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飾的求同，至少有兩方麵的原因。第一，中國是長期的大一統的國家，專製主義的中央集權和專製主義的文化統治，使人們無論在政治思想上、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上都要統一，不許有差異，反映到服飾上就是追求一致；第二，民眾的認同是受社會上層的影響。社會上層地位高，受人尊崇，他們的愛好被認為是高尚的，下層人士多向之學習，所謂求同，就是社會下層求著與上層相同，在服飾問題上也是這樣，所以我們在講到先秦兩漢人們著裝時指出上行下效的現象，本篇所列舉的事實也反映這種趨向，這就是求同。
中國人的認同的哲學思想和求同的審美觀，有著悠久的歷史，這種思想和審美觀對社會發展起什麽作用，對服飾美起什麽作用，是應當研究的課題。對此哲學界已開始注意了，如果哲學社會科學界都來開展討論，我們就可以提高認識了。
第七節 漢人採用少數民族生活方式
《先秦兩漢時期幾種服飾的流行》篇中提到漢靈帝喜用少數民族的衣服器物，這在秦漢不多見，而兩晉至金元是我國民族大融合的時期，隨著少數民族的入主北方和統一全國，漢人採取少數民族的生活方式就多了起來，甚至有一定的普遍性。
著帷帽騎馬女子《晉書·五行誌》記載：『泰始(265～274)之後，中國相尚用胡床貊，及為羌煮貊炙，貴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會，皆以為先。太康(280～289)中，又以氈為頭及絡帶袴口。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為胡所破。」』晉武帝建國之初，中原的達官貴人就愛使用少數民族的床和盥漱器皿，家中必備少數民族的煮烤等烹調用具，宴請客人，首先上的是少數民族器具所盛的食物，這表明當時以使用少數民族器具和食用少數民族食品為時髦。接著又時興起少數民族的毛氈，用毛氈作帕頭(包頭巾)，以氈條緣衣帶袴口。民間的戲言反映晉初漢人上層人士崇拜少數民族物品成為一種社會風氣，並有不可扼製之勢。而普通老百姓沒有條件用少數民族器物，對上層人士的享用有所不滿，這也是自然產生的心理。
北朝少數民族政權的統治者，必須麵對堅持本民族生活方式或改行漢人生活方式的問題。從實際情況看，他們是融合各民族文化，製定了相應的禮儀製度，而不是純粹哪一個民族型的，所以《舊唐書》說北魏、北齊『輿服奇詭，至隋一統，始更舊儀』（《輿服誌》)。北朝政府對屬下漢民的衣著，有時加以規定。漢人一方麵有堅持本民族生活方式的習慣，一方麵也吸收作為統治民族的少數民族的文明。
南朝中書郎王融上書講到北朝漢人的生活情況，說：『前中原士庶，雖淪懾殊俗，至於婚葬之晨，猶巾為禮。而禁令苛刻，動加誅』（《南齊書·王融傳》)。北魏強迫漢人遵從鮮卑人的一些生活方式，漢人部分地接受了，而又保留本民族的一些習慣。它主要表現在婚喪禮儀中，在這時人們還要穿戴漢式衣巾，王融說的『巾』，『』是衣，漢人交際時的盛裝，可見北朝漢人在重要家事的時候還要穿著本民族盛裝，以示對那件事的重視。在這時候，不按少數民族的婚喪禮儀進行，是不同民族不同生活方式的體現。但也隻是在這種情況下，其他環境裏就隨便了。我們知道在清朝，滿人強迫漢人接受其生活方式，漢人遵奉了一部分，但也有保留，比如葬禮還是按漢人習慣進行，這就是所謂『生降死不降』。男人遵命剃頭梳辮子，不再像明朝人那樣束髮，但是婦女仍然是漢式頭，這就是所謂『男降女不降』。
清朝漢人的『生降死不降』，與北朝男人的仍行漢人喪葬禮如出一轍，是漢人少數民族化中自然出現的事情。總之北朝的漢人有條件地採用了少數民族的一些生活方式。
唐朝是漢人政權，沒有強迫漢人少數民族化的問題，但是漢人卻大量吸收少數民族文化，充實或改變自己的生活內容。這在婦女的裝束上表現最明顯。以女子的麵具變化來說，——帷帽——胡帽——露髻的演變過程，同少數民族服飾有關。北齊和隋朝製度，宮人騎馬外出時外套，把全身罩住，讓人看不見麵孔和肌膚，這是少數民族的辦法，到唐高祖、太宗時期，宮人遵行這個習慣，騎馬用，王公家的女子出行也是這樣。高宗永徽(650～665)之後，宮人改用帷帽，帽裙拖到脖子，使膚體多少露出一點了，官僚家屬很快效法，引起高宗的不滿，先後下令禁止，他說：『百官家口，鹹預士流，至於衢路之間，豈可全無障蔽。』棄用帷帽就是『過於輕率，深失禮容』，因此要予以『禁斷』。隨後經歷武則天、唐中宗時代，所有的女子都棄用帷帽。
胡服胡妝的唐代美女到唐玄宗初年，宮人騎馬出門，改戴胡帽，臉上塗粉畫眉，一點也不遮蓋。不久，連胡帽也不戴了，露髻馳騁於道路（《舊唐書》）。胡帽以後的變化，在長安是迅速的，在地方卻有透額羅網巾的出現，它又叫『遮眉勒』，作為遮麵的象徵，以代替胡帽。在敦煌壁畫中，有唐玄宗時太原都督樂廷鑲夫人王氏行香圖，畫麵中有三個女子戴著透額羅網巾。到宋代透額羅轉化為勒子，再往後，勒子由青年女子的裝飾品變為中老年婦女的禦寒工具（參閱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經歷了一個過程，婦女才從麵障裏解放出來。從到胡帽再到勒子，胡帽使用是轉變中的一個關節，這是少數民族服飾影響及於漢人的一例。
中國人的認同的哲學思想和求同的審美觀，有著悠久的歷史，這種思想和審美觀對社會發展起什麽作用，對服飾美起什麽作用，是應當研究的課題。對此哲學界已開始注意了，如果哲學社會科學界都來開展討論，我們就可以提高認識了。
第七節 漢人採用少數民族生活方式
《先秦兩漢時期幾種服飾的流行》篇中提到漢靈帝喜用少數民族的衣服器物，這在秦漢不多見，而兩晉至金元是我國民族大融合的時期，隨著少數民族的入主北方和統一全國，漢人採取少數民族的生活方式就多了起來，甚至有一定的普遍性。
著帷帽騎馬女子《晉書·五行誌》記載：『泰始(265～274)之後，中國相尚用胡床貊，及為羌煮貊炙，貴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會，皆以為先。太康(280～289)中，又以氈為頭及絡帶袴口。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為胡所破。」』晉武帝建國之初，中原的達官貴人就愛使用少數民族的床和盥漱器皿，家中必備少數民族的煮烤等烹調用具，宴請客人，首先上的是少數民族器具所盛的食物，這表明當時以使用少數民族器具和食用少數民族食品為時髦。接著又時興起少數民族的毛氈，用毛氈作帕頭(包頭巾)，以氈條緣衣帶袴口。民間的戲言反映晉初漢人上層人士崇拜少數民族物品成為一種社會風氣，並有不可扼製之勢。而普通老百姓沒有條件用少數民族器物，對上層人士的享用有所不滿，這也是自然產生的心理。
北朝少數民族政權的統治者，必須麵對堅持本民族生活方式或改行漢人生活方式的問題。從實際情況看，他們是融合各民族文化，製定了相應的禮儀製度，而不是純粹哪一個民族型的，所以《舊唐書》說北魏、北齊『輿服奇詭，至隋一統，始更舊儀』（《輿服誌》)。北朝政府對屬下漢民的衣著，有時加以規定。漢人一方麵有堅持本民族生活方式的習慣，一方麵也吸收作為統治民族的少數民族的文明。
南朝中書郎王融上書講到北朝漢人的生活情況，說：『前中原士庶，雖淪懾殊俗，至於婚葬之晨，猶巾為禮。而禁令苛刻，動加誅』（《南齊書·王融傳》)。北魏強迫漢人遵從鮮卑人的一些生活方式，漢人部分地接受了，而又保留本民族的一些習慣。它主要表現在婚喪禮儀中，在這時人們還要穿戴漢式衣巾，王融說的『巾』，『』是衣，漢人交際時的盛裝，可見北朝漢人在重要家事的時候還要穿著本民族盛裝，以示對那件事的重視。在這時候，不按少數民族的婚喪禮儀進行，是不同民族不同生活方式的體現。但也隻是在這種情況下，其他環境裏就隨便了。我們知道在清朝，滿人強迫漢人接受其生活方式，漢人遵奉了一部分，但也有保留，比如葬禮還是按漢人習慣進行，這就是所謂『生降死不降』。男人遵命剃頭梳辮子，不再像明朝人那樣束髮，但是婦女仍然是漢式頭，這就是所謂『男降女不降』。
清朝漢人的『生降死不降』，與北朝男人的仍行漢人喪葬禮如出一轍，是漢人少數民族化中自然出現的事情。總之北朝的漢人有條件地採用了少數民族的一些生活方式。
唐朝是漢人政權，沒有強迫漢人少數民族化的問題，但是漢人卻大量吸收少數民族文化，充實或改變自己的生活內容。這在婦女的裝束上表現最明顯。以女子的麵具變化來說，——帷帽——胡帽——露髻的演變過程，同少數民族服飾有關。北齊和隋朝製度，宮人騎馬外出時外套，把全身罩住，讓人看不見麵孔和肌膚，這是少數民族的辦法，到唐高祖、太宗時期，宮人遵行這個習慣，騎馬用，王公家的女子出行也是這樣。高宗永徽(650～665)之後，宮人改用帷帽，帽裙拖到脖子，使膚體多少露出一點了，官僚家屬很快效法，引起高宗的不滿，先後下令禁止，他說：『百官家口，鹹預士流，至於衢路之間，豈可全無障蔽。』棄用帷帽就是『過於輕率，深失禮容』，因此要予以『禁斷』。隨後經歷武則天、唐中宗時代，所有的女子都棄用帷帽。
胡服胡妝的唐代美女到唐玄宗初年，宮人騎馬出門，改戴胡帽，臉上塗粉畫眉，一點也不遮蓋。不久，連胡帽也不戴了，露髻馳騁於道路（《舊唐書》）。胡帽以後的變化，在長安是迅速的，在地方卻有透額羅網巾的出現，它又叫『遮眉勒』，作為遮麵的象徵，以代替胡帽。在敦煌壁畫中，有唐玄宗時太原都督樂廷鑲夫人王氏行香圖，畫麵中有三個女子戴著透額羅網巾。到宋代透額羅轉化為勒子，再往後，勒子由青年女子的裝飾品變為中老年婦女的禦寒工具（參閱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經歷了一個過程，婦女才從麵障裏解放出來。從到胡帽再到勒子，胡帽使用是轉變中的一個關節，這是少數民族服飾影響及於漢人的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