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三世宣布自己是拜占廷帝國的繼承者，同時繼承了拜占廷帝國的國徽，並且宣布莫斯科為“第三個、也是永久的羅馬”。伊凡三世還給自己冠以“tsar（愷撒的俄語發音）”的頭銜，漢譯音就是“沙皇”。正是由此開始，雙頭鷹徽記被俄羅斯繼承下來，並成為俄羅斯的象徵。
俄羅斯認為自己是基督教最正統的傳人，在此後的歲月裏，俄羅斯人在宗教精神上是非常自豪的，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是正統，而整個西歐的基督精神早已走入歧路，因此俄羅斯擁有拯救世界的責任，而世界則應該服從他們的領導。
正如俄羅斯一位修道院長老在給伊凡三世之子瓦西裏三世上書時所說：“至高至貴的君主，基督教正教的沙皇……您將取代羅馬和君士坦丁堡的地位……因為一切信仰基督教的國家將統一於您的王國，您將成為普天之下基督教的沙皇。”
可以說，遠在那個時代，俄羅斯的大國意識便和宗教情懷緊緊糾纏在一起，成為一種全民的訴求，陀思妥耶夫斯在定義如何做一個俄國人時，說：“努力使歐洲的諸種矛盾得到化解，在自己俄國的心靈裏指出歐洲苦悶解脫的出路，把各個弟兄間的兄弟情誼帶進心靈之中，最後按照基督福音教導使各民族間達到普遍的和諧。”
即使到了今天，大國的情結依然在推動俄羅斯前行。
1547年，伊凡四世幹脆廢除大公稱號，宣布自己為全俄羅斯的沙皇,在俄國確立了君主專製製度。 “沙皇”，這個詞意味著像古羅馬統治者愷撒一樣的權力，他運用雷霆般的殘酷手段在俄羅斯確立起沙皇專製統治，而這種沙皇專製一直延續到20世紀初。其實，在對國家的絕對權力的控製上，俄國的沙皇們遠遠超過了羅馬的愷撒。
俄羅斯的沙皇們對權力的理解是蒙古式的，但他們把西方的宗教與權力緊緊滲透在一起，他不僅是世俗的統治者，還是上帝在人間的代理人。
與此相適應，深受這種宗教力量影響的俄羅斯農民總是對沙皇抱有一種本能的親近，他們常常親密地稱沙皇是“小父親”。至於自己所受的苦難自然與“小父親”無關，那是“小父親”身邊的奸臣所為。
那麽就“清君側”吧，但這通常也不會是俄羅斯農民的選擇，他們往往會逆來順受。這在很大程度上源於東正教教義中的“原罪”，他們認為人人生而有罪，在世就是為了經受苦難來實現救贖，主人的鞭撻、沙皇的暴政都不過是上帝要自己受苦受難來獲得靈魂的拯救。
這種對集權和沙皇的親近，不僅在農民是如此，在高級知識分子中也是如此，如19世紀一位俄羅斯著名思想家所說：“我從來認為人類隻應追隨自己的天然領袖即上帝冊封的君主，隻應追隨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從上天本身那裏領受使命並有能力實現這一使命的那個人，沿著那條能夠使自己真正進步的道路前進。”
正如馬克思評價說：“俄國沙皇把北方征服者的軍事統治同拜占庭皇帝後裔的神權專製製度合為一體，從而同時成為他的臣民在地上的主人和在天上的庇護者。”
當然東西方的因素並不僅僅給沙皇們帶來權力，也給俄羅斯的道路還來許多困惑，走東方的道路還是西方的道路，這在俄羅斯的歷史上經常引起激烈的爭吵，甚至成為俄羅斯永遠沒有答案的問題。
正如哲學家別爾嘉耶夫所說：“東方與西方兩股世界歷史潮流在俄羅斯發生碰撞，俄羅斯處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羅斯民族不是純粹的歐洲民族，也不是純粹的亞洲民族。在俄羅斯精神中，東方與西方兩種因素永遠在相互角力。”
俄羅斯就像這雄視東西的雙頭鷹，兼有東西方文化的淵源。
也許正是東西方兩股力量塑造了俄羅斯之鷹。
2、沒有護欄的嬰兒車
烏拉爾山是歐洲與亞洲的分界線,界碑以東是亞洲，以西是歐洲。亞歐大陸北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是俄羅斯的舞台。作為一個統一的國家，它的歷史從16世紀初開始的。
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在克裏姆林宮加冕，成為俄國的第一個沙皇。沙皇俄國迅速向東擴張，越過烏拉爾山，侵入人煙稀少的西伯利亞，國家版圖急劇擴大。
鷹是視野廣闊的猛禽，更何況是雙頭鷹。伊凡四世之後的新興俄羅斯像鷹一樣野心勃勃地注視著歐亞大陸。
擴張就意味著戰爭，戰爭成了俄羅斯社會生活的主要內容。
公元800 —1237年間俄羅斯每四年擊退一次外來進攻。
在公元1240—1462年間，222 年裏俄羅斯共擊退了200 多次入侵，達到了每年一次的頻率。
俄羅斯剛趕走強敵就開始大規模擴張，這種過渡十分自然，似乎一瞬間就完成了角色轉變。
蒙古鐵騎使俄羅斯感到自己就像“沒有護欄的嬰兒車”，沒有天然的山嶽險隘阻擋來自東西方的危脅。
消除這種天然的不安全感和對外界的不信任感成為俄羅斯歷任統治者的戰略訴求，在他們看來要做到這一點，唯一的途徑就是最大限度擴大疆域，把“嬰兒車”造就成領土廣闊、令人生畏的大帝國。
索菲婭協助伊凡三世把俄羅斯的土地基本統一起來，緊接著俄羅斯開始了大規模的擴張，到16世紀中期，領土麵積已經擴大到280 萬平方公裏。
俄羅斯認為自己是基督教最正統的傳人，在此後的歲月裏，俄羅斯人在宗教精神上是非常自豪的，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是正統，而整個西歐的基督精神早已走入歧路，因此俄羅斯擁有拯救世界的責任，而世界則應該服從他們的領導。
正如俄羅斯一位修道院長老在給伊凡三世之子瓦西裏三世上書時所說：“至高至貴的君主，基督教正教的沙皇……您將取代羅馬和君士坦丁堡的地位……因為一切信仰基督教的國家將統一於您的王國，您將成為普天之下基督教的沙皇。”
可以說，遠在那個時代，俄羅斯的大國意識便和宗教情懷緊緊糾纏在一起，成為一種全民的訴求，陀思妥耶夫斯在定義如何做一個俄國人時，說：“努力使歐洲的諸種矛盾得到化解，在自己俄國的心靈裏指出歐洲苦悶解脫的出路，把各個弟兄間的兄弟情誼帶進心靈之中，最後按照基督福音教導使各民族間達到普遍的和諧。”
即使到了今天，大國的情結依然在推動俄羅斯前行。
1547年，伊凡四世幹脆廢除大公稱號，宣布自己為全俄羅斯的沙皇,在俄國確立了君主專製製度。 “沙皇”，這個詞意味著像古羅馬統治者愷撒一樣的權力，他運用雷霆般的殘酷手段在俄羅斯確立起沙皇專製統治，而這種沙皇專製一直延續到20世紀初。其實，在對國家的絕對權力的控製上，俄國的沙皇們遠遠超過了羅馬的愷撒。
俄羅斯的沙皇們對權力的理解是蒙古式的，但他們把西方的宗教與權力緊緊滲透在一起，他不僅是世俗的統治者，還是上帝在人間的代理人。
與此相適應，深受這種宗教力量影響的俄羅斯農民總是對沙皇抱有一種本能的親近，他們常常親密地稱沙皇是“小父親”。至於自己所受的苦難自然與“小父親”無關，那是“小父親”身邊的奸臣所為。
那麽就“清君側”吧，但這通常也不會是俄羅斯農民的選擇，他們往往會逆來順受。這在很大程度上源於東正教教義中的“原罪”，他們認為人人生而有罪，在世就是為了經受苦難來實現救贖，主人的鞭撻、沙皇的暴政都不過是上帝要自己受苦受難來獲得靈魂的拯救。
這種對集權和沙皇的親近，不僅在農民是如此，在高級知識分子中也是如此，如19世紀一位俄羅斯著名思想家所說：“我從來認為人類隻應追隨自己的天然領袖即上帝冊封的君主，隻應追隨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從上天本身那裏領受使命並有能力實現這一使命的那個人，沿著那條能夠使自己真正進步的道路前進。”
正如馬克思評價說：“俄國沙皇把北方征服者的軍事統治同拜占庭皇帝後裔的神權專製製度合為一體，從而同時成為他的臣民在地上的主人和在天上的庇護者。”
當然東西方的因素並不僅僅給沙皇們帶來權力，也給俄羅斯的道路還來許多困惑，走東方的道路還是西方的道路，這在俄羅斯的歷史上經常引起激烈的爭吵，甚至成為俄羅斯永遠沒有答案的問題。
正如哲學家別爾嘉耶夫所說：“東方與西方兩股世界歷史潮流在俄羅斯發生碰撞，俄羅斯處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羅斯民族不是純粹的歐洲民族，也不是純粹的亞洲民族。在俄羅斯精神中，東方與西方兩種因素永遠在相互角力。”
俄羅斯就像這雄視東西的雙頭鷹，兼有東西方文化的淵源。
也許正是東西方兩股力量塑造了俄羅斯之鷹。
2、沒有護欄的嬰兒車
烏拉爾山是歐洲與亞洲的分界線,界碑以東是亞洲，以西是歐洲。亞歐大陸北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是俄羅斯的舞台。作為一個統一的國家，它的歷史從16世紀初開始的。
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在克裏姆林宮加冕，成為俄國的第一個沙皇。沙皇俄國迅速向東擴張，越過烏拉爾山，侵入人煙稀少的西伯利亞，國家版圖急劇擴大。
鷹是視野廣闊的猛禽，更何況是雙頭鷹。伊凡四世之後的新興俄羅斯像鷹一樣野心勃勃地注視著歐亞大陸。
擴張就意味著戰爭，戰爭成了俄羅斯社會生活的主要內容。
公元800 —1237年間俄羅斯每四年擊退一次外來進攻。
在公元1240—1462年間，222 年裏俄羅斯共擊退了200 多次入侵，達到了每年一次的頻率。
俄羅斯剛趕走強敵就開始大規模擴張，這種過渡十分自然，似乎一瞬間就完成了角色轉變。
蒙古鐵騎使俄羅斯感到自己就像“沒有護欄的嬰兒車”，沒有天然的山嶽險隘阻擋來自東西方的危脅。
消除這種天然的不安全感和對外界的不信任感成為俄羅斯歷任統治者的戰略訴求，在他們看來要做到這一點，唯一的途徑就是最大限度擴大疆域，把“嬰兒車”造就成領土廣闊、令人生畏的大帝國。
索菲婭協助伊凡三世把俄羅斯的土地基本統一起來，緊接著俄羅斯開始了大規模的擴張，到16世紀中期，領土麵積已經擴大到280 萬平方公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