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僖宗與田令孜主奴關係的不協調，是唐代後期君主與家臣關係狀態的表徵，這是唐朝中央集權加強的形勢下，中後期藩鎮割據危及皇權的形勢下，宦官典軍的條件下，不可改變地出現童昏之君，為太監愚弄，太阿倒持，主奴關係不立。
宦官掌權，多半治理乏術，暴斂無藝，小人得誌，正人受害，引起政治鬥爭，以至爆發戰爭，人民更是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宦官弄權是亂政，是壞事情。太監作為一種職業，是服侍人的人，他們去幹政，必然破壞政治格局，朝臣的反對是勢所必然的，也就是說朝臣、內臣的鬥爭(唐代南衙北司之爭)是不可避免的。宦官沒有經過從政的訓練，不具備治理國事的素質，所具有的卻是引誘人主作惡的宵小本領，因此弄權隻能敗壞政事，製造政治混亂。古人反對宦官幹政，是從維護皇權立場出發，也是維護朝臣利益的，是以等級身份的觀念卑視刑餘之徒的宦官。我們對宦官幹政也持批評態度，是從政治體製及其社會後果的結合來考慮的，問題倒不在於他們的身份，而是他們不具備從政條件。什麽職業的人做什麽事，俗語說賣什麽的吆喝什麽，該幹什麽的不幹他那個行當，卻偏要讓他幹行當以外的事，不能成事也是意料中的事了。唐朝皇帝如果讓太監守其本分，司其職務，比讓他監軍幹政或許會要好一些，即使對皇家本身也會如此。管理政事的應當由具備管理能力的人來從事，無疑政事會辦得好一些。
古代賢人常常對皇帝講『親君子遠小人』。太監就是小人的重要成分，賢明之君不當受小人之累，但是歷代總有親近小人的皇帝。太監就在皇帝身邊，皇帝又是有著至高無上權力的，他一受太監影響，政治就要敗壞了，這也是不容易避免的。我們從唐僖宗與田令孜的關係，君主與宦者的關係認識到，『遠小人』的說教並不能解決多少問題，關鍵還在於皇權太重，他受一個人或某些人的影響，就會在政治的清濁中反映出來，所以君主獨裁才是真正可怕的，需要徹底清算的。
第九節 明清墮民的社會生活
浙江紹興、寧波府和江蘇常熟縣有一種人叫『墮民』，戶籍登記上叫『丐戶』，但他們與《明代的丐頭》一文中所講的以討要為生的乞丐絕不是同一類型的人，他們不以乞討為職業，有其生活來源和生活方式，是一種特殊的人。
墮民是怎麽來的，諸種典籍說法不一，已經不可能考證清楚，我們隻能有個大概的了解。南宋初年有一部分人反對政府，或者還投降了金朝，南宋政府把他們打敗後，殺戮之外，將剩下的人和叛變者的妻子兒女貶為賤民，世代不得改變。朱元璋建立明朝後登記戶口，把他們定為丐戶，繼續作踐他們。他們的職業和生活方式，按照規定，與平民迥然不同，誠如明人徐渭所說：『四民中居業，(彼)不得占，彼所業，民亦絕不冒之；四民中所籍，彼不得籍，彼所籍，民亦絕不入；四民中即所常服，彼亦不得服，彼所服，蓋四民向號曰：是出於官，特用以別且辱之者也。』(《青藤書屋文集·會稽縣誌諸論·風俗論》)下麵我們一一考察他們的生活狀況。
明益莊王墓出土儀仗像俑男性墮民的主要職業是吹鼓、演戲、抬轎子，在他們生存的地區，這些事成為他們的專門活計，士農工商中沒有人去做這種事。居民遇有紅白喜事，地方官和士大夫有宴會，他們就去應役，歲時節日中的一些活動，如迎春祭芒神，臘月的打儺，均由他們化妝演出，除夕他們到民家鼓吹祝賀。他們因為抬轎，被稱為『轎墮貧』。寧波民謠：『戛擊戛擊送，墮民抬夜桶。
抬到吃肉肉，袋裏有銅銅。』（《民國《鄞縣通誌·文獻誌》庚編《方言·童謠》)就是表現墮民給新娘往婆家送嫁妝的生活。
女性墮民從事保媒、賣珠、接生等活動。她們走街串戶，到婦女當中去，由於良家女子輕易不能出門，所需要的東西不易到手，或者男人買的不順心，墮民女子給她們送來所喜愛的物品，如化妝品脂粉花之類。墮民女子特別在婚姻上為人服務，為姑娘開麵，做髮髻，保媒，跟隨或代表新郎迎親，指導新娘完成繁瑣的婚儀。
墮民還從事各種小手藝製作和做小買賣，塑造土牛、土偶，拗竹燈檠，捕蛙、龜，賣餳、餅，個別人打鐵、製繩。
墮民基本上從事服務性的微賤勞動，幹侍候人的活，直接為人們的生活服務。他們的勞動為人們生活所不可缺少，但是又被人看不起，視為低等的。他們的服務對象，就一個墮民講，有一定的主顧；但從丐戶整體講，不屬於某一個家庭、家族、特定的一部分人，而是麵向整個社會。當然他們更多的是為社會上層服務。
墮民服務取得報酬，大體上不是一次一得，而是根據服務對象的財力和應役的狀況來定。墮民女子往往比男子得到的多。她們出門隨身攜帶口袋，以便隨時接受顧主的施予物。寧波民謠嘲笑墮民婦女，有一句『花花包裹兩肩肋』，就是反映拿大口袋領賞的現象。
墮民職業微賤，在內部卻有貧富的不同。有的人擁有田產和金錢，有的一貧如洗，因此墮民盡管職業相同，但經濟生活並不一樣，所以它不是經濟概念，而是政治身份概念。何以見得?從墮民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生活上體現出來。
宦官掌權，多半治理乏術，暴斂無藝，小人得誌，正人受害，引起政治鬥爭，以至爆發戰爭，人民更是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宦官弄權是亂政，是壞事情。太監作為一種職業，是服侍人的人，他們去幹政，必然破壞政治格局，朝臣的反對是勢所必然的，也就是說朝臣、內臣的鬥爭(唐代南衙北司之爭)是不可避免的。宦官沒有經過從政的訓練，不具備治理國事的素質，所具有的卻是引誘人主作惡的宵小本領，因此弄權隻能敗壞政事，製造政治混亂。古人反對宦官幹政，是從維護皇權立場出發，也是維護朝臣利益的，是以等級身份的觀念卑視刑餘之徒的宦官。我們對宦官幹政也持批評態度，是從政治體製及其社會後果的結合來考慮的，問題倒不在於他們的身份，而是他們不具備從政條件。什麽職業的人做什麽事，俗語說賣什麽的吆喝什麽，該幹什麽的不幹他那個行當，卻偏要讓他幹行當以外的事，不能成事也是意料中的事了。唐朝皇帝如果讓太監守其本分，司其職務，比讓他監軍幹政或許會要好一些，即使對皇家本身也會如此。管理政事的應當由具備管理能力的人來從事，無疑政事會辦得好一些。
古代賢人常常對皇帝講『親君子遠小人』。太監就是小人的重要成分，賢明之君不當受小人之累，但是歷代總有親近小人的皇帝。太監就在皇帝身邊，皇帝又是有著至高無上權力的，他一受太監影響，政治就要敗壞了，這也是不容易避免的。我們從唐僖宗與田令孜的關係，君主與宦者的關係認識到，『遠小人』的說教並不能解決多少問題，關鍵還在於皇權太重，他受一個人或某些人的影響，就會在政治的清濁中反映出來，所以君主獨裁才是真正可怕的，需要徹底清算的。
第九節 明清墮民的社會生活
浙江紹興、寧波府和江蘇常熟縣有一種人叫『墮民』，戶籍登記上叫『丐戶』，但他們與《明代的丐頭》一文中所講的以討要為生的乞丐絕不是同一類型的人，他們不以乞討為職業，有其生活來源和生活方式，是一種特殊的人。
墮民是怎麽來的，諸種典籍說法不一，已經不可能考證清楚，我們隻能有個大概的了解。南宋初年有一部分人反對政府，或者還投降了金朝，南宋政府把他們打敗後，殺戮之外，將剩下的人和叛變者的妻子兒女貶為賤民，世代不得改變。朱元璋建立明朝後登記戶口，把他們定為丐戶，繼續作踐他們。他們的職業和生活方式，按照規定，與平民迥然不同，誠如明人徐渭所說：『四民中居業，(彼)不得占，彼所業，民亦絕不冒之；四民中所籍，彼不得籍，彼所籍，民亦絕不入；四民中即所常服，彼亦不得服，彼所服，蓋四民向號曰：是出於官，特用以別且辱之者也。』(《青藤書屋文集·會稽縣誌諸論·風俗論》)下麵我們一一考察他們的生活狀況。
明益莊王墓出土儀仗像俑男性墮民的主要職業是吹鼓、演戲、抬轎子，在他們生存的地區，這些事成為他們的專門活計，士農工商中沒有人去做這種事。居民遇有紅白喜事，地方官和士大夫有宴會，他們就去應役，歲時節日中的一些活動，如迎春祭芒神，臘月的打儺，均由他們化妝演出，除夕他們到民家鼓吹祝賀。他們因為抬轎，被稱為『轎墮貧』。寧波民謠：『戛擊戛擊送，墮民抬夜桶。
抬到吃肉肉，袋裏有銅銅。』（《民國《鄞縣通誌·文獻誌》庚編《方言·童謠》)就是表現墮民給新娘往婆家送嫁妝的生活。
女性墮民從事保媒、賣珠、接生等活動。她們走街串戶，到婦女當中去，由於良家女子輕易不能出門，所需要的東西不易到手，或者男人買的不順心，墮民女子給她們送來所喜愛的物品，如化妝品脂粉花之類。墮民女子特別在婚姻上為人服務，為姑娘開麵，做髮髻，保媒，跟隨或代表新郎迎親，指導新娘完成繁瑣的婚儀。
墮民還從事各種小手藝製作和做小買賣，塑造土牛、土偶，拗竹燈檠，捕蛙、龜，賣餳、餅，個別人打鐵、製繩。
墮民基本上從事服務性的微賤勞動，幹侍候人的活，直接為人們的生活服務。他們的勞動為人們生活所不可缺少，但是又被人看不起，視為低等的。他們的服務對象，就一個墮民講，有一定的主顧；但從丐戶整體講，不屬於某一個家庭、家族、特定的一部分人，而是麵向整個社會。當然他們更多的是為社會上層服務。
墮民服務取得報酬，大體上不是一次一得，而是根據服務對象的財力和應役的狀況來定。墮民女子往往比男子得到的多。她們出門隨身攜帶口袋，以便隨時接受顧主的施予物。寧波民謠嘲笑墮民婦女，有一句『花花包裹兩肩肋』，就是反映拿大口袋領賞的現象。
墮民職業微賤，在內部卻有貧富的不同。有的人擁有田產和金錢，有的一貧如洗，因此墮民盡管職業相同，但經濟生活並不一樣，所以它不是經濟概念，而是政治身份概念。何以見得?從墮民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生活上體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