忘的主要原因與裕仁本人有關。除非裕仁為他在戰爭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是他沒能而且也不想要求日本軍隊遵守比忠誠和功勳更重要的道德行為標準，而受到法庭審判，或被質詢，否則，侵略戰爭的合法性——日本入侵亞洲太平洋各國是為了解放他們的信念——就不會徹底失去市場。畢竟，許多日本人在參加戰爭時都與天皇有著共犯的關係，全體國民都認為，既然天皇對戰爭不負有責任，他們也不應該承擔什麽責任。
日本國民開始極為認真地麵對戰爭的負罪感，可是麥克阿瑟和杜魯門不公正地分攤責任的早期決定，讓木戶和東條做了天皇的替罪羊，縮短了這種反省認識的時間。杜魯門1947－1948年戲劇性的政策轉變更是加速了這個過程。在被分割的德國也發生了同樣的情況，由美國高級專員約翰·麥克洛伊執行的杜魯門政策，通過重新定義非納粹化計劃的範圍，使適用對象僅限於少數幾個德國犯罪者，從而限製了計劃的影響力。東京審判與並行的剝奪公職運動，沒有解決日本關於戰爭責任的多方麵的問題。從某種程度上，反而使問題變得更加棘手。
保護天皇和重塑天皇形象是複雜的政治任務，隻有通過大肆誇張日本社會巨變造成的威脅、操縱證言、銷毀證據和歪曲歷史方能達成。不知裕仁是否因這種對正義的歪曲而感到過不快，是否將這些情況在他向皇祖皇宗的神靈稟告時提到過。我們可以確定的是，直到處決東條為止的整個審判期間，裕仁從沒有忘記過自己更大的目標，那就是擺脫國內外要求他退位的壓力，保留君主製並因此在日本人的政治生活中維持穩定的領域和正統性的原理。
再造神秘性
命天皇停止參拜靖國神社
沖繩口信
暗殺天皇的謠傳
巡幸活動
和平運動
挺進到鴨綠江
學生舉行和平集會
命天皇停止參拜靖國神社
占領進入第5個月，迎來了1946年新年，此時的日本國民似乎被扯成了兩半。一方麵，復員軍人和失業平民源源不斷地從亞洲大陸被遣返回來。數百萬人無家可歸，與之相伴的是，食物配給失控，各地黑市興起。農民為謀求村鎮政府的民主化，展開了政治鬥爭。土地改革尚未開始，但佃農和小自耕農已在表達對地主階級——明治以來，戰前天皇製的社會支柱——的不滿。另一方麵，早已明顯存在的混亂和士氣消沉開始為精神上的騷動和亢奮所替代。不隻是左翼，就是許多平民也認為，戰敗和占領將很快帶來根本的、徹底的改革。大規模製度變革似乎已經近在眼前。
1月13日，學習院教員、ghq民間情報教育局非正式顧問的雷金納得·布萊思寫信給裕仁的侍從長藤田尚德。他認為食物配給製度很快就會崩潰，建議天皇對這個嚴重問題採取措施：
隻有天皇有能力……為糧食不流入黑市得到適當的分配，提供一種感召力。天皇應該巡迴日本，訪問煤礦和農村，傾聽人們的訴說，與他們談話，向他們了解情況。歸來後，他應當針對如食品囤積、現在正是需要與戰時同樣的犧牲精神等問題，發表一份聲明。他應該以情動人，呼籲日本民眾互相分享存糧。1裕仁為改善岌岌可危的現狀開始了他的“巡幸”，這一舉動得到了麥克阿瑟和ghq公共關係顧問的積極支持，他們希望他表現出“真正關心國民”的姿態來。2最初與民眾見麵時，裕仁一方是窘迫至極，民眾一方則是震驚和半信半疑。
3月26日，記者馬克·蓋恩在群馬縣高崎市一家治療戰爭負傷者的醫院見到了巡幸中的天皇。時值裕仁剛剛走下神壇，並希望推動這個過程的初始階段，蓋恩留下了這樣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
我得以仔細地觀察天皇，我們亦叫他“查理”。他是一個小個子男人，大約五英尺兩英寸那麽高，穿著一件剪裁糟糕的灰色條文套裝，褲子短了兩英寸。他有很明顯的麵部痙攣，而且右肩不停地抖動。走路時，右腿稍微向外撇，似乎控製不了它。他顯得很興奮和不安，拿不準該如何擺布他的手腳。
起初，他拖步走過傷患者，偶爾停下來閱讀病歷。之後，顯然覺得此時有必要說點什麽。他問了幾個問題，但似乎問得都很不適合。最後他固定在一個簡單的問題上，“你是哪兒的人？”。他走向一個又一個患者，問著他的問題，當病人作出回答時，他就會說，“哦，是嗎！”聽起來似乎他對患者們來自秋田和歌山或北海道感到很驚訝。他尖銳的聲音，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更細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