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人為什麽要實行火葬呢?最重要的原因是貧窮埋葬不起。古代人囿於科學知識的貧乏，以為另有一個陰間世界，也像陽間需要金錢物質，所以對安葬的要求很高，要像生前那樣有必需的和充足的用品，於是在棺槨之外，要有很多陪葬物，要建造像樣的陰宅。這是厚葬的辦法，窮人生存都難維持，哪有餘錢去土葬，有的人連巴掌大的地方也沒有，往哪裏去埋葬親人呢?而火葬則不同，隻需要火化費，陪葬物用不著，墳地也不要，最容易打發，窮人隻能採用這個方法。從這方麵看，實行火葬還是針對土葬中的弊俗而來。葬禮中擺排場講形式的風氣歷來很盛，即如唐代，皇家園陵規模之大，內藏之豐富，從永泰公主等人墳塋的出土物，已令人可以想像帝後陵寢隨葬物之多了。在官民之家，唐代宗大曆七年(772)規定送葬之家的設祭，隻準在家中和塋所兩處，不許在街肆擺設祭盤，禁令當然是針對街市設祭狀況的盛行而言的。憲宗元和六年(811)條令，規定官民喪葬所使用的扛夫、輓歌人數，明器數量，以及出殯儀仗物裝飾品的規格(《唐會要·葬》)。唐穆宗長慶三年(823)下令，民間喪葬祭奠不能用金銀、錦繡做飾物，不得陳設音樂。這項法令又告訴我們當時喪葬有以錦繡裝裹、金銀裝飾和用音樂的風尚。後唐明宗長興二年(931)，繼唐憲宗條令之後，又一次規定官民出喪時使用的扛夫、輓歌人數，明器件數。如用違禁之物，賞給巡查出來的官員；如用樂，則責罰伶人(《宋史·禮誌》）。唐朝五代厚葬弊俗如此之盛，五代北宋興起的簡樸的火葬，應當是它的逆反產物。北宋還產生停喪不葬弊俗，司馬光說：『今世俗信術者妄言，以為葬不擇地及歲月日時，則子孫不利，禍殃總至，乃至終喪除服，或十年，或二十年，或終身，或累世猶不葬。』（《家範》卷五）因為要發達子孫，選擇葬地和安葬的年月日時，選不出吉利時，就長期停喪不葬，這又是一種弊俗，流傳到清代。這也是窮人所做不到的，隻有焚化最省便。
宋元明政府屢次禁止火葬，認為它不合禮義。具體說又有兩種含義。一是說它不符合等級規製。葬儀要反映死人在世時的社會地位，政府定有棺槨之品、建樹之製，如果進行火葬，一炬完事，死者的等級身份無從在身後長期表現了。二是要保持屍體完整的觀念。屍、首相異，那是受了極刑，是不得好死，是死者及其親屬的恥辱。戰國時燕國樂毅破齊國都城，圍攻即墨，燕軍挖掘城外墳墓，燒死人，即墨人在城上看見，因辱及先人，憤怒十倍，人人鬥誌昂揚，卒有田單火牛陣破燕軍的大勝(《史記·田單傳》)。
還有焚燒仇人，以為報仇的。明熹宗裕妃張氏，受閹黨魏忠賢、熹宗乳母客氏的陷害，被打入冷宮，死後還被魏、客焚化，等到崇禎帝繼位，昭雪張妃之冤，才被改行葬禮(《明書·熹宗後妃》）。焚燒屍體歷來是對敵鬥爭的殘酷手段，因為重視屍體的完整與安全，政府法令予以保護，禁止損壞他人屍體，唐律專設《殘害死屍》條文，規定若焚燒、支解屍體，按照鬥殺罪減一等處刑，鬥殺罪有處死刑的，有判流刑的，毀壞死屍僅比這些刑罰減一等治罪，不用說處刑相當重。這還是對平常人的處治，若子孫毀壞緦麻服以上尊長屍體則完全依照鬥殺罪處刑，就有殺身之禍(《唐律疏義》卷十八）。嚴刑懲治毀壞屍體的人，政府保護死屍的態度極其鮮明。毀屍不行，火化親人自然被認為是不合人倫的，不道德的，是人子的不孝行為。政府為維持綱常倫紀也不允許火葬。如清朝政府後來覺得順治五年的允許火葬法令不對，法律就規定不許毀壞親屍，違者處死。同治七年(1868)翰林院侍講學士錢寶廉針對浙江民間火葬的習俗，上書請求嚴禁，得到同治帝批準，在執行過程中，還出現了《禁火葬錄》一書。
歷朝政府在從觀念上反對火化的同時，也不能不麵對現實。即使再節儉安葬，有的窮人連葬地都沒有，如何讓他實行土葬呢?為解決這個問題，北宋建設漏澤園，用國有土地作為亂葬場，允許沒有祖墳的人安葬。漏澤園後世頗有發展，大都市尤多。漏澤園又成為火葬的逆反現象。
火葬產生一些社會反響，引起社會福利的發展，這是火葬先趨者們完全沒有料到的。
自五代至今，火葬已有1000年的歷史，時間不可謂不久，應該說是一種古老的傳統了。不過它不是在全國普遍實行的，在時間上又是時斷時續的，所以後人並不了解這種傳統。對於火葬的封建倫理的認識，更使人產生對它不良的印象，實行火葬的又多是窮苦人，也讓人看不慣。
歷史上少數民族有實行火葬的，據司馬光說漢人火葬是學習的羌族葬法(《續通典》卷八十二引司馬光《儀書》)。早期滿族人實行火葬，這是前麵說過的，順治皇帝就火化了，但是他的後人以火葬為不光彩，在歷史記載中故意含糊其辭，經過近人的考證才把這件事情弄清楚。所以火葬盡管不乏實行者，但卑視的觀念歷來濃重，要想改變它，不花大力氣是辦不到的。
火葬史表明，一種風俗的流傳有曲折，流行了可能中斷，中斷了又會興起，這倒符合一般事物的發展變化規律，火葬就是這樣演變的。火葬手續簡易，經濟節省，有骨灰可供永久紀念，對個人、對社會都是少浪費財富。還有一點應當看到，就是火葬節約墳地。清代杭、嘉、湖是地狹人眾的地方，農桑發展，但土葬占地麵積大，與農田爭土地，人們焚屍是為騰出地方，好種桑養蠶，發展生產。
宋元明政府屢次禁止火葬，認為它不合禮義。具體說又有兩種含義。一是說它不符合等級規製。葬儀要反映死人在世時的社會地位，政府定有棺槨之品、建樹之製，如果進行火葬，一炬完事，死者的等級身份無從在身後長期表現了。二是要保持屍體完整的觀念。屍、首相異，那是受了極刑，是不得好死，是死者及其親屬的恥辱。戰國時燕國樂毅破齊國都城，圍攻即墨，燕軍挖掘城外墳墓，燒死人，即墨人在城上看見，因辱及先人，憤怒十倍，人人鬥誌昂揚，卒有田單火牛陣破燕軍的大勝(《史記·田單傳》)。
還有焚燒仇人，以為報仇的。明熹宗裕妃張氏，受閹黨魏忠賢、熹宗乳母客氏的陷害，被打入冷宮，死後還被魏、客焚化，等到崇禎帝繼位，昭雪張妃之冤，才被改行葬禮(《明書·熹宗後妃》）。焚燒屍體歷來是對敵鬥爭的殘酷手段，因為重視屍體的完整與安全，政府法令予以保護，禁止損壞他人屍體，唐律專設《殘害死屍》條文，規定若焚燒、支解屍體，按照鬥殺罪減一等處刑，鬥殺罪有處死刑的，有判流刑的，毀壞死屍僅比這些刑罰減一等治罪，不用說處刑相當重。這還是對平常人的處治，若子孫毀壞緦麻服以上尊長屍體則完全依照鬥殺罪處刑，就有殺身之禍(《唐律疏義》卷十八）。嚴刑懲治毀壞屍體的人，政府保護死屍的態度極其鮮明。毀屍不行，火化親人自然被認為是不合人倫的，不道德的，是人子的不孝行為。政府為維持綱常倫紀也不允許火葬。如清朝政府後來覺得順治五年的允許火葬法令不對，法律就規定不許毀壞親屍，違者處死。同治七年(1868)翰林院侍講學士錢寶廉針對浙江民間火葬的習俗，上書請求嚴禁，得到同治帝批準，在執行過程中，還出現了《禁火葬錄》一書。
歷朝政府在從觀念上反對火化的同時，也不能不麵對現實。即使再節儉安葬，有的窮人連葬地都沒有，如何讓他實行土葬呢?為解決這個問題，北宋建設漏澤園，用國有土地作為亂葬場，允許沒有祖墳的人安葬。漏澤園後世頗有發展，大都市尤多。漏澤園又成為火葬的逆反現象。
火葬產生一些社會反響，引起社會福利的發展，這是火葬先趨者們完全沒有料到的。
自五代至今，火葬已有1000年的歷史，時間不可謂不久，應該說是一種古老的傳統了。不過它不是在全國普遍實行的，在時間上又是時斷時續的，所以後人並不了解這種傳統。對於火葬的封建倫理的認識，更使人產生對它不良的印象，實行火葬的又多是窮苦人，也讓人看不慣。
歷史上少數民族有實行火葬的，據司馬光說漢人火葬是學習的羌族葬法(《續通典》卷八十二引司馬光《儀書》)。早期滿族人實行火葬，這是前麵說過的，順治皇帝就火化了，但是他的後人以火葬為不光彩，在歷史記載中故意含糊其辭，經過近人的考證才把這件事情弄清楚。所以火葬盡管不乏實行者，但卑視的觀念歷來濃重，要想改變它，不花大力氣是辦不到的。
火葬史表明，一種風俗的流傳有曲折，流行了可能中斷，中斷了又會興起，這倒符合一般事物的發展變化規律，火葬就是這樣演變的。火葬手續簡易，經濟節省，有骨灰可供永久紀念，對個人、對社會都是少浪費財富。還有一點應當看到，就是火葬節約墳地。清代杭、嘉、湖是地狹人眾的地方，農桑發展，但土葬占地麵積大，與農田爭土地，人們焚屍是為騰出地方，好種桑養蠶，發展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