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寶廉說，『鄉民無知，堅持蠶桑為重，營葬即有礙種桑之見』，故而有『火葬之舉』(《禁火葬錄》)，把火葬與保留耕地的關係說得很明白。因此我們說火葬是有利於發展生產的好葬法，它應當是有生命力的事物，在遭到嚴重壓抑的時代都能維持下來，在人們普遍認識它的好處後，會更能流行了。在火葬問題上，改變人們的認識看來是重要的事情，有的人還沒有達到幾百年前火葬先行者的認識水平，這種現象能不引起深思嗎?能不迅速改變嗎?
第三節 先秦兩漢時期幾種服飾的流行
齊桓公時齊國人一度愛穿紫色的衣服。因為桓公喜歡穿紫衣，眾人跟著學，於是紫衣價格上漲，高達元白色的五倍多。桓公感到這是一種奢侈浪費，就問管管仲畫像仲怎樣才能禁止，管仲回答說：
據我所知，國君吃過的食物，臣民必須要吃它，國君欣賞的衣服，臣民也會跟著穿。現在你自己吃的是精好食品，穿的是紫色的衣裳，白狐皮的外衣，你自己這樣怎麽能要求臣下節儉呢?接著建議桓公不再穿紫衣，並要對群臣講紫色有臭味，不是好東西，如此一來人們嗜紫的毛病自然消除了。桓公採納了管仲的意見，改變服裝，穿白色的衣服，戴白色的帽子，不過一年的時間，齊國人變得節儉了（劉向《說苑·反質》)。
楚文王熊貲(公元前689～前677年在位)喜歡戴獬冠，楚國的人學著戴，以為時髦(《淮南子》)。
幘的興起是漢元帝帶動的。幘在上古是不能戴冠的執事人員的一種帽子，到漢文帝時群臣貴賤人等都有戴用的，但是人們由於職務不同用料的顏色各異，形式也有小的差別，如武官用赤幘，皂吏用青幘。漢元帝額上有一撮毛髮，覺得不好看，為了人家看不見，開始用幘，把一撮毛遮蓋起來。他是皇帝中第一個好用幘的，自此之後，群臣效法逐漸多起來(《後漢書·輿服下》及注引《獨斷》)。
頭裹巾幘人像東漢中葉大將軍梁冀，廢立自專，權傾內外，妻孫壽受封為襄城君，服製同於長公主。這對夫婦作惡多端，而妝飾打扮異於常人，創造出新髮型、新服裝。《後漢書·梁冀傳》說孫壽『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為媚態。(梁)冀亦改易輿服之製，作平上瀽車，埤幘，狹冠，折上巾，擁身扇，狐尾單衣』。這些裝飾，據《後漢書·五行誌》及李賢注的解釋：
愁眉，把眉毛畫得細而曲長；啼妝，在眼下流淚的地方作些化妝；墮馬髻，髮髻不在頭頂正中，而偏於一側；折腰步，走起路來，輕輕搖擺，像是腳不能支持身體一樣；齲齒笑，戰國帛畫中的女性裝束像有牙痛那樣的笑，笑也不那麽咧嘴；平上瀽車，給車裝飾平頂的外罩；埤幘，幘的前臉向下；折上巾，頭巾的上角折回；擁身扇，大扇；狐尾單衣，後裙拖在地上，像狐狸尾巴（《後漢書》)。孫壽的裝束，所追求的是一種病態美，愁眉、啼妝、齲齒笑，都像犯病的表情，像啼哭過，折腰步大約走起路來像後世的小腳女人，這樣裝束和動作，給人造成一個嬌弱可憐的女子形象，使人憐愛。大將軍家的這種審美觀為當時人所接受，於是『京都歙然，諸夏皆仿效』(《後漢書》)，從梁家流行到洛陽和全國。及至梁冀被誅，他家的那些妝飾式樣也為人所不屑了，消失了。
漢靈帝性好聚斂和揮霍，他別出心裁地玩樂，尤其是『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箜侯、胡笛、胡舞』。皇帝喜用西北少數民族的服裝、生活用具、飲食和樂器，又帶動了臣下：『京師貴戚皆競為之。』(《後漢書》)這幾個故事中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服飾愛好方麵上行下效，國君嗜好的，貴族首先跟著學，貴族喜愛的，他的奴僕，他的同類和官僚也愛好上了，民間也隨之時興了。
在上者興趣轉移了，在下者隨著趨於新花樣。漢代民謠：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大眉，四方高半額；城中好廣袖，四方全匹帛。』說明風俗的流傳，從城市到鄉村，從首都到地方，從社會上層到社會下層，而且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愈傳得廣，比原樣愈厲害。
在服飾愛好上的上行下效風俗的出現看似是極其自然，但仍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既然裝束體現人的社會身份，上層人士的著裝代表他的地位，下層人士如果有條件模仿的話，就會改變形象，似乎也是上流社會的人物了。
同時為了和上層人士接近，仿效他們的裝飾，才能入流，才可能被上流社會接納，和上層人土混在一起。所以說在下的人向比自身層次高的人學習衣著方式，首先是為了提高社會地位。還應看到這種學習還有一個審美的因素。上層人士的衣飾，往往有它的美的成分，它或者樣式新穎、美觀，或者質地優良，或者人著裝之後顯得高雅、文明、端莊、威嚴、漂亮，令人傾慕。愛美之心人皆有之，上層人士的著裝美，也會引起人們的模仿。上層社會的裝飾中還有一種病態美，即如孫壽那樣的裝扮並不真美，但是下層人士不分美醜，通同學習。這固然有著美的欣賞水平問題，但更重要的還是思想上的奴隸主義驅使的。在古代，人們等級觀念嚴重，低等級的人連在思想上也嚮往高等級的文明，因此對他們的裝飾會不分美惡，一概接受。其實這種學習毫無道理，人們應當發展健康的美，向上的美，而不應當是病態的美，頹廢的美。
第三節 先秦兩漢時期幾種服飾的流行
齊桓公時齊國人一度愛穿紫色的衣服。因為桓公喜歡穿紫衣，眾人跟著學，於是紫衣價格上漲，高達元白色的五倍多。桓公感到這是一種奢侈浪費，就問管管仲畫像仲怎樣才能禁止，管仲回答說：
據我所知，國君吃過的食物，臣民必須要吃它，國君欣賞的衣服，臣民也會跟著穿。現在你自己吃的是精好食品，穿的是紫色的衣裳，白狐皮的外衣，你自己這樣怎麽能要求臣下節儉呢?接著建議桓公不再穿紫衣，並要對群臣講紫色有臭味，不是好東西，如此一來人們嗜紫的毛病自然消除了。桓公採納了管仲的意見，改變服裝，穿白色的衣服，戴白色的帽子，不過一年的時間，齊國人變得節儉了（劉向《說苑·反質》)。
楚文王熊貲(公元前689～前677年在位)喜歡戴獬冠，楚國的人學著戴，以為時髦(《淮南子》)。
幘的興起是漢元帝帶動的。幘在上古是不能戴冠的執事人員的一種帽子，到漢文帝時群臣貴賤人等都有戴用的，但是人們由於職務不同用料的顏色各異，形式也有小的差別，如武官用赤幘，皂吏用青幘。漢元帝額上有一撮毛髮，覺得不好看，為了人家看不見，開始用幘，把一撮毛遮蓋起來。他是皇帝中第一個好用幘的，自此之後，群臣效法逐漸多起來(《後漢書·輿服下》及注引《獨斷》)。
頭裹巾幘人像東漢中葉大將軍梁冀，廢立自專，權傾內外，妻孫壽受封為襄城君，服製同於長公主。這對夫婦作惡多端，而妝飾打扮異於常人，創造出新髮型、新服裝。《後漢書·梁冀傳》說孫壽『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為媚態。(梁)冀亦改易輿服之製，作平上瀽車，埤幘，狹冠，折上巾，擁身扇，狐尾單衣』。這些裝飾，據《後漢書·五行誌》及李賢注的解釋：
愁眉，把眉毛畫得細而曲長；啼妝，在眼下流淚的地方作些化妝；墮馬髻，髮髻不在頭頂正中，而偏於一側；折腰步，走起路來，輕輕搖擺，像是腳不能支持身體一樣；齲齒笑，戰國帛畫中的女性裝束像有牙痛那樣的笑，笑也不那麽咧嘴；平上瀽車，給車裝飾平頂的外罩；埤幘，幘的前臉向下；折上巾，頭巾的上角折回；擁身扇，大扇；狐尾單衣，後裙拖在地上，像狐狸尾巴（《後漢書》)。孫壽的裝束，所追求的是一種病態美，愁眉、啼妝、齲齒笑，都像犯病的表情，像啼哭過，折腰步大約走起路來像後世的小腳女人，這樣裝束和動作，給人造成一個嬌弱可憐的女子形象，使人憐愛。大將軍家的這種審美觀為當時人所接受，於是『京都歙然，諸夏皆仿效』(《後漢書》)，從梁家流行到洛陽和全國。及至梁冀被誅，他家的那些妝飾式樣也為人所不屑了，消失了。
漢靈帝性好聚斂和揮霍，他別出心裁地玩樂，尤其是『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箜侯、胡笛、胡舞』。皇帝喜用西北少數民族的服裝、生活用具、飲食和樂器，又帶動了臣下：『京師貴戚皆競為之。』(《後漢書》)這幾個故事中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服飾愛好方麵上行下效，國君嗜好的，貴族首先跟著學，貴族喜愛的，他的奴僕，他的同類和官僚也愛好上了，民間也隨之時興了。
在上者興趣轉移了，在下者隨著趨於新花樣。漢代民謠：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大眉，四方高半額；城中好廣袖，四方全匹帛。』說明風俗的流傳，從城市到鄉村，從首都到地方，從社會上層到社會下層，而且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愈傳得廣，比原樣愈厲害。
在服飾愛好上的上行下效風俗的出現看似是極其自然，但仍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既然裝束體現人的社會身份，上層人士的著裝代表他的地位，下層人士如果有條件模仿的話，就會改變形象，似乎也是上流社會的人物了。
同時為了和上層人士接近，仿效他們的裝飾，才能入流，才可能被上流社會接納，和上層人土混在一起。所以說在下的人向比自身層次高的人學習衣著方式，首先是為了提高社會地位。還應看到這種學習還有一個審美的因素。上層人士的衣飾，往往有它的美的成分，它或者樣式新穎、美觀，或者質地優良，或者人著裝之後顯得高雅、文明、端莊、威嚴、漂亮，令人傾慕。愛美之心人皆有之，上層人士的著裝美，也會引起人們的模仿。上層社會的裝飾中還有一種病態美，即如孫壽那樣的裝扮並不真美，但是下層人士不分美醜，通同學習。這固然有著美的欣賞水平問題，但更重要的還是思想上的奴隸主義驅使的。在古代，人們等級觀念嚴重，低等級的人連在思想上也嚮往高等級的文明，因此對他們的裝飾會不分美惡，一概接受。其實這種學習毫無道理，人們應當發展健康的美，向上的美，而不應當是病態的美，頹廢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