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定限價，中間商一見無利可圖，便紛紛囤積壓貨，於是黑市發生，社會上的百姓買不到平價糖，隻能以高出幾倍的價格到黑市上去買，這樣一來難免也怨聲載道。
據說，當年的四川省主席張群一次乘車從成都到重慶。內江等地的蔗農得知消息，將甘蔗砍下來，在公路上鋪了一裏多長，以阻擋汽車前進。製糖業的業主和工人上千人自發聚集起來，向張群請願，結果鬧得張群狼狽不堪。
煙類專賣也是一樣，一開始就遭到民族資本家和個體手工業者的反對。因為專賣局不但要到工廠倉庫登記要貨，而且要派出工作人員長期住廠“監督”。這使生產菸捲的工廠極為惱火。過去，他們生產菸捲隻要交納統稅，而現在除納統稅外，還要繳納“專賣利益”。在煙盒上貼上專賣標籤，比過去的稅高出近一倍，又不讓提價。
連賣煙的小販也受到了限製，原來小販批發到香菸就可以到市場上叫賣，現在不行，要到登記處登記，繳納一筆“專賣稅”後才可出售。本來獲利微薄，眼下又被孔祥熙的專賣事業扒了一層皮。
而火柴專賣也迭起風波。因為戰時火柴原料無法進口，各火柴廠家隻能仰仗孔祥熙的恩惠分配原材料。孔祥熙便把火柴原料的分配大權交給了他的一個親信。這個親信藉助孔祥熙的權力，把其他廠-一擠垮，最後他自己擔任了火柴專賣公司總經理。於是被擠倒的火柴廠聯合各界群眾和工人，到重慶國民黨政府門前請願，一時鬧得沸沸揚揚。
專賣製度為孔祥熙擺脫財政困境帶來了一些好處，但由於它是以政府獨占生活必需品的經營權，就必然造成對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掠奪，以及對生產的嚴重破壞。對國民黨的經濟來說，這些舉措無益於飲鴆止渴。所以，專賣製度難免又是極短命的。
從1942年開始到1944年夏天結束，實行了2年的食糖專賣終於廢止了。1945年2月，國民黨政府又廢止了鹽、煙和火柴的專賣，改為徵稅。其中，近四項專賣為孔祥熙及國民黨政權帶來了22.7億元的收入。而這22.7億元的收入，簡直就是勞動人民的血汗錢啊。
4.通貨膨脹堆起的金山銀山
在抗戰期間，對人民生活影響最大的就是通貨膨脹，孔祥熙的所謂一係列“改革”和戰時經濟政策，對此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比如由於靠通貨膨脹彌補的財政赤字越來越大，以致1942年法幣印刷不及時，“關金券”被作為貨幣大量出籠了。關金券本是用作海關繳納關稅，不在市麵流通。1942年把舊存的關金券以每單位折合法幣20元大量拋出，開了大額鈔票的先聲。接著就是百元、500、千元的大麵額幣也像浪潮似的湧入市場。由於通貨膨脹政策，引起物價無止境的上漲，人民對國民黨的經濟已失去信任。為免遭法幣貶值的損失，當時人們普遍產生重貨輕幣的思想，紙幣一到手就立即購買實物，各種投機活動日益猖撅，貨幣流通加速。若以1940年周轉速度為1，1941年為1.5；1942年為1.8；1943年2.5；年為3.2；1945年（1至6月）為9.2。這樣就使物價上漲的速度超過了貨幣發行的速度。1941年12月，法幣發行累計已達151億元，比1936年6月的14.l億元增長了1076倍，而同期重慶的物價上漲了2133.2倍，超出了5倍多。據楊蔭博的計算：抗戰8年中，隨著通貨政策的發展，法幣1元的購買力，在1938年底值戰前0.6。到1945年6月，已隻值戰前法幣5毫。就是說這時的法幣2000元才值戰前法幣1元，其價值隻有原法幣價值的萬分之五了。抗戰前，四大家族主要靠發行公債進行搜刮，在抗戰期間，則主要靠增發鈔票了。孔祥熙就說過：“發行公債真麻煩，付息，抽籤還本，又弄不到幾個錢，不如印發鈔票，簡單得多。”確實，“四大家族”通過法幣貶值對人民的掠奪，遠遠超過發行公債的掠奪的。據專家測算，1936年至1948年12年中，隻法幣貶值一項，“四大家族”即從人民手中掠奪財富達57億美元。同時“四大家族”通過法幣貶值把過去他們大量發行的公債幾乎變成了廢紙（如1936年國民黨政府共發行20.82億元公債。其中14.6億是換舊債的。規定還本期限是12到24年，其他新債還本期也在10年以上，而到1945年6月時法幣二千元隻等於戰前1元的價值，所以國民黨政府把這筆債款幾乎賴掉了），並向民族資本進行侵蝕，大大擴大了他們的工業獨占。這真是像有人指出的那樣，這一政策是“人頭稅性質的慢性財政沒收政策”，“以全民為對象，最普遍、最殘酷的掠奪！”
在法幣貶值中，孔祥熙還利用金融政策的變動，在金融市場上進行投機倒賣活動，以套取外匯，大發其財。抗戰初期國民黨政府見到出售外匯太快，一方麵由財政部頒布《非常時期安定金融辦法》，限製企業及私人提取銀行存款，規定了每次提取存款的限額和時間，以防止資金外逃；另方麵與外商銀行訂立“君子協定”，要求外商銀行對投機和資金外逃購買外匯的不予供給。又因為日偽以偽“聯銀券”換取法幣套購外匯，1938年3月13日公布了《購買外匯請核辦法》，規定凡需要外匯者，必須說明理由，經申請核批後，才能向銀行購買外匯。但是這些辦法隻是阻礙了正當工商業者對外匯的需要，卻不能阻止日偽套取中國外匯和國民黨權貴的資金外逃。於是外匯出現了黑市交易，且黑市價格逐步上漲。1938年10月，中央銀行曾撥出英幣100萬鎊暗中維持法幣的外匯行市，但當時法幣的通貨膨脹已露頭，購買外匯的日益增多，黑市價格仍繼續上升。每元法幣的幣值很快由1先令2便士半跌至8便士左右。1939年3月，國民黨政府又與英國共同組織“中英平準基金委員會”，由中國、交通兩銀行提供500萬鎊，由中國政府負責、由滙豐、麥加利兩銀行承提500萬鎊，由英國政府擔保，成立1000萬鎊的“中英外匯平準基金”，以穩定法幣黑市價於8便士又1／4。但此匯率僅維持了3個月，法幣黑市匯率又繼續下跌。1941年4月25日，在向英美借款的基礎上成立了“中英美平準基金”l1000萬美元，繼續供應外匯，但不再維持固定匯價，而是採取“自然水準”了。1942年7月，國民黨政府向美國政府借到5億美元，放棄法幣對英鎊的聯繫改為單獨與美元聯繫，確定法幣對外匯價為1美元等於法幣20元。此項官價外匯直到抗戰勝利都沒有正式變動過，但外匯黑市與官價外匯價格懸殊，給“四大家族”利用壟斷外匯的特權攫取暴利創造了條件。例如，據1939年8月6日上海《大美周刊》披露的香港電傳說：“渝某重要部長夫人電某外籍經紀人，囑購入英金4萬鎊之巨額外匯。”這位部長就是孔祥熙。他利用外匯的審批大權，套取大量外匯，高價拋人黑市，以牟取暴利。許性初在轉告《香港日報》的密電中指出：“孔任財長以來，操縱外匯自肥，對戰費一籌莫展。”有人說他妻子宋藹齡，在抗戰初期的外匯投機中，就‘“撈到了巨額英鎊”。
據說，當年的四川省主席張群一次乘車從成都到重慶。內江等地的蔗農得知消息，將甘蔗砍下來，在公路上鋪了一裏多長，以阻擋汽車前進。製糖業的業主和工人上千人自發聚集起來，向張群請願，結果鬧得張群狼狽不堪。
煙類專賣也是一樣，一開始就遭到民族資本家和個體手工業者的反對。因為專賣局不但要到工廠倉庫登記要貨，而且要派出工作人員長期住廠“監督”。這使生產菸捲的工廠極為惱火。過去，他們生產菸捲隻要交納統稅，而現在除納統稅外，還要繳納“專賣利益”。在煙盒上貼上專賣標籤，比過去的稅高出近一倍，又不讓提價。
連賣煙的小販也受到了限製，原來小販批發到香菸就可以到市場上叫賣，現在不行，要到登記處登記，繳納一筆“專賣稅”後才可出售。本來獲利微薄，眼下又被孔祥熙的專賣事業扒了一層皮。
而火柴專賣也迭起風波。因為戰時火柴原料無法進口，各火柴廠家隻能仰仗孔祥熙的恩惠分配原材料。孔祥熙便把火柴原料的分配大權交給了他的一個親信。這個親信藉助孔祥熙的權力，把其他廠-一擠垮，最後他自己擔任了火柴專賣公司總經理。於是被擠倒的火柴廠聯合各界群眾和工人，到重慶國民黨政府門前請願，一時鬧得沸沸揚揚。
專賣製度為孔祥熙擺脫財政困境帶來了一些好處，但由於它是以政府獨占生活必需品的經營權，就必然造成對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掠奪，以及對生產的嚴重破壞。對國民黨的經濟來說，這些舉措無益於飲鴆止渴。所以，專賣製度難免又是極短命的。
從1942年開始到1944年夏天結束，實行了2年的食糖專賣終於廢止了。1945年2月，國民黨政府又廢止了鹽、煙和火柴的專賣，改為徵稅。其中，近四項專賣為孔祥熙及國民黨政權帶來了22.7億元的收入。而這22.7億元的收入，簡直就是勞動人民的血汗錢啊。
4.通貨膨脹堆起的金山銀山
在抗戰期間，對人民生活影響最大的就是通貨膨脹，孔祥熙的所謂一係列“改革”和戰時經濟政策，對此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比如由於靠通貨膨脹彌補的財政赤字越來越大，以致1942年法幣印刷不及時，“關金券”被作為貨幣大量出籠了。關金券本是用作海關繳納關稅，不在市麵流通。1942年把舊存的關金券以每單位折合法幣20元大量拋出，開了大額鈔票的先聲。接著就是百元、500、千元的大麵額幣也像浪潮似的湧入市場。由於通貨膨脹政策，引起物價無止境的上漲，人民對國民黨的經濟已失去信任。為免遭法幣貶值的損失，當時人們普遍產生重貨輕幣的思想，紙幣一到手就立即購買實物，各種投機活動日益猖撅，貨幣流通加速。若以1940年周轉速度為1，1941年為1.5；1942年為1.8；1943年2.5；年為3.2；1945年（1至6月）為9.2。這樣就使物價上漲的速度超過了貨幣發行的速度。1941年12月，法幣發行累計已達151億元，比1936年6月的14.l億元增長了1076倍，而同期重慶的物價上漲了2133.2倍，超出了5倍多。據楊蔭博的計算：抗戰8年中，隨著通貨政策的發展，法幣1元的購買力，在1938年底值戰前0.6。到1945年6月，已隻值戰前法幣5毫。就是說這時的法幣2000元才值戰前法幣1元，其價值隻有原法幣價值的萬分之五了。抗戰前，四大家族主要靠發行公債進行搜刮，在抗戰期間，則主要靠增發鈔票了。孔祥熙就說過：“發行公債真麻煩，付息，抽籤還本，又弄不到幾個錢，不如印發鈔票，簡單得多。”確實，“四大家族”通過法幣貶值對人民的掠奪，遠遠超過發行公債的掠奪的。據專家測算，1936年至1948年12年中，隻法幣貶值一項，“四大家族”即從人民手中掠奪財富達57億美元。同時“四大家族”通過法幣貶值把過去他們大量發行的公債幾乎變成了廢紙（如1936年國民黨政府共發行20.82億元公債。其中14.6億是換舊債的。規定還本期限是12到24年，其他新債還本期也在10年以上，而到1945年6月時法幣二千元隻等於戰前1元的價值，所以國民黨政府把這筆債款幾乎賴掉了），並向民族資本進行侵蝕，大大擴大了他們的工業獨占。這真是像有人指出的那樣，這一政策是“人頭稅性質的慢性財政沒收政策”，“以全民為對象，最普遍、最殘酷的掠奪！”
在法幣貶值中，孔祥熙還利用金融政策的變動，在金融市場上進行投機倒賣活動，以套取外匯，大發其財。抗戰初期國民黨政府見到出售外匯太快，一方麵由財政部頒布《非常時期安定金融辦法》，限製企業及私人提取銀行存款，規定了每次提取存款的限額和時間，以防止資金外逃；另方麵與外商銀行訂立“君子協定”，要求外商銀行對投機和資金外逃購買外匯的不予供給。又因為日偽以偽“聯銀券”換取法幣套購外匯，1938年3月13日公布了《購買外匯請核辦法》，規定凡需要外匯者，必須說明理由，經申請核批後，才能向銀行購買外匯。但是這些辦法隻是阻礙了正當工商業者對外匯的需要，卻不能阻止日偽套取中國外匯和國民黨權貴的資金外逃。於是外匯出現了黑市交易，且黑市價格逐步上漲。1938年10月，中央銀行曾撥出英幣100萬鎊暗中維持法幣的外匯行市，但當時法幣的通貨膨脹已露頭，購買外匯的日益增多，黑市價格仍繼續上升。每元法幣的幣值很快由1先令2便士半跌至8便士左右。1939年3月，國民黨政府又與英國共同組織“中英平準基金委員會”，由中國、交通兩銀行提供500萬鎊，由中國政府負責、由滙豐、麥加利兩銀行承提500萬鎊，由英國政府擔保，成立1000萬鎊的“中英外匯平準基金”，以穩定法幣黑市價於8便士又1／4。但此匯率僅維持了3個月，法幣黑市匯率又繼續下跌。1941年4月25日，在向英美借款的基礎上成立了“中英美平準基金”l1000萬美元，繼續供應外匯，但不再維持固定匯價，而是採取“自然水準”了。1942年7月，國民黨政府向美國政府借到5億美元，放棄法幣對英鎊的聯繫改為單獨與美元聯繫，確定法幣對外匯價為1美元等於法幣20元。此項官價外匯直到抗戰勝利都沒有正式變動過，但外匯黑市與官價外匯價格懸殊，給“四大家族”利用壟斷外匯的特權攫取暴利創造了條件。例如，據1939年8月6日上海《大美周刊》披露的香港電傳說：“渝某重要部長夫人電某外籍經紀人，囑購入英金4萬鎊之巨額外匯。”這位部長就是孔祥熙。他利用外匯的審批大權，套取大量外匯，高價拋人黑市，以牟取暴利。許性初在轉告《香港日報》的密電中指出：“孔任財長以來，操縱外匯自肥，對戰費一籌莫展。”有人說他妻子宋藹齡，在抗戰初期的外匯投機中，就‘“撈到了巨額英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