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事市肆活動及微服出行的這幾個君主，除了幹隆帝和明武宗之外，不是亡國之君，就是把國運推向滅亡邊緣的人，而明武宗自己也很快喪生。他們搞這類活動，不過是作為一種遊戲。他們是天下最有錢的人，把揮金如土視為正常的現象，可是他們倒想學小家子氣，親自做買賣，討價還價，爭斤較兩，企圖以此找點意外的快樂。富貴至極的人不知道貧窮是怎麽回事，卻想嚐嚐叫化子的生活滋味，然而他不是體驗民間生活疾苦以改進政治，不過是心裏空虛，百無聊賴，以此找樂。幹隆帝而外，這些人本身政治搞得一團糟，生活上腐化，犬馬聲色的遊玩又勞民傷財，所以他們的這類行為是荒淫無恥的，是不正常的生活。古人記載這類事情的時候，都給以譴責，我們也是這個態度。人們需要適當的健康的娛樂，使生活豐富多彩，同時也調劑精神，增加活力，可以更好地去創造，這是正常娛樂。但是娛樂不應當是人生追求的目標，以玩樂作為生活的價值，並因此妨礙積極意義的追求，就是玩樂喪誌。這種娛樂對於統治者，隻能導致政事廢弛，勞民傷財，敗壞國事，當然應該嚴厲譴責它。
不過我們似乎還要透過事物的表象作深一層的考察。
首先我們要問皇室中的生活是那樣美好嗎?物質生活的享樂自然沒有說的了，對於皇帝來講，後宮女子不乏其人，他再要追求的也不在這裏。就他的活動範圍講，宮城、園囿雖然不小，但再大也不過是那種圍牆內的天地，在這一點上就不如老百姓活動地盤大了，因為百姓可以在一個城裏轉遊，可以出城，甚至還可以到異鄉去，皇帝就辦不到。皇帝不能出宮，在一定意義上說皇宮也是皇帝的監獄，雖然他是那裏的主人。皇帝所見的人，上朝時是文武百官，退朝後是後妃、太監、宮女，這些人有限，見麵、交談不過那些人。而臣民呢，可以走親戚，訪朋友，逛市場，與熟人、與陌生人都可以打交道。臣民生活的豐富多樣，是宮中所沒有的，皇帝也是人，也會嚮往民間豐富多樣的生活。有自製力的，勤於政事的皇帝，就自守本分，安於宮中生活了。那些荒淫無道之君不守天子本分，偷偷到宮外走走，但商店總不能去，於是在宮內開店，也過過買賣生活的癮。民間大多數人的生活還是吸引人的，嚮往這種生活，對於每一個人來講都不是過分的、無理的。因此我們指責漢靈帝這一類君主的時候，還要看到那種封建的政治體製，也限製了皇帝個人的個性發展和生活情趣，他也成為被扭曲的人，他們希望在帝王生活之外還有普通人那樣的一些生活內容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但是為帝王而規定的儀衛製度、生活方式製度，把他們限製在宮廷之中。他們中的一些人想突破它，微行、宮中設市的現象的出現也有了它的必然性。因此，我們才認為封建帝王的政治製度是更應該詛咒的。
第七節 古人端午節的生活
在古代，五月被稱為『惡月』、『毒月』、『修善月』，在南朝宗檁的《荊楚歲時記》中就有『五月俗稱惡月』的記載，可見這個觀念至遲形成於南朝，實際上比這時要早，因為戰國時代人們就認為五月初五日生育不吉利，若生男則克父，生女則克母，表明人們厭惡五月。因為是惡月，人們怕有觸犯，禁忌就多，端午節的生活，就因惡月而產生它的一些內容和形式。
南齊人宗測，祖籍南陽，世居荊州，不樂功名，政府屢次徵辟而不就，移居廬山，週遊衡山等地，他的遊歷含有隱居性質，此外也是上山採藥，自雲到廬山的原因是：『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而在這裏的衣食是，『量腹而進鬆術，度形而衣薜蘿』(《梁書》卷五十四《宗測傳》)。看來他是懂得中草藥的人。據記載，他在五月初五日雞還沒有報曉的時候出發，採摘像人的形狀的艾，回來治成艾絨，用以治病，很有療效。宗測的用艾治病，反映當時人已認識到艾的藥物性質。端午這一天，荊楚地方的人采艾，編織成人形，懸掛在家門口，祈禱消除毒災(《荊楚歲時記譯註》，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9頁)。自此，形成人們於端午節在大門上掛艾人的風俗。艾，成為端午『五瑞』之一，大約同宗測懸艾人的活動分不開。用艾，歷代相沿，如北宋汴梁人『釘艾人於門上』(《東京夢華錄》卷八《端午》)。到南宋，人們用菖蒲做成張天師馭虎的形象，與艾人一同懸掛在門上(《西湖老人繁勝錄》卷三《五月》)。自此菖蒲與艾並用，如明朝宮中門兩旁安放菖蒲、艾盆，門上懸掛吊屏，上麵畫的是張天師或仙子、仙女仗劍降五毒的故事(劉若愚《明宮史·火集·五月》)。形式比民間複雜，內容則是一致的。到清代，用菖蒲、艾製成蒲龍、文虎，插於門上(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五月·端陽》)。艾不僅掛在門上，南宋人又興起戴艾花的風習(《武林舊事》卷三《端午》)。明人繼承下來，由婦女專簪艾花(《宛署雜記》卷十七《民風》)。清代女子戴艾葉，也是『端五景』之一(顧祿《清嘉錄·五月·端五》)。
南朝時端午日，人們競相採集各種草藥，南宋人也是『采百草或修製藥品，以為辟瘟疾等用』(《西湖老人繁勝錄》卷三)。自采草藥，到明清時代在大城市發展為藥鋪施藥，即在端午日，居民到藥店要應節的消毒藥品，如雄黃、芷術等。順便說一句，直到20世紀上半葉有的城鎮的藥店仍在端午節施捨雄黃荷包。因為城居之人採藥不便，故有這種變相的形式。採藥是為應用，端午就喝菖蒲、雄黃泡的酒，並把這種酒塗在兒童臉上，劃上王字，以求辟毒、辟邪。
不過我們似乎還要透過事物的表象作深一層的考察。
首先我們要問皇室中的生活是那樣美好嗎?物質生活的享樂自然沒有說的了，對於皇帝來講，後宮女子不乏其人，他再要追求的也不在這裏。就他的活動範圍講，宮城、園囿雖然不小，但再大也不過是那種圍牆內的天地，在這一點上就不如老百姓活動地盤大了，因為百姓可以在一個城裏轉遊，可以出城，甚至還可以到異鄉去，皇帝就辦不到。皇帝不能出宮，在一定意義上說皇宮也是皇帝的監獄，雖然他是那裏的主人。皇帝所見的人，上朝時是文武百官，退朝後是後妃、太監、宮女，這些人有限，見麵、交談不過那些人。而臣民呢，可以走親戚，訪朋友，逛市場，與熟人、與陌生人都可以打交道。臣民生活的豐富多樣，是宮中所沒有的，皇帝也是人，也會嚮往民間豐富多樣的生活。有自製力的，勤於政事的皇帝，就自守本分，安於宮中生活了。那些荒淫無道之君不守天子本分，偷偷到宮外走走，但商店總不能去，於是在宮內開店，也過過買賣生活的癮。民間大多數人的生活還是吸引人的，嚮往這種生活，對於每一個人來講都不是過分的、無理的。因此我們指責漢靈帝這一類君主的時候，還要看到那種封建的政治體製，也限製了皇帝個人的個性發展和生活情趣，他也成為被扭曲的人，他們希望在帝王生活之外還有普通人那樣的一些生活內容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但是為帝王而規定的儀衛製度、生活方式製度，把他們限製在宮廷之中。他們中的一些人想突破它，微行、宮中設市的現象的出現也有了它的必然性。因此，我們才認為封建帝王的政治製度是更應該詛咒的。
第七節 古人端午節的生活
在古代，五月被稱為『惡月』、『毒月』、『修善月』，在南朝宗檁的《荊楚歲時記》中就有『五月俗稱惡月』的記載，可見這個觀念至遲形成於南朝，實際上比這時要早，因為戰國時代人們就認為五月初五日生育不吉利，若生男則克父，生女則克母，表明人們厭惡五月。因為是惡月，人們怕有觸犯，禁忌就多，端午節的生活，就因惡月而產生它的一些內容和形式。
南齊人宗測，祖籍南陽，世居荊州，不樂功名，政府屢次徵辟而不就，移居廬山，週遊衡山等地，他的遊歷含有隱居性質，此外也是上山採藥，自雲到廬山的原因是：『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而在這裏的衣食是，『量腹而進鬆術，度形而衣薜蘿』(《梁書》卷五十四《宗測傳》)。看來他是懂得中草藥的人。據記載，他在五月初五日雞還沒有報曉的時候出發，採摘像人的形狀的艾，回來治成艾絨，用以治病，很有療效。宗測的用艾治病，反映當時人已認識到艾的藥物性質。端午這一天，荊楚地方的人采艾，編織成人形，懸掛在家門口，祈禱消除毒災(《荊楚歲時記譯註》，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9頁)。自此，形成人們於端午節在大門上掛艾人的風俗。艾，成為端午『五瑞』之一，大約同宗測懸艾人的活動分不開。用艾，歷代相沿，如北宋汴梁人『釘艾人於門上』(《東京夢華錄》卷八《端午》)。到南宋，人們用菖蒲做成張天師馭虎的形象，與艾人一同懸掛在門上(《西湖老人繁勝錄》卷三《五月》)。自此菖蒲與艾並用，如明朝宮中門兩旁安放菖蒲、艾盆，門上懸掛吊屏，上麵畫的是張天師或仙子、仙女仗劍降五毒的故事(劉若愚《明宮史·火集·五月》)。形式比民間複雜，內容則是一致的。到清代，用菖蒲、艾製成蒲龍、文虎，插於門上(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五月·端陽》)。艾不僅掛在門上，南宋人又興起戴艾花的風習(《武林舊事》卷三《端午》)。明人繼承下來，由婦女專簪艾花(《宛署雜記》卷十七《民風》)。清代女子戴艾葉，也是『端五景』之一(顧祿《清嘉錄·五月·端五》)。
南朝時端午日，人們競相採集各種草藥，南宋人也是『采百草或修製藥品，以為辟瘟疾等用』(《西湖老人繁勝錄》卷三)。自采草藥，到明清時代在大城市發展為藥鋪施藥，即在端午日，居民到藥店要應節的消毒藥品，如雄黃、芷術等。順便說一句，直到20世紀上半葉有的城鎮的藥店仍在端午節施捨雄黃荷包。因為城居之人採藥不便，故有這種變相的形式。採藥是為應用，端午就喝菖蒲、雄黃泡的酒，並把這種酒塗在兒童臉上，劃上王字，以求辟毒、辟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