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把亞洲從與西方接觸的有害影響下解放出來的神聖使命的想法，影響了日本人對於他們占領區的土著居民的態度。他們認為，這些民族應該與日本合作，來建立共榮圈。任何對日本的反抗就是對亞洲的背叛，因此，用大屠殺來懲罰是合理的。例如，日本人對菲律賓人說：他們起初支持美國反抗日本入侵，日本人就有權把他們殺掉；但是出於親善友好，日本人並沒有這樣做，而且這種寬厚態度將繼續下去，如果菲律賓人“明白日軍的真正目的，並在建設新秩序中與日本合作”。反之，他們就會倒黴。同樣，他們也對新加坡人說：“所有那些沉迷於抗日運動的人都理應處死。然而，他們得到了日本的神聖的憐憫。隻有那些擾刮治安的人受到了懲處。這是從大東亞共榮圈的高尚理想中產生的一種憐憫之心。”
既然日本人認為這場戰爭是為所有亞洲民族的利益而進行的，那麽，在它看來，它就有權利要求他們為這一共同事業作出犧牲。在進行戰爭時，日本自己為建設大東亞共榮圈而作的貢獻“大大超過了它應該承擔的份額”。所以，其他民族應該忍受戰爭所必然會引起的經濟困難，不應該因此而抱怨，他們也應該高興地為共同事業提供勞役和其他一切力所能及的援助。那些不願接受這一原則、對日本自願承擔的任務不表示感恩的人，就受到日本人的暴行的答覆。例如，日本人對馬來亞人說，“完全是由於日本人的開明和仁慈，他們才不至於拴著鎖鏈幹活，才不至於象牛馬一樣被趕進拘留營，他們的女眷才不至於被其新統治者及其士兵拿去玩樂。”
日本人特別強調他們在東亞的文化使命。他們認為這一文化使命是保存那些成為共榮圈組成部分的國家的傳統的社會和宗教影響，並消除外來的西方影響。日本人到處謀求加強亞洲社會的獨裁主義思想、家長權力至上的觀念、血親觀念、集體負責的原則和婦女卑賤觀念。
在“滿洲國”和中國關內，他們謀求復興儒教，特別是王道觀念——日本的孝道主要來源於王道，以此來讓當地的百姓放棄反抗日軍的想法。在暹羅和緬甸，他們以佛教支持者的麵目出現，謀求加強暹羅和日本的佛教界之間的關係。在馬來亞和荷屬東印度群島，他們同樣宣稱尊重伊斯蘭教；在菲律賓，宣稱尊重天主教。天主教雖然是西方傳來的，但起碼也是獨裁主義的；他們謀求同梵蒂岡建立友好關係。的確，他們經常告誡菲律賓人要記住自己是亞洲人，但是，反西方宣傳是針對美國的影響，而不是針對西班牙和羅馬的傳統。政治上的權宜之計往往使日本人陷於宗教上的矛盾——如在把四個北部馬來邦重新割讓給暹羅這件事上就是如此。當時暹羅政府著手委派軍人作為這些邦的行政官，而且歧視穆斯林，禁止他們的一夫多妻製和對不能讀寫暹羅文的馬來人額外徵稅。在東印度群島，日本人對明確的穆斯林宗教政治組織的支持，同印尼民族主義者那種更為世俗的、包羅一切的願望，是背道而馳的。
但是在一個問題上，日本人是始終一貫的——要努力給予他們所統治的各族人民這樣的印象：他們必須把日本看作是亞洲文明和文化的領袖。據說，日本的力量主要來自日本的道德和精神理想——特別是忠孝的理想，它的亞洲夥伴仿效這些理想是有好處的。正如上文所述，日本人在他們的占領地區到處竭力要使日語成為居民的第二語言。從日本派來大批教師，不僅講授日本語言，而且講授日本的倫理學和歷史。日本的國定假日，如“紀元節”（日本帝國國慶日）和“天皇節”（天皇誕辰），成了整個大東亞慶祝的正式節日。日本人也強調他們同暹羅人、菲律賓人和馬來人的（真的或者是假想的）種族親緣關係。根據這一切，可以推斷，如果日本能夠保持對這些地區的控製的話，它將最終努力使這些地區日本化，就象它企圖使朝鮮日本化那樣。事實上，誰都不清楚日本的所謂“紀元節”是怎麽推算出來的。
計劃中的大東亞政治結構是從“八紘一字”的觀念中得來的。“八紘一字”原指在天皇護佑下日本本土各島的政治統一；而現在將它擴大到包括整個東亞。日本將成為“領導國”，領導它的一些衛星國；這些衛星國在政治上隸屬於日本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它們的基本義務就是共榮圈成員的義務。日本投降後，盟國的調查人員發現了日本打算最後處置征服地區的證據，如果它能夠保持控製這些地區的話。這一證據是外務省的一份草稿，日期是1941年12月14日。當時的外務相東鄉茂德向東京國際軍事法庭電述，他沒有參與製訂這個計劃，甚至從未看到過，也從未聽到88過這個計劃。他認為這一定是某一下級官員擬定的計劃草稿，沒有任何約束權力。這個計劃規定新加坡島、海峽殖民地、英屬北婆羅洲和沙撈越應成為日本領土，由駐在新加坡的日本總督治理。除了四個北部馬來邦以外，馬來亞的其他部分應在駐新加坡總督的宗主權之下成為日本的保護領地。駐新加坡的總督對汶萊行使同樣的權力。荷屬東印度群島應合成為一個印度尼西亞聯邦，但其外圍地區如荷屬新兒內亞、荷屬婆羅洲和帝汶島的荷屬部分則掛著聯邦“自治領”的招牌繼續保持在日本的控製之下。菲律賓應予獨立，但是它的獨立地位應服從於日本在該地的軍事和經濟特權。香港也應成為日本的領土，雖然在恢復和平——即重慶垮台——後可以考慮把香港歸還中國。
既然日本人認為這場戰爭是為所有亞洲民族的利益而進行的，那麽，在它看來，它就有權利要求他們為這一共同事業作出犧牲。在進行戰爭時，日本自己為建設大東亞共榮圈而作的貢獻“大大超過了它應該承擔的份額”。所以，其他民族應該忍受戰爭所必然會引起的經濟困難，不應該因此而抱怨，他們也應該高興地為共同事業提供勞役和其他一切力所能及的援助。那些不願接受這一原則、對日本自願承擔的任務不表示感恩的人，就受到日本人的暴行的答覆。例如，日本人對馬來亞人說，“完全是由於日本人的開明和仁慈，他們才不至於拴著鎖鏈幹活，才不至於象牛馬一樣被趕進拘留營，他們的女眷才不至於被其新統治者及其士兵拿去玩樂。”
日本人特別強調他們在東亞的文化使命。他們認為這一文化使命是保存那些成為共榮圈組成部分的國家的傳統的社會和宗教影響，並消除外來的西方影響。日本人到處謀求加強亞洲社會的獨裁主義思想、家長權力至上的觀念、血親觀念、集體負責的原則和婦女卑賤觀念。
在“滿洲國”和中國關內，他們謀求復興儒教，特別是王道觀念——日本的孝道主要來源於王道，以此來讓當地的百姓放棄反抗日軍的想法。在暹羅和緬甸，他們以佛教支持者的麵目出現，謀求加強暹羅和日本的佛教界之間的關係。在馬來亞和荷屬東印度群島，他們同樣宣稱尊重伊斯蘭教；在菲律賓，宣稱尊重天主教。天主教雖然是西方傳來的，但起碼也是獨裁主義的；他們謀求同梵蒂岡建立友好關係。的確，他們經常告誡菲律賓人要記住自己是亞洲人，但是，反西方宣傳是針對美國的影響，而不是針對西班牙和羅馬的傳統。政治上的權宜之計往往使日本人陷於宗教上的矛盾——如在把四個北部馬來邦重新割讓給暹羅這件事上就是如此。當時暹羅政府著手委派軍人作為這些邦的行政官，而且歧視穆斯林，禁止他們的一夫多妻製和對不能讀寫暹羅文的馬來人額外徵稅。在東印度群島，日本人對明確的穆斯林宗教政治組織的支持，同印尼民族主義者那種更為世俗的、包羅一切的願望，是背道而馳的。
但是在一個問題上，日本人是始終一貫的——要努力給予他們所統治的各族人民這樣的印象：他們必須把日本看作是亞洲文明和文化的領袖。據說，日本的力量主要來自日本的道德和精神理想——特別是忠孝的理想，它的亞洲夥伴仿效這些理想是有好處的。正如上文所述，日本人在他們的占領地區到處竭力要使日語成為居民的第二語言。從日本派來大批教師，不僅講授日本語言，而且講授日本的倫理學和歷史。日本的國定假日，如“紀元節”（日本帝國國慶日）和“天皇節”（天皇誕辰），成了整個大東亞慶祝的正式節日。日本人也強調他們同暹羅人、菲律賓人和馬來人的（真的或者是假想的）種族親緣關係。根據這一切，可以推斷，如果日本能夠保持對這些地區的控製的話，它將最終努力使這些地區日本化，就象它企圖使朝鮮日本化那樣。事實上，誰都不清楚日本的所謂“紀元節”是怎麽推算出來的。
計劃中的大東亞政治結構是從“八紘一字”的觀念中得來的。“八紘一字”原指在天皇護佑下日本本土各島的政治統一；而現在將它擴大到包括整個東亞。日本將成為“領導國”，領導它的一些衛星國；這些衛星國在政治上隸屬於日本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它們的基本義務就是共榮圈成員的義務。日本投降後，盟國的調查人員發現了日本打算最後處置征服地區的證據，如果它能夠保持控製這些地區的話。這一證據是外務省的一份草稿，日期是1941年12月14日。當時的外務相東鄉茂德向東京國際軍事法庭電述，他沒有參與製訂這個計劃，甚至從未看到過，也從未聽到88過這個計劃。他認為這一定是某一下級官員擬定的計劃草稿，沒有任何約束權力。這個計劃規定新加坡島、海峽殖民地、英屬北婆羅洲和沙撈越應成為日本領土，由駐在新加坡的日本總督治理。除了四個北部馬來邦以外，馬來亞的其他部分應在駐新加坡總督的宗主權之下成為日本的保護領地。駐新加坡的總督對汶萊行使同樣的權力。荷屬東印度群島應合成為一個印度尼西亞聯邦，但其外圍地區如荷屬新兒內亞、荷屬婆羅洲和帝汶島的荷屬部分則掛著聯邦“自治領”的招牌繼續保持在日本的控製之下。菲律賓應予獨立，但是它的獨立地位應服從於日本在該地的軍事和經濟特權。香港也應成為日本的領土，雖然在恢復和平——即重慶垮台——後可以考慮把香港歸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