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史達林剛開始對“高速度”工業化持批判態度，傾向布哈林的意見，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史達林改變了態度。他明確提出了高速度實現蘇聯工業化問題。而他這種轉變的論據正是當時風雨飄搖的中國。他說：
“沒有重工業，那我們就不會有一切現代化國防武器，而沒有這些武器就不能保持國家獨立，國家就會變成外敵用武的對象。那時我們的地位就會和目前中國所處的地位多少相似：中國沒有自己的重工業，沒有自己的軍事工業，現在隻要誰高興，誰就可以蹂躪它。”
史達林選擇了高速工業化。麵對國際形勢的日益緊張，他不認為蘇聯擁有按部就班慢慢來的時間。那麽，怎樣實現高速工業化呢？發展工業的資本從何而來？
在史達林眼中，既不能像18世紀的英國那樣靠殖民地積累資本，也不能像19世紀的德國靠對法戰爭來加速自己的工業化，在經濟封鎖的情況下，甚至無法像沙皇俄國那樣通過大規模地出讓經營權給外國來獲得貸款進行工業化；那麽蘇聯的工業化隻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通過本國節約來籌集發展工業的資本。
蘇聯用國家計劃手段最大限度地掌控資源；實行農業集體化，擴大工農產品價格上的剪刀差，以擴大內部的資金積累；用計劃保證優先發展重工業，發展國防工業。
這就意味著農民和農業必須付出重大的犧牲來為高速工業化服務。而這無疑是與保護農民利益的新經濟政策相背離。主張市場經濟均衡的布哈林對此堅決反對，他提出市場“常態化”，主張按照經濟規律辦事。
其實，早在1923年，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的一次討論中就指出：“隻有市場才能對一切行動的正確性作自動的控製，市場才能作為表示每個部門、每個生產單位、每個企業單獨活動的自動計數器。”
史達林認為布哈林是書生之見，他說：“我們所以採取新經濟政策，就是因為它為社會主義服務。當它不再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時候，我們就把它拋開。”
在史達林眼中，新經濟政策不能再為社會主義服務，因為蘇聯需要的是速度。史達林經常說：“延緩速度就是落後，落後者是要挨打的。”
不能不說高速工業化很有魅力，對於許多希望祖國強大起來的蘇聯人來說，這實在是太具有高歌猛進的革命浪漫主義色彩了。於是在爭論中，史達林占據了上風，而布哈林被趕出了蘇聯政治舞台。
爭論結束了，布哈林走了，新經濟政策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高強度的計劃經濟。
2、每一千塊磚頭，每一雙皮鞋或每一件內衣，都要由中央調配
今天的俄羅斯國家杜馬所在地，熙來攘往的人們談論著自己的利益和生活，很少有人會想起，蘇聯時代的這裏曾經是整個國家的大腦，所有的奇蹟都是先出現在這裏的藍圖上，才能在遼闊的蘇聯大地上出現。
這裏被稱為國家計劃委員會。那麽它是如何描繪蘇聯建設藍圖呢？
蘇聯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也是人類第一個五年計劃。
政府做出基本的決定，如是加大建設重工業，還是相對增加輕工業，是減少農業投入還是增加工業投入。蘇聯所有的組織——不論是農業、工業、軍事還是文化組織——都必須依法向計委提供有關資源和經營的具體資料。
國家計委以這些方針為指導，由蘇聯一大批最出色的統計學家、經濟學家和技術專家處理源源不斷地匯集來的大量統計資料，由他們製訂出初步五年計劃。再經過評議和審查後，再起草製定最後的計劃。
第一個五年計劃四易其稿，共有三大卷，1600多頁。計劃的內容涉及重工業、輕工業、農業、金融、合作社、文教衛生，囊括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並具有法律效力。
1929年5月，蘇維埃第五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大劇院舉行，討論的內容就是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
劇院裏燈火輝煌，主席台上掛著大幅的蘇聯地圖。報告人每提到一項建設工程，在地圖上相應的地點就會亮起一盞小燈。等到報告結束時，蘇聯地圖上已布滿了五顏六色的燈光，一千多個迷人的亮點閃爍著。
麵對蘇聯的壯麗前景，代表們全體起立，高唱國際歌。
第—個五年計劃期間，計劃用來發展工業的投資總額為l9l億盧布，其中重工業部門占用3\4。在四年零三個月內工業建設實際投資248億盧布，比原定計劃增長20.8％。
對重工業的建設投資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主要環節。在五年計劃期間新建起來的l500多個工廠中，大多數是用最新技術裝備起來的大工廠。為整個國民經濟重新裝備建立了基礎，它們奠定了蘇聯工業的強大基礎。
人類還從未如此全麵而細緻地規劃過一個國家的全部社會生活，這是蘇聯人的一個創造。
作為一種經濟管理方式，“計劃”與“市場”一樣，都是行之有效的手段。直到今天，世界各國仍需要不同程度地使用“計劃”這一手段。
史達林這樣解釋蘇聯的計劃：“我們的計劃不是臆想的計劃，不是想當然的計劃，而是指令性計劃。這種計劃各領導機關都必須執行。”
在史達林看來，資本主義的計劃因素純屬胡鬧：“他們那裏也有某種類似計劃的東西，但這是—種臆測的計劃，想當然的計劃，這種計劃誰也不必執行。”
“沒有重工業，那我們就不會有一切現代化國防武器，而沒有這些武器就不能保持國家獨立，國家就會變成外敵用武的對象。那時我們的地位就會和目前中國所處的地位多少相似：中國沒有自己的重工業，沒有自己的軍事工業，現在隻要誰高興，誰就可以蹂躪它。”
史達林選擇了高速工業化。麵對國際形勢的日益緊張，他不認為蘇聯擁有按部就班慢慢來的時間。那麽，怎樣實現高速工業化呢？發展工業的資本從何而來？
在史達林眼中，既不能像18世紀的英國那樣靠殖民地積累資本，也不能像19世紀的德國靠對法戰爭來加速自己的工業化，在經濟封鎖的情況下，甚至無法像沙皇俄國那樣通過大規模地出讓經營權給外國來獲得貸款進行工業化；那麽蘇聯的工業化隻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通過本國節約來籌集發展工業的資本。
蘇聯用國家計劃手段最大限度地掌控資源；實行農業集體化，擴大工農產品價格上的剪刀差，以擴大內部的資金積累；用計劃保證優先發展重工業，發展國防工業。
這就意味著農民和農業必須付出重大的犧牲來為高速工業化服務。而這無疑是與保護農民利益的新經濟政策相背離。主張市場經濟均衡的布哈林對此堅決反對，他提出市場“常態化”，主張按照經濟規律辦事。
其實，早在1923年，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的一次討論中就指出：“隻有市場才能對一切行動的正確性作自動的控製，市場才能作為表示每個部門、每個生產單位、每個企業單獨活動的自動計數器。”
史達林認為布哈林是書生之見，他說：“我們所以採取新經濟政策，就是因為它為社會主義服務。當它不再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時候，我們就把它拋開。”
在史達林眼中，新經濟政策不能再為社會主義服務，因為蘇聯需要的是速度。史達林經常說：“延緩速度就是落後，落後者是要挨打的。”
不能不說高速工業化很有魅力，對於許多希望祖國強大起來的蘇聯人來說，這實在是太具有高歌猛進的革命浪漫主義色彩了。於是在爭論中，史達林占據了上風，而布哈林被趕出了蘇聯政治舞台。
爭論結束了，布哈林走了，新經濟政策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高強度的計劃經濟。
2、每一千塊磚頭，每一雙皮鞋或每一件內衣，都要由中央調配
今天的俄羅斯國家杜馬所在地，熙來攘往的人們談論著自己的利益和生活，很少有人會想起，蘇聯時代的這裏曾經是整個國家的大腦，所有的奇蹟都是先出現在這裏的藍圖上，才能在遼闊的蘇聯大地上出現。
這裏被稱為國家計劃委員會。那麽它是如何描繪蘇聯建設藍圖呢？
蘇聯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也是人類第一個五年計劃。
政府做出基本的決定，如是加大建設重工業，還是相對增加輕工業，是減少農業投入還是增加工業投入。蘇聯所有的組織——不論是農業、工業、軍事還是文化組織——都必須依法向計委提供有關資源和經營的具體資料。
國家計委以這些方針為指導，由蘇聯一大批最出色的統計學家、經濟學家和技術專家處理源源不斷地匯集來的大量統計資料，由他們製訂出初步五年計劃。再經過評議和審查後，再起草製定最後的計劃。
第一個五年計劃四易其稿，共有三大卷，1600多頁。計劃的內容涉及重工業、輕工業、農業、金融、合作社、文教衛生，囊括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並具有法律效力。
1929年5月，蘇維埃第五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大劇院舉行，討論的內容就是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
劇院裏燈火輝煌，主席台上掛著大幅的蘇聯地圖。報告人每提到一項建設工程，在地圖上相應的地點就會亮起一盞小燈。等到報告結束時，蘇聯地圖上已布滿了五顏六色的燈光，一千多個迷人的亮點閃爍著。
麵對蘇聯的壯麗前景，代表們全體起立，高唱國際歌。
第—個五年計劃期間，計劃用來發展工業的投資總額為l9l億盧布，其中重工業部門占用3\4。在四年零三個月內工業建設實際投資248億盧布，比原定計劃增長20.8％。
對重工業的建設投資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主要環節。在五年計劃期間新建起來的l500多個工廠中，大多數是用最新技術裝備起來的大工廠。為整個國民經濟重新裝備建立了基礎，它們奠定了蘇聯工業的強大基礎。
人類還從未如此全麵而細緻地規劃過一個國家的全部社會生活，這是蘇聯人的一個創造。
作為一種經濟管理方式，“計劃”與“市場”一樣，都是行之有效的手段。直到今天，世界各國仍需要不同程度地使用“計劃”這一手段。
史達林這樣解釋蘇聯的計劃：“我們的計劃不是臆想的計劃，不是想當然的計劃，而是指令性計劃。這種計劃各領導機關都必須執行。”
在史達林看來，資本主義的計劃因素純屬胡鬧：“他們那裏也有某種類似計劃的東西，但這是—種臆測的計劃，想當然的計劃，這種計劃誰也不必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