墮民的婚姻，在同類人中選擇配偶，繁衍出一代代墮民。他們雖為平民婚姻服務，但不得與良民通婚。
在衣飾上，墮民有自己特有的裝束。男子戴狗頭型的帽子，女子穿青色上衣，不許捲袖，穿藍色裙子，一定要做橫布的，不許穿紅鞋，髮髻稍高於良家的婦女，簪子隻能用骨角的，不得戴耳環，出門不論晴雨，必定攜帶長柄雨傘，而且要頭朝地夾在腋下，大多纏足，小到二寸七分。這群男女到了公共場合，人們一眼就可以認出他們是墮民。
墮民聚居，房屋矮小，在常熟被稱為『貧巷』，寧波叫作『子巷』，座落在寧波城西和江東一帶。
在交通上，墮民不許乘車馬。
社交方麵，墮民與良人相見，不能像一般人那樣行拱手禮，更不敢同坐，稱呼有錢有勢的老年男人為『老爺』，婦女為『太太』，青年的男女為『少爺』、『相公』、『奶奶』。對一般的農民、手工業者顧主，稱做『某官』，也不敢直呼姓名，即對平民也畢恭畢敬，自身不敢居於平民地位。
墮民不能讀書，也不能參加科舉考試，成不了有功名的人。清代雍正年間削除丐戶賤籍，墮民要在改業之後的第四代，才可以讀書進學，而且要親屬中也沒有從事賤業的人。
明代皂隸形象墮民不能科舉，意謂著失去做官的可能性。明朝政府明確規定，墮民不能充當吏員、糧長、裏長，更不要說做官了。墮民有錢，也不得捐納為官。明代紹興有個業醫的甄姓墮民，離開老家，偷著捐貲為北通州的胥吏，還想憑藉資財改換門庭，捐納為京衛指揮使司經歷(從七品的小官)，但被在京的同鄉發現了，告他是墮民，『安能登仕版』，害得他不敢就任，依舊當他的醫生（沈德符《萬曆野獲編·丐戶》)。他因遠離家鄉，才能冒充民籍納資為吏，若在本鄉，就很難冒籍了。說到底，統治者嚴禁墮民擠入上流社會。
總之，受官方法令和民間習慣的製約，墮民的政治待遇和生活方式表明，他們同倡優隸卒一樣，是為平民所不齒的賤民，沒有任何政治權利，沒有人格，有的隻是被侮辱與被損害，是最受壓迫的人。在中國古代等級結構中，粗略分類的話，有皇室、貴族、官僚、紳衿、平民(包括庶民、地主、大商人、小土地所有者的農民、手工業者乃至平民佃農)、奴僕和倡優隸卒各種賤民，墮民即屬於賤民之中，它處於社會最低下的地位。
墮民的賤籍，經歷幾百年，到清代雍正朝予以除豁。
雍正元年(1723)允許浙江墮民從良，八年(1730)準許常熟丐戶出籍。其內容與辦法是：原來的丐戶經過申請，由地方政府批準，脫離丐籍，轉入民籍；丐戶申請脫籍時，必須拋棄原來職業，別司正當的職業，地方紳衿、惡勢力不得逼迫他們重操舊業；丐戶籍屬改變之後，既屬平民，就要向政府納稅當差。用一句話說就是允許丐戶改業，轉為良民，向政府納稅。
雍正朝除豁令並沒有取得多少效果，墮民當然願意改業從良，但是沒有經濟條件改業，而『捕龜、賣餅、穿珠、作媒，俱係貧民餬口常業』(蕭奭《永憲錄》卷二下）。他們不幹這種事，隻有失業，為了生存，還得從事被人歧視的舊業。到了20世紀，紹興人魯迅仍看到墮民從事舊業，因在《我談『墮民』》一文中說他們『為了一點點犒賞，不但安於做奴才，而且還要做更廣泛的奴才』(《魯迅全集》第5卷）。在清朝，墮民沒有新的謀生之道，社會也沒有給他們提供新的就業機會，作為一個整體，他們是很難改業從良的。
墮民的職業是社會需要的，特別為社會上層需要，後者要求他們去服役，一般也不允許他們改業。由於隨等級製度形成的等級觀念，平民看不起他們，『羞與為伍』，即使從良了，也不把他們當良民看待，所以墮民要想解放，有了政府的一紙法令之外，還必須與社會上守舊勢力和等級觀念作鬥爭，才可能得到實現。
事實是雍正除豁令之後，大量的墮民依然是丐籍，作為一個社會問題仍然存在。到了清朝末年，由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興起，墮民解放運動自下而上地開展起來，民眾中逐漸有人深感壓迫墮民的不合理。如寧波人盧洪昶說：『同是人也，而強名丐、名墮以辱之，不平何如焉，吾誓拯之出，以全人道。』(《鄞縣通誌·文獻誌》丁編《墮民脫籍始末記》)他聯絡一部分墮民同情者創辦墮民學校，於光緒三十年(1904)獲得清朝政府批準，該校畢業生具有與良人學校畢業生『一體給予出身』的權利（《清德宗實錄》卷五三六）。與此同時，兩萬多戶墮民得以除籍。但是墮民並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放，魯迅說：『紹興的墮民，直到民國革命之初，他們還是不與良民通婚，去給大戶服役。』（《病後雜談之餘》，《魯迅全集》第6卷）又說：『記得民國革命以後，我的母親曾對一個墮民的女人說：「以後我們都一樣了，你們可以不要來了。」不料她卻勃然變色，憤憤的回答道：「你說的是什麽話?……我們是千年萬代要走下去的！」』（《我談『墮民』》）可見墮民的解放在民主革命中有前進，但他們還沒有完全擺脫賤民的地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墮民才真正獲得新生。墮民的解放，經歷兩百多年的歷史，可見問題之難。
由墮民的社會生活，我們獲知，在封建時代，等級的劃分，不全是以經濟作標準，而更在於一個人群的社會政治地位，它體現在政治權利方麵，如讀書、出仕、法律身份、社會禮儀等領域，衣飾、居住、交通等生活範疇，也同樣體現人們的政治地位。墮民這個群體就是從政治待遇到生活內容都貫穿賤民的內涵，成為一個等級，所以我們分析等級主要依據政治因素。政治地位又同職業聯繫著，職業又與經濟狀況相一致，職業也是確定等級的不可忽視的因素，這也說明經濟狀況與等級也有關係，但不是決定性的。因此考察等級問題時，對經濟狀況要擺到適當的地位，它不是基礎，這同分析階級是大不相同的。
在衣飾上，墮民有自己特有的裝束。男子戴狗頭型的帽子，女子穿青色上衣，不許捲袖，穿藍色裙子，一定要做橫布的，不許穿紅鞋，髮髻稍高於良家的婦女，簪子隻能用骨角的，不得戴耳環，出門不論晴雨，必定攜帶長柄雨傘，而且要頭朝地夾在腋下，大多纏足，小到二寸七分。這群男女到了公共場合，人們一眼就可以認出他們是墮民。
墮民聚居，房屋矮小，在常熟被稱為『貧巷』，寧波叫作『子巷』，座落在寧波城西和江東一帶。
在交通上，墮民不許乘車馬。
社交方麵，墮民與良人相見，不能像一般人那樣行拱手禮，更不敢同坐，稱呼有錢有勢的老年男人為『老爺』，婦女為『太太』，青年的男女為『少爺』、『相公』、『奶奶』。對一般的農民、手工業者顧主，稱做『某官』，也不敢直呼姓名，即對平民也畢恭畢敬，自身不敢居於平民地位。
墮民不能讀書，也不能參加科舉考試，成不了有功名的人。清代雍正年間削除丐戶賤籍，墮民要在改業之後的第四代，才可以讀書進學，而且要親屬中也沒有從事賤業的人。
明代皂隸形象墮民不能科舉，意謂著失去做官的可能性。明朝政府明確規定，墮民不能充當吏員、糧長、裏長，更不要說做官了。墮民有錢，也不得捐納為官。明代紹興有個業醫的甄姓墮民，離開老家，偷著捐貲為北通州的胥吏，還想憑藉資財改換門庭，捐納為京衛指揮使司經歷(從七品的小官)，但被在京的同鄉發現了，告他是墮民，『安能登仕版』，害得他不敢就任，依舊當他的醫生（沈德符《萬曆野獲編·丐戶》)。他因遠離家鄉，才能冒充民籍納資為吏，若在本鄉，就很難冒籍了。說到底，統治者嚴禁墮民擠入上流社會。
總之，受官方法令和民間習慣的製約，墮民的政治待遇和生活方式表明，他們同倡優隸卒一樣，是為平民所不齒的賤民，沒有任何政治權利，沒有人格，有的隻是被侮辱與被損害，是最受壓迫的人。在中國古代等級結構中，粗略分類的話，有皇室、貴族、官僚、紳衿、平民(包括庶民、地主、大商人、小土地所有者的農民、手工業者乃至平民佃農)、奴僕和倡優隸卒各種賤民，墮民即屬於賤民之中，它處於社會最低下的地位。
墮民的賤籍，經歷幾百年，到清代雍正朝予以除豁。
雍正元年(1723)允許浙江墮民從良，八年(1730)準許常熟丐戶出籍。其內容與辦法是：原來的丐戶經過申請，由地方政府批準，脫離丐籍，轉入民籍；丐戶申請脫籍時，必須拋棄原來職業，別司正當的職業，地方紳衿、惡勢力不得逼迫他們重操舊業；丐戶籍屬改變之後，既屬平民，就要向政府納稅當差。用一句話說就是允許丐戶改業，轉為良民，向政府納稅。
雍正朝除豁令並沒有取得多少效果，墮民當然願意改業從良，但是沒有經濟條件改業，而『捕龜、賣餅、穿珠、作媒，俱係貧民餬口常業』(蕭奭《永憲錄》卷二下）。他們不幹這種事，隻有失業，為了生存，還得從事被人歧視的舊業。到了20世紀，紹興人魯迅仍看到墮民從事舊業，因在《我談『墮民』》一文中說他們『為了一點點犒賞，不但安於做奴才，而且還要做更廣泛的奴才』(《魯迅全集》第5卷）。在清朝，墮民沒有新的謀生之道，社會也沒有給他們提供新的就業機會，作為一個整體，他們是很難改業從良的。
墮民的職業是社會需要的，特別為社會上層需要，後者要求他們去服役，一般也不允許他們改業。由於隨等級製度形成的等級觀念，平民看不起他們，『羞與為伍』，即使從良了，也不把他們當良民看待，所以墮民要想解放，有了政府的一紙法令之外，還必須與社會上守舊勢力和等級觀念作鬥爭，才可能得到實現。
事實是雍正除豁令之後，大量的墮民依然是丐籍，作為一個社會問題仍然存在。到了清朝末年，由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興起，墮民解放運動自下而上地開展起來，民眾中逐漸有人深感壓迫墮民的不合理。如寧波人盧洪昶說：『同是人也，而強名丐、名墮以辱之，不平何如焉，吾誓拯之出，以全人道。』(《鄞縣通誌·文獻誌》丁編《墮民脫籍始末記》)他聯絡一部分墮民同情者創辦墮民學校，於光緒三十年(1904)獲得清朝政府批準，該校畢業生具有與良人學校畢業生『一體給予出身』的權利（《清德宗實錄》卷五三六）。與此同時，兩萬多戶墮民得以除籍。但是墮民並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放，魯迅說：『紹興的墮民，直到民國革命之初，他們還是不與良民通婚，去給大戶服役。』（《病後雜談之餘》，《魯迅全集》第6卷）又說：『記得民國革命以後，我的母親曾對一個墮民的女人說：「以後我們都一樣了，你們可以不要來了。」不料她卻勃然變色，憤憤的回答道：「你說的是什麽話?……我們是千年萬代要走下去的！」』（《我談『墮民』》）可見墮民的解放在民主革命中有前進，但他們還沒有完全擺脫賤民的地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墮民才真正獲得新生。墮民的解放，經歷兩百多年的歷史，可見問題之難。
由墮民的社會生活，我們獲知，在封建時代，等級的劃分，不全是以經濟作標準，而更在於一個人群的社會政治地位，它體現在政治權利方麵，如讀書、出仕、法律身份、社會禮儀等領域，衣飾、居住、交通等生活範疇，也同樣體現人們的政治地位。墮民這個群體就是從政治待遇到生活內容都貫穿賤民的內涵，成為一個等級，所以我們分析等級主要依據政治因素。政治地位又同職業聯繫著，職業又與經濟狀況相一致，職業也是確定等級的不可忽視的因素，這也說明經濟狀況與等級也有關係，但不是決定性的。因此考察等級問題時，對經濟狀況要擺到適當的地位，它不是基礎，這同分析階級是大不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