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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爭 作者：[美]赫伯特·比克斯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皇室成員，特別是高鬆親王和宮廷內侍鬆平等人邀請美國律師參加雞尾酒會、招待會和皇室的“獵鴨”活動，目的是為了贏得他們的歡心，培養合作者和獲取情報。裕仁個人也為這種娛樂批準了增加宮廷開支。他的官員們積極配合審問，宣誓作證，因為他們希望將侵略責任推到一小撮軍閥身上——同時給人留下天皇和國民完全是被欺騙了的印象。投降後不久就重新組織起來並得到擴展的宮廷集團，在美國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結的官方見解中，成功地插入了虛偽的說明，遮掩了裕仁在延遲投降中所起的作用。這些被基南稱作“和平的愛好者”的保守派精英，從某種程度上影響了起訴的過程、法庭程序甚至於最終判決。
東京審判成功地揭露了戰爭領袖們的謊言，和他們不願意為在職期間的行為承擔刑事責任的事實。它第一次在日本國內公開了暗殺張作霖，和關東軍的陰謀導致了滿洲事變的事實。審判還為在亞洲和太平洋許多地區發生的虐待殺害盟軍俘虜及平民的事實提供了資料證明，其中包括“巴丹死亡行軍”和橫跨桂河的緬泰鐵路等最著名的事件。有關南京大規模暴行的證據得到了承認，在審判鬆井石根大將時，正值新聞報導了南京戰犯審判，其中穀壽夫和磯穀廉介陸軍中將因1937－1938年在大屠殺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被判處死刑，這些都強化了日本國民對證據的認識。日本人在馬尼拉對平民的殺戮也得到了詳細的介紹，美國在那裏的無差別炮轟也導致了大量死亡。另外，對女性囚犯和占領地區女性強姦的證據的提出，以及在國際戰犯法庭對強姦罪的起訴，都為後來建立了積極的先例。
東京審判長期影響了日本的政治態度。許多日本人從被當做國策的戰爭中汲取教訓，下定決心要日本永不再戰，將自己投入到使民主主義理想和國際規範運作起來的工作當中。由於東京審判加強了公眾對軍國主義與戰爭的憎恨，因此也促進了人們對新憲法的接受。日本的和平運動引用東京審判的證據批判了日本帝國舊的價值體係。在cie的要求下，日本的媒體連日報導了審判的進行情況，盡管受到占領軍審查機關的監督，但是在關於日本走向戰爭的過程上，所報導的內容還是比一般日本人被引導相信的內容要精確得多。此外，檢察方和辯護方所收集的大量的文件材料被保留，直至今天仍作為非常寶貴的歷史資料被人們所利用著。
盡管如此，在當時和之後的某些日本及外國批判者眼中，東京審判存在著無法挽回的缺陷。法庭沒有充分地保護國際刑事法規定的被告的權利。在起訴過程中，檢察方把重點放在了共謀罪上——以歐洲的自然法傳統和盎格魯－薩克遜的習慣法為依據的這個法律概念，讓大陸法的專家來說，這是一個不明確的、不熟悉的，從歷史角度來看已經落後時代的法律概念。基南和麥克阿瑟遵從杜魯門的政策，故意遺漏了一個在整個17年的所謂共謀期間(1928年1月1日到1945年9月2日)掌握著權力的人物，從而使日本的決策過程變得讓人困惑不解。那個人就是天皇：隻有他一個人能使共謀的意願結合起來、發生效力，去發動一場非法的“侵略戰爭，一場違反國際法、條約、協定和誓約的戰爭”。
銷毀證據和歪曲歷史
此外，同盟國也犯下了戰爭罪行，但是卻拒絕將紐倫堡原則應用到自身行為上去。在審判進行的31個月裏，美蘇之間的冷戰逐步惡化也影響了審判的進行。在亞洲，西方的殖民主義仍然健在，這意味著東京審判使帝國主義和國際法之間難以解決的關係凸現出來，而這是紐倫堡審判沒有涉及到的領域。沒有來自於“荷屬東印度”或前殖民地朝鮮的法官，這個事實就說明了問題。更有力的證明是法國和荷蘭的動向，這兩個國家試圖恢復他們在東南亞的殖民統治。還有美國的動向也能說明問題，它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每個角落都有影響力。杜魯門政權向正在與越南作戰的法國提供經濟援助。在中國，它認可了投降的日本軍為蔣介石方麵戰鬥，並為蔣的軍隊提供裝備和軍事顧問，在重新開始的與共產黨的內戰中援助蔣介石。在亞洲和太平洋不發達地區，美國領導人似乎在追隨日本的先例，要給各個國家安排一個合適的位置，使其“各得其所”。
最終起訴書，與詳細記述了被告所有被指控罪狀的5份“附錄”一起，於1946年4月29日，正式提交給法庭。起訴書明確指出了日本的毒品生產和銷售問題，附錄d的第九節指控日本在中國的毒氣戰違犯了國際法。檢察方對毒品問題進行了追究，但是中止了對毒氣使用的指控。
由基南指派負責調查“1937－1945年對中國的軍事侵略”的法務官托馬斯·h·莫羅上校，1946年3月來到中國，對毒氣問題進行了調查。他4月16日給基南的報告引來了美國化學戰部隊(cws)的秘密反擊。cws列出一大堆法律理論，主張日本在實施化學戰時沒有不法行為。cws開發了世界上最先進的毒氣兵工廠，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沒有獲得使用其新武器機會，因此它希望法庭不要對使用毒氣作出有罪認定，特別是在他們相信與蘇聯的戰爭即將來臨之際。直到今天也不清楚，是不是麥克阿瑟或某個美國陸軍指揮係統身居高位的人下達決定，實際上中止了追究日本陸軍使用化學武器的指控。不過，在開庭之後的兩個月之內，這個問題就被擱置了下來。缺乏想像力的杜魯門總統沒有意識到問題的關鍵，羅斯福曾經譴責毒氣為非法、殘忍的戰爭手段，杜魯門事實上認可了對羅斯福這一戰時政策的推翻。染指化學戰的日本軍官們和不希望國際法束縛手腳的美國陸軍領導人是最大的受益者。而同時，世界卻失去了阻止化學武器擴散的機會。1946年8月12日，也許是因為這個問題，失望的莫羅上校辭職返回了美國。
東京審判成功地揭露了戰爭領袖們的謊言，和他們不願意為在職期間的行為承擔刑事責任的事實。它第一次在日本國內公開了暗殺張作霖，和關東軍的陰謀導致了滿洲事變的事實。審判還為在亞洲和太平洋許多地區發生的虐待殺害盟軍俘虜及平民的事實提供了資料證明，其中包括“巴丹死亡行軍”和橫跨桂河的緬泰鐵路等最著名的事件。有關南京大規模暴行的證據得到了承認，在審判鬆井石根大將時，正值新聞報導了南京戰犯審判，其中穀壽夫和磯穀廉介陸軍中將因1937－1938年在大屠殺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被判處死刑，這些都強化了日本國民對證據的認識。日本人在馬尼拉對平民的殺戮也得到了詳細的介紹，美國在那裏的無差別炮轟也導致了大量死亡。另外，對女性囚犯和占領地區女性強姦的證據的提出，以及在國際戰犯法庭對強姦罪的起訴，都為後來建立了積極的先例。
東京審判長期影響了日本的政治態度。許多日本人從被當做國策的戰爭中汲取教訓，下定決心要日本永不再戰，將自己投入到使民主主義理想和國際規範運作起來的工作當中。由於東京審判加強了公眾對軍國主義與戰爭的憎恨，因此也促進了人們對新憲法的接受。日本的和平運動引用東京審判的證據批判了日本帝國舊的價值體係。在cie的要求下，日本的媒體連日報導了審判的進行情況，盡管受到占領軍審查機關的監督，但是在關於日本走向戰爭的過程上，所報導的內容還是比一般日本人被引導相信的內容要精確得多。此外，檢察方和辯護方所收集的大量的文件材料被保留，直至今天仍作為非常寶貴的歷史資料被人們所利用著。
盡管如此，在當時和之後的某些日本及外國批判者眼中，東京審判存在著無法挽回的缺陷。法庭沒有充分地保護國際刑事法規定的被告的權利。在起訴過程中，檢察方把重點放在了共謀罪上——以歐洲的自然法傳統和盎格魯－薩克遜的習慣法為依據的這個法律概念，讓大陸法的專家來說，這是一個不明確的、不熟悉的，從歷史角度來看已經落後時代的法律概念。基南和麥克阿瑟遵從杜魯門的政策，故意遺漏了一個在整個17年的所謂共謀期間(1928年1月1日到1945年9月2日)掌握著權力的人物，從而使日本的決策過程變得讓人困惑不解。那個人就是天皇：隻有他一個人能使共謀的意願結合起來、發生效力，去發動一場非法的“侵略戰爭，一場違反國際法、條約、協定和誓約的戰爭”。
銷毀證據和歪曲歷史
此外，同盟國也犯下了戰爭罪行，但是卻拒絕將紐倫堡原則應用到自身行為上去。在審判進行的31個月裏，美蘇之間的冷戰逐步惡化也影響了審判的進行。在亞洲，西方的殖民主義仍然健在，這意味著東京審判使帝國主義和國際法之間難以解決的關係凸現出來，而這是紐倫堡審判沒有涉及到的領域。沒有來自於“荷屬東印度”或前殖民地朝鮮的法官，這個事實就說明了問題。更有力的證明是法國和荷蘭的動向，這兩個國家試圖恢復他們在東南亞的殖民統治。還有美國的動向也能說明問題，它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每個角落都有影響力。杜魯門政權向正在與越南作戰的法國提供經濟援助。在中國，它認可了投降的日本軍為蔣介石方麵戰鬥，並為蔣的軍隊提供裝備和軍事顧問，在重新開始的與共產黨的內戰中援助蔣介石。在亞洲和太平洋不發達地區，美國領導人似乎在追隨日本的先例，要給各個國家安排一個合適的位置，使其“各得其所”。
最終起訴書，與詳細記述了被告所有被指控罪狀的5份“附錄”一起，於1946年4月29日，正式提交給法庭。起訴書明確指出了日本的毒品生產和銷售問題，附錄d的第九節指控日本在中國的毒氣戰違犯了國際法。檢察方對毒品問題進行了追究，但是中止了對毒氣使用的指控。
由基南指派負責調查“1937－1945年對中國的軍事侵略”的法務官托馬斯·h·莫羅上校，1946年3月來到中國，對毒氣問題進行了調查。他4月16日給基南的報告引來了美國化學戰部隊(cws)的秘密反擊。cws列出一大堆法律理論，主張日本在實施化學戰時沒有不法行為。cws開發了世界上最先進的毒氣兵工廠，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沒有獲得使用其新武器機會，因此它希望法庭不要對使用毒氣作出有罪認定，特別是在他們相信與蘇聯的戰爭即將來臨之際。直到今天也不清楚，是不是麥克阿瑟或某個美國陸軍指揮係統身居高位的人下達決定，實際上中止了追究日本陸軍使用化學武器的指控。不過，在開庭之後的兩個月之內，這個問題就被擱置了下來。缺乏想像力的杜魯門總統沒有意識到問題的關鍵，羅斯福曾經譴責毒氣為非法、殘忍的戰爭手段，杜魯門事實上認可了對羅斯福這一戰時政策的推翻。染指化學戰的日本軍官們和不希望國際法束縛手腳的美國陸軍領導人是最大的受益者。而同時，世界卻失去了阻止化學武器擴散的機會。1946年8月12日，也許是因為這個問題，失望的莫羅上校辭職返回了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