墮民的生活史,使我們深切地感到等級製的不合理。


    由於政治的原因把一部分人罰為賤民,是政治迫害的固定化;等級製度把人分為特權者、平民和賤民,賤民被打入十八層地獄,沒有任何權利,是嚴重的不平等製度,不人道的製度;等級製有極大的穩定性,它持續的時間特別長。等級製壓抑社會底層,使他們的活力、創造力得不到發揮,這是阻礙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製度。


    墮民的生活史,還使我們認識到清除等級思想的重要性。思想落後於實際,等級觀念的清洗比剷除等級製還要難,進入民國後的紹興墮民婦女對魯迅母親所說的話鮮明地表明了這一點。被等級製壓迫的人不痛恨、不感覺等級製的病害,說明等級思想侵蝕人的靈魂到何等嚴重的程度,清理起來當然困難。魯迅因墮民的不覺悟而大聲疾呼地批判奴才思想,目光犀利,戰鬥有力,其實主子思想、奴才思想存在於社會各個階層,豈止是墮民!討伐頑固的等級思想,同其本身的長期社會存在一樣,也應當是長期的任務。


    第一節 厚葬、薄葬與停喪不葬


    古人重視喪葬,特別講究厚葬,幾千年習俗不變,與此同時針對它的弊病的薄葬也產生了,但薄葬卻沒有顯示出它的強大力量,隻是作為厚葬的對立麵而存在著。厚葬總是弊端太多,終於走向它的反麵,出現停喪不葬的怪現象,千百年與厚葬相伴隨。


    厚葬同人們的社會等級地位和經濟條件相一致。高等級的人葬禮尤厚,帝王貴胄最為特殊,這裏列舉幾個事例即可見一斑了。秦始皇陵出土的陪葬俑,步兵、車兵、騎兵陶俑多達近萬件,馬俑500餘匹,木質戰車130多輛,兵、馬之俑與真人、真馬的高度、大小相當,造形逼真,生動異常,因而始皇陵被中外人士譽為古代最完美的軍事博物館,如今國人又將之譽為中國十大旅遊點之一,名副其實,一點也不過分。兵馬俑不過是秦始皇的一部分陪葬物,《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告訴我們:秦始皇即位之初,就著手修建他的驪山墓,動員的人力竟多達70萬,『穿三泉,下銅而致槨,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秦始皇陵兵馬俑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度不滅者久之。』地宮內建設像地上一樣,分出官衙和百官秩位,收藏各種奇珍異寶,鋪滿水銀,象徵江河大海,燃點人魚膏,使陵內長期保持火光。這些記載令人難以置信,人們不可想像秦始皇能有那麽多的水銀去象徵河海,可是今日的考古發掘證實了這一點:確實是水銀滿地。出土發現的銅車馬室,內有銅鑄禦手駕禦的4匹銅馬,為我國的寶中之寶。始皇陵的地下建築,從今日考古發掘獲知,包括寢殿、內城、外城、銅車馬室、飼官建築、陪葬墓區、兵馬俑坑。根據以上情形,說始皇陵規模宏大,收藏極豐,是一點不誇張的。


    漢武帝的茂陵,今天我們到陝西興平縣境,老遠就能看見它。它高46米,底部58000平方米,內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鱉牛馬虎豹生禽』,計190種。因隨葬品太多,漢元帝時諫大夫貢禹就此作出指責(《漢書·貢禹傳》)。當然他不敢指向皇帝本人,而是說負責葬禮的大將軍霍光奢侈悖禮。就是這位霍光,在他死後,政府給他治喪,賜給的葬品繡被100領,衣50篋,金縷玉衣一襲,梓木製作棺,樅木做成槨,就是陪葬的婢妾的槨也是樅木打製的(《漢書·霍光傳》)。古代皇帝貴族的陪葬品,除了珍寶器物、禽獸,常常還有婢妾奴僕。因為人殉太殘酷,不斷地有統治者表示仁慈,禁止人殉,如秦獻公元年(公元前384年)『止從死』(《史記·秦本紀》),但人殉現象卻長期存在,到明朝前期還有宮人殉葬皇帝的製度,明英宗加以廢除,歷來被認作是一項仁政。以上說的是厚葬的兩個內容,即建造規模宏大的墓室,放置大量隨葬物品(甚至包括活人)。


    厚葬的第三項內容是弔唁和送殯規模大。喪主通知親友,設靈堂,供生者悼念。東晉時中書令王獻之死,他的哥哥黃門侍郎王徽之奔喪到來,直上靈床,彈奏弟弟生前使用的琴,表示哀悼(《晉書·王徽之傳》)。散騎常侍顧榮生前愛好奏琴,死後家屬將琴放在靈床上,他的朋友張翰來哭靈,邊撫琴邊傷感地說,我的老朋友再不能欣賞我的琴聲了,說著痛哭起來(《晉書·顧榮傳》)。這種就死者生前的喜好而表達的言行,是對亡者的真正追念,是正常現象。但是生者不以此為滿足,希望來弔唁的人越多越好,次數越頻繁越好,這就是厚葬的思想了。漢景帝時,洛陽人劇孟是個賭徒,他母親死了,參加送葬的人所乘的車子有一千餘輛,隊伍龐大,引人注意。楚王相袁盎與劇孟交遊,一個富人不以為然,對袁盎說劇孟是賭徒,同他交友豈不失了身份,袁盎說劇孟確實是賭徒,但他母親出殯有那麽多的人去送葬,可見其人不簡單。袁盎不但繼續同劇孟友好,反而和那個富人絕交了(《漢書·袁盎傳》)。袁盎重視劇孟是看到他的社交能量,而根據就是他母親的送葬者眾多。這件事說明送殯的人多是喪主的一種光榮,人們當然要追求它了。北魏趙郡房子(今河北高邑)人,光祿卿趙修,因得魏世宗的寵幸,在安葬乃父趙謐時,王公以下百官都去弔唁,祭奠儀物之多,靈堂放不下,宅院容不了,充塞於臨街的大門。他將屍柩送回原籍安葬,在京城製作了墓碑、墓誌銘、石獸、石柱,沿路用凶吉車輛將近百乘。他這樣隆重的出殯,似乎是在講孝道,但是一路之上,與賓客嬉笑無度,甚而搶掠民女扒掉衣服取樂(《魏書·趙修傳》)。弔唁出殯的隆盛還表現在路祭的發展上。這是在出殯途中,親友設祭壇於交通要道口。在唐朝,開始是設大約底部一方丈、高數尺的祭盤,用幃帛圍起來,中間放置人造花、果,表示祭奠之意。安史之亂以後,路祭大發展,祭盤帳幕高達一丈,內置靈床,雕金飾畫,帳盤之外,盛列牛羊祭品。唐代宗大曆(766~779)中,太原節度使辛雲京的葬禮在長安舉行,諸道節度使派人致祭,範陽節度使的祭盤最大,並演出類似後日的木偶戲,以開國勛臣尉遲敬德為形象,與突厥人戰鬥,又作了以鴻門宴為故事內容的演出,孝子以祭盤精好與高大,給兩匹馬犒勞其主事人。昭義節度使薛某死,靈柩送回原籍絛州,管內各縣官及其他地方的長官在陽城南麵設祭,每隔半裏一個祭盤,到漳河碼頭二十餘裏,祭壇不絕,其中大祭盤要費錢千餘貫,小的也要三四百貫。等到靈車過後,這些祭盤全部成了廢物(《唐語林》)。人們如此熱衷於弔祭,如果親友不來,喪主就要責怪了。東晉會稽郡守王述在郡居母喪,接替他的王羲之僅弔唁一次,他以為王羲之還會來,終於再沒見人,因此對王羲之非常痛恨(《晉書·王羲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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