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流才子”這套衣缽的第三代傳人是三國時期“才高八鬥”的曹子建。曹植(公元192～232)，三國時魏詩人，字子建，他是曹操之妻卞氏所生。曹植自幼穎慧，年10歲餘，便誦讀詩、文、辭賦數十萬言，出言為論，下筆成章，深得曹操的寵信。曹操曾經認為曹植在諸子中“最可定大事”，幾次想要立他為太子。然而曹植行為放任，屢犯法禁，引起曹操的震怒，而他的兄長曹丕則頗能矯情自飾，終於在立儲鬥爭中漸占上風，並於建安二十二年(217)得立為太子。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逝，曹丕繼魏王位，不久又稱帝。曹植的生活從此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他從一個過著優遊宴樂生活的貴公子，變成處處受限製和打擊的對象。黃初七年(226)，曹丕病逝，曹?繼位，即魏明帝。曹?對他仍嚴加防範和限製，處境並沒有根本好轉。曹植在文、明二世的12年中，曾被遷封過多次，最後的封地在陳郡，卒諡思，故後人稱之為“陳王”或“陳思王”。詩歌是曹植文學活動的主要領域。前期與後期內容上有很大的差異。前期詩歌可分為兩大類，一類表現他貴介公子的優遊生活，一類則反映他“生乎亂、長乎軍”的時代感受。後期詩歌，主要抒發他在壓製之下時而憤慨時而哀怨的心情，表現他不甘被棄置，希冀用世立功的願望。今存曹植比較完整的詩歌有80餘首。曹植在詩歌藝術上有很多創新發展，特別是在五言詩的創作上貢獻尤大。首先，漢樂府古辭多以敘事為主，至《古詩十九首》，抒情成分才在作品中占重要地位。曹植髮展了這種趨向，把抒情和敘事有機地結合起來，使五言詩既能描寫複雜的事態變化，又能表達曲折的心理感受，大大豐富了它的藝術功能。曹植作為建安文學的集大成者，對於後世的影響是不小的。在兩晉南北朝時期，他被推尊到文章典範的地位。曹植生前自編過作品選集《前錄》78篇。死後，明帝曹睿曾為之集錄著作百餘篇，《隋書?經籍誌》著錄有集30卷，又《列女傳頌》1卷、《畫贊》5卷。然而原集至北宋末散失。今存南宋嘉定六年刻本《曹子建集》10卷，輯錄詩、賦、文共206篇。清代丁晏《曹集銓評》、朱緒曾《曹集考異》，又對各篇細加校訂，並增補了不少佚文□句，為較全、較精的兩個本子。近人黃節有《曹子建詩注》，古直有《曹植詩箋》，今人趙幼文有《曹植集校注》。曹植得以留名千古的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因他暗戀自己的嫂子、魏文帝的皇後甄洛而作了千古絕唱《洛神賦》。
“風流才子”衣缽的第四代傳人非陶淵明莫屬。陶淵明（公元365～427），又名潛，字元亮，號五柳先生，尋陽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他生活在晉宋易代之際十分複雜的政治環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晉朝的大司馬；祖父做過太守，父親大概官職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淵明幼年就去世了。在重視門閥的社會裏，陶家的地位無法與王、謝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於寒門。陶侃出身寒微，被譏為“小人”，又被視為有篡位野心之人。可以想見，他的後人在政治上的處境是相當尷尬的。陶淵明在柴桑的農村裏度過少年時代，“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飲酒》其十六），便是那時生活的寫照。他常說因家貧而不得不出仕謀生，這固然是實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種想要建功立業的動機。“猛誌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其五）就透露了這一消息。陶淵明29歲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辭職。後來江州召為主簿，他未就任。晉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淵明到江陵，入荊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當時桓玄掌握著長江中上遊的軍政大權，野心勃勃圖謀篡晉。陶淵明便又產生了歸隱的想法，在隆安五年（401）所寫的《辛醜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中說：“詩書敦素好，林園無世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尋陽居喪了。此後政局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安帝元興元年（402），桓玄以討尚書令司馬元顯為名，舉兵東下攻入京師。元興二年（403）桓玄篡位，改國號曰楚。元興三年（404）劉裕起兵討伐桓玄，入建康，任鎮軍將軍，掌握了國家大權，給晉王朝帶來一線希望。於是陶淵明又出任鎮軍將軍劉裕的參軍，在赴任途中寫了《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他的心情矛盾，一方麵覺得時機到來了，希望有所作為：“時來苟冥會，婉轡憩通衢。”另一方麵又眷戀著田園的生活：“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這時劉裕正集中力量討伐桓玄及其殘餘勢力，陶淵明在劉裕幕中恐難有所作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義熙元年（405），他便改任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的參軍。這年八月又請求改任彭澤縣令，在官八十餘日，十一月就辭官歸隱了。這次辭去縣令的直接原因，據《宋書》本傳記載：“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鬥米折腰向鄉裏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而他辭官時所作的《歸去來兮辭》說出了更深刻的原因：“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陶淵明徹底覺悟到世俗與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違背的，他不能改變本性以適應世俗，再加上對政局的失望，於是堅決地辭官隱居了。辭彭澤令，是陶淵明一生前後兩期的分界線。此前，他不斷在官僚與隱士這兩種社會角色中做選擇，隱居時想出仕，出仕時要歸隱，心情很矛盾。此後他堅定了隱居的決心，一直過著隱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靜：“日月擲人去，有誌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雜詩》其二）他在詩裏一再描寫隱居的快樂，表示隱居的決心，如“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飲酒》其九）；“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飲酒》其四）。這固然是他真實的感受，但也可以視為他堅定自己決心的一種方法。在後期他並非沒有再度出仕的機會，但是他拒絕了。晉朝末年曾征他為著作佐郎，不就。劉裕篡晉建立宋朝，他更厭倦了政治，在《述酒》詩裏隱晦地表達了他對此事的想法。到了晚年他貧病交加，“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誌不及也。’道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蕭統《陶淵明傳》）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寫了一篇《自祭文》，文章最後說：“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這成為他的絕筆。死後，朋友們給他以諡號曰“靖節先生”。他的好友顏延之為他寫了誄文，這篇誄文是研究陶淵明的重要資料。他“風流”就在於他終日以酒為伴無拘無束的行為。
“風流才子”衣缽的第四代傳人非陶淵明莫屬。陶淵明（公元365～427），又名潛，字元亮，號五柳先生，尋陽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他生活在晉宋易代之際十分複雜的政治環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晉朝的大司馬；祖父做過太守，父親大概官職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淵明幼年就去世了。在重視門閥的社會裏，陶家的地位無法與王、謝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於寒門。陶侃出身寒微，被譏為“小人”，又被視為有篡位野心之人。可以想見，他的後人在政治上的處境是相當尷尬的。陶淵明在柴桑的農村裏度過少年時代，“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飲酒》其十六），便是那時生活的寫照。他常說因家貧而不得不出仕謀生，這固然是實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種想要建功立業的動機。“猛誌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其五）就透露了這一消息。陶淵明29歲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辭職。後來江州召為主簿，他未就任。晉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淵明到江陵，入荊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當時桓玄掌握著長江中上遊的軍政大權，野心勃勃圖謀篡晉。陶淵明便又產生了歸隱的想法，在隆安五年（401）所寫的《辛醜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中說：“詩書敦素好，林園無世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尋陽居喪了。此後政局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安帝元興元年（402），桓玄以討尚書令司馬元顯為名，舉兵東下攻入京師。元興二年（403）桓玄篡位，改國號曰楚。元興三年（404）劉裕起兵討伐桓玄，入建康，任鎮軍將軍，掌握了國家大權，給晉王朝帶來一線希望。於是陶淵明又出任鎮軍將軍劉裕的參軍，在赴任途中寫了《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他的心情矛盾，一方麵覺得時機到來了，希望有所作為：“時來苟冥會，婉轡憩通衢。”另一方麵又眷戀著田園的生活：“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這時劉裕正集中力量討伐桓玄及其殘餘勢力，陶淵明在劉裕幕中恐難有所作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義熙元年（405），他便改任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的參軍。這年八月又請求改任彭澤縣令，在官八十餘日，十一月就辭官歸隱了。這次辭去縣令的直接原因，據《宋書》本傳記載：“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鬥米折腰向鄉裏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而他辭官時所作的《歸去來兮辭》說出了更深刻的原因：“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陶淵明徹底覺悟到世俗與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違背的，他不能改變本性以適應世俗，再加上對政局的失望，於是堅決地辭官隱居了。辭彭澤令，是陶淵明一生前後兩期的分界線。此前，他不斷在官僚與隱士這兩種社會角色中做選擇，隱居時想出仕，出仕時要歸隱，心情很矛盾。此後他堅定了隱居的決心，一直過著隱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靜：“日月擲人去，有誌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雜詩》其二）他在詩裏一再描寫隱居的快樂，表示隱居的決心，如“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飲酒》其九）；“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飲酒》其四）。這固然是他真實的感受，但也可以視為他堅定自己決心的一種方法。在後期他並非沒有再度出仕的機會，但是他拒絕了。晉朝末年曾征他為著作佐郎，不就。劉裕篡晉建立宋朝，他更厭倦了政治，在《述酒》詩裏隱晦地表達了他對此事的想法。到了晚年他貧病交加，“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誌不及也。’道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蕭統《陶淵明傳》）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寫了一篇《自祭文》，文章最後說：“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這成為他的絕筆。死後，朋友們給他以諡號曰“靖節先生”。他的好友顏延之為他寫了誄文，這篇誄文是研究陶淵明的重要資料。他“風流”就在於他終日以酒為伴無拘無束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