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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爭 作者：[美]赫伯特·比克斯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韋布在他自己單獨提出的意見書中，在基本上同意多數派裁決的同時，認為在處理日本被告時，應該比處理犯有“令人髮指、形式多樣、涉及廣泛的” 罪行的德國被告多一些考慮。韋布尖銳地批判了賦予天皇的完全豁免權。韋布明確否定了關於天皇被脅迫的辯護，指出：“沒有任何統治者可以在犯下了發動侵略戰爭罪之後，稱不這樣做的話他的生命就有危險，然後正當地要求赦免他的責任。”
法國法官亨利·伯納德寫下的反對意見也提到了天皇。他在結論中說，日本的宣戰“有一名主要的始作俑者，由於他逃避了所有的追訴，現在的被告怎麽說也隻能看做是他的幫凶而已。”
荷蘭法官b·v·a·洛林則對裕仁的免責沒有什麽異議，因為他認為裕仁是一個十足的傀儡領袖。洛林的反對意見主要針對的是法庭憲章的不足之處，他從一開始就對憲章的合法性抱有疑問。他拒絕承認“侵略”屬於國際法上的犯罪的觀點，認為被告中的5個人——木戶、畑、廣田、重光、東鄉——應該被宣告無罪。
帕爾法官在8月上旬就寫好了他的反對意見，並要求韋布根據印度慣例在法庭上全文朗讀。而多數法官投票表決的結果是，隻要宣布這份反對意見書的存在即可，韋布在11月12日宣判的當天執行了這個表決意見。
對所有被告的所有指控均宣布無罪的帕爾裁決是獨一無二的，不能代表印度或任何其他亞洲政府的立場。從法律理論的觀點出發，他否認(洛林的觀點與帕爾相近)作為國家主權發動和進行戰爭是犯罪行為。他認為，不能發展或擴展19世紀就存在的國際法秩序，“侵略”的概念在法律上仍沒有定義。紐倫堡和東京法庭超越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就存在的國際法框架，是非法的。因此，被告們沒有違犯法律。
嚴重的事實認證錯誤破壞了帕爾對日本行為的歷史分析——這是他的反對意見的第二要素。例如，他斷言張作霖不是被日本軍人暗殺的，主張“赫爾照會”是美國的最後通牒。他寫道：“即使是當代的歷史學家也可以想到。‘關於這次戰爭，如果收到了美國國務院在珍珠港襲擊前夜送給日本政府的這種通牒，就連摩納哥王國和盧森堡大公國這樣的國家都有可能拿起武器與美國作戰。’”帕爾批判了審判的政治目的，和占領的主要教育目標之一：即，讓日本人民了解戰爭的犯罪性。毫不顧及自己宣誓的意義，帕爾在結尾時主張日本無罪，堅決支持了日本關於戰時歷史的官方觀點。
盡管cie(民間情報教育局——譯者注)的“戰爭有罪計劃”禁止全文刊登東京審判中的個別反對意見，韋布審判長仍在法庭上提到接近半數的法官對法庭提出了個別意見。外國法官的獨立性和少數判決意見的存在給日本公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對審判結果的被接受作出了貢獻。
最終判決
東京審判，盡管有程序上的不完善和複雜的政治性問題，仍對日本國民和他們對戰敗的看法產生了多方麵的影響。一些右派對審判持高度批判的態度、充滿憤恨和惱怒，決不肯對日本的侵略進行反省。岸信介在巢鴨監獄寫下的日記中，將戰犯審判描述成“鬧劇”，並將他此後的政治生命都傾注到了清除審判的影響中。其他的右派分子對日本在世界麵前被剝得精光感到非常恥辱，努力無視審判的存在，忘記這場審判，拒絕接受任何正麵的政治和文化上的教訓。前保守派總理大臣蘆田均預言審判不會在國內激起巨大的反響。
共產黨實際上是惟一積極要求追究戰爭責任並嚴懲被判定有罪的罪犯的。但是在學術界，信奉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則傾向於不接受東京審判，因為它失去了一次加深日本民主化的機會，缺乏歷史意義。他們指出，為了讓國家首腦逃脫責任，法庭憲章都被修改，麥克阿瑟全麵豁免了天皇和國家實業界、財界的領袖，破壞了司法程序。另外一些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也正確地指出，因為審判使導致戰爭的過程變成了“以極端軍國主義者與穩健的政治指導者的對抗為中心的過程”，因此說東京審判助長了精英政治史觀。然而，在學界之外，根據1948年8月的一份美國軍事情報報告，大多數日本國民對被指控的國家領導人持“消極”態度，但還是認為他們在這種情況下受到了公正的審判。判決下達後，民眾對審判的肯定反應，表現在對重建、改進和將日本變成一個真正的“和平國家”所投入的持續努力中。
關於這一點也許有人會說：如果這些被告因違抗天皇的“和平精神”在日本法庭受審的話，很讓人懷疑他們能夠受到同樣公正的對待。這是通過在牧野伸顯的文書中發現的、被認為可能是幣原內閣時期的一份沒有標明日期的文件——為審判和宣判死刑而製定的緊急敕令草案——推斷出來的。
更為重要的是，東京審判絕不是一個簡單的對抗性訴訟，使勝者直接與敗者對立。帕爾的“勝者的審判”的激烈批判極端簡單化，而且現在仍然存在這個問題，阻礙了人們理解東京審判的實況。實際上，東京審判是一個美日合作的政治審判。在審判的準備階段，裕仁與身邊的人就在幕後進行了參與，幫助選定將受到戰爭犯罪指控的人選，並對他們施加了影響。天皇的親信寺崎和鬆平充當了草擬被告名單的ips執行委員會成員的情報提供人。試圖保護天皇和重臣的其他隨從也是如此。宮廷高官和外務省官員指示巢鴨監獄的a級戰犯嫌疑人該如何發言，同時，他們還培養了與基南及許多法律家的關係，其中既包括辯護方也包括檢察方。
法國法官亨利·伯納德寫下的反對意見也提到了天皇。他在結論中說，日本的宣戰“有一名主要的始作俑者，由於他逃避了所有的追訴，現在的被告怎麽說也隻能看做是他的幫凶而已。”
荷蘭法官b·v·a·洛林則對裕仁的免責沒有什麽異議，因為他認為裕仁是一個十足的傀儡領袖。洛林的反對意見主要針對的是法庭憲章的不足之處，他從一開始就對憲章的合法性抱有疑問。他拒絕承認“侵略”屬於國際法上的犯罪的觀點，認為被告中的5個人——木戶、畑、廣田、重光、東鄉——應該被宣告無罪。
帕爾法官在8月上旬就寫好了他的反對意見，並要求韋布根據印度慣例在法庭上全文朗讀。而多數法官投票表決的結果是，隻要宣布這份反對意見書的存在即可，韋布在11月12日宣判的當天執行了這個表決意見。
對所有被告的所有指控均宣布無罪的帕爾裁決是獨一無二的，不能代表印度或任何其他亞洲政府的立場。從法律理論的觀點出發，他否認(洛林的觀點與帕爾相近)作為國家主權發動和進行戰爭是犯罪行為。他認為，不能發展或擴展19世紀就存在的國際法秩序，“侵略”的概念在法律上仍沒有定義。紐倫堡和東京法庭超越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就存在的國際法框架，是非法的。因此，被告們沒有違犯法律。
嚴重的事實認證錯誤破壞了帕爾對日本行為的歷史分析——這是他的反對意見的第二要素。例如，他斷言張作霖不是被日本軍人暗殺的，主張“赫爾照會”是美國的最後通牒。他寫道：“即使是當代的歷史學家也可以想到。‘關於這次戰爭，如果收到了美國國務院在珍珠港襲擊前夜送給日本政府的這種通牒，就連摩納哥王國和盧森堡大公國這樣的國家都有可能拿起武器與美國作戰。’”帕爾批判了審判的政治目的，和占領的主要教育目標之一：即，讓日本人民了解戰爭的犯罪性。毫不顧及自己宣誓的意義，帕爾在結尾時主張日本無罪，堅決支持了日本關於戰時歷史的官方觀點。
盡管cie(民間情報教育局——譯者注)的“戰爭有罪計劃”禁止全文刊登東京審判中的個別反對意見，韋布審判長仍在法庭上提到接近半數的法官對法庭提出了個別意見。外國法官的獨立性和少數判決意見的存在給日本公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對審判結果的被接受作出了貢獻。
最終判決
東京審判，盡管有程序上的不完善和複雜的政治性問題，仍對日本國民和他們對戰敗的看法產生了多方麵的影響。一些右派對審判持高度批判的態度、充滿憤恨和惱怒，決不肯對日本的侵略進行反省。岸信介在巢鴨監獄寫下的日記中，將戰犯審判描述成“鬧劇”，並將他此後的政治生命都傾注到了清除審判的影響中。其他的右派分子對日本在世界麵前被剝得精光感到非常恥辱，努力無視審判的存在，忘記這場審判，拒絕接受任何正麵的政治和文化上的教訓。前保守派總理大臣蘆田均預言審判不會在國內激起巨大的反響。
共產黨實際上是惟一積極要求追究戰爭責任並嚴懲被判定有罪的罪犯的。但是在學術界，信奉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則傾向於不接受東京審判，因為它失去了一次加深日本民主化的機會，缺乏歷史意義。他們指出，為了讓國家首腦逃脫責任，法庭憲章都被修改，麥克阿瑟全麵豁免了天皇和國家實業界、財界的領袖，破壞了司法程序。另外一些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也正確地指出，因為審判使導致戰爭的過程變成了“以極端軍國主義者與穩健的政治指導者的對抗為中心的過程”，因此說東京審判助長了精英政治史觀。然而，在學界之外，根據1948年8月的一份美國軍事情報報告，大多數日本國民對被指控的國家領導人持“消極”態度，但還是認為他們在這種情況下受到了公正的審判。判決下達後，民眾對審判的肯定反應，表現在對重建、改進和將日本變成一個真正的“和平國家”所投入的持續努力中。
關於這一點也許有人會說：如果這些被告因違抗天皇的“和平精神”在日本法庭受審的話，很讓人懷疑他們能夠受到同樣公正的對待。這是通過在牧野伸顯的文書中發現的、被認為可能是幣原內閣時期的一份沒有標明日期的文件——為審判和宣判死刑而製定的緊急敕令草案——推斷出來的。
更為重要的是，東京審判絕不是一個簡單的對抗性訴訟，使勝者直接與敗者對立。帕爾的“勝者的審判”的激烈批判極端簡單化，而且現在仍然存在這個問題，阻礙了人們理解東京審判的實況。實際上，東京審判是一個美日合作的政治審判。在審判的準備階段，裕仁與身邊的人就在幕後進行了參與，幫助選定將受到戰爭犯罪指控的人選，並對他們施加了影響。天皇的親信寺崎和鬆平充當了草擬被告名單的ips執行委員會成員的情報提供人。試圖保護天皇和重臣的其他隨從也是如此。宮廷高官和外務省官員指示巢鴨監獄的a級戰犯嫌疑人該如何發言，同時，他們還培養了與基南及許多法律家的關係，其中既包括辯護方也包括檢察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