溺嬰是中國歷史上始終存在的社會問題。溺女事件史不絕書；溺男在唐以前不時出現，宋以後少見，因唐以後賦役製度改變，人口稅前重後輕，窮人不存在因徭役重而淹斃男孩的問題了。所以說，歷朝政府的賦役製度是造成溺嬰的一個重要原因。
厚奩的風俗是人為的。由於娘家嫁女要豐盛的財禮，婆家反過來娶婦也要富厚的陪嫁。不給嫁奩，女兒在婆家被人看不起，受公婆丈夫的虐待，以至造成疾病死亡，或自尋短見，所以父母為此不得不厚嫁。厚奩若不可能，不如不要養活，免得將來受罪。厚嫁與溺女相聯成為社會風習，作為個人講就不易抵製了。重男輕女觀念和社會實踐，也是形成溺女的一個社會原因。
對父母的溺嬰問題，我們還應有更深刻一點的認識。
封建時代子女是屬於家長的，家長就有權來處置他的教育、職業、婚姻、交友，這個權利也包括對嬰兒的殺害權。歷朝政府沒有保護嬰兒的法令，溺嬰並不犯罪。溺嬰既然是家長的權利，它當然就是合理的，道德的。『人一出世，就應當有生存的權利。』這不是封建時代的道德觀念，而是近代的意識，這正是我們要批判封建主義的地方。不但統治者不講人道，連父母也不講人道，所以那是不文明的社會，終究被比較合理的社會製度所取代。如果我們把問題再看得深一些，家長不僅不能溺嬰，而且要保證嬰兒健康地成長，給兒童以優良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才算盡到家長的責任。封建時代，家長隻要把子女拉扯大，就算有了恩，至於孩子缺吃少穿，未受文化教育，父母就管不了那麽多了。那時生產力不高，人們生活水平普遍低下，也不可能講究孩子的撫養，能把孩子帶大，就算盡到責任，就算符合道德了。這是低水平的道德，今天看來很不夠了。做父母的在生育之前，就要考慮到有無條件把孩子養育好，即要有錢財和精力，如此才能生育。由『隻管生育，不管教養』，到養育兼管，這是人類在自身再生產問題上道德水平提高的表現，這是現代人應當追求的，努力做到的。人類的物質水平總是有限的，要對子女養育得好，就必須節製生育，少生，優生，在不發達的國家尤須如此。
在這裏，生育道德的提高，同控製生育結合在一起。作為當代中國人更加需要克服隻生不養的傳統作風，樹立優生優育的觀念，提高我們民族的生育道德水平。
第三節 明代移民的生活
明代移民有兩大類型。一是明初政府組織的人口遷徙；二是人民自發流移，而政府加以限製和打擊。這兩種遷民在移徙過程中到達新居地後的生活及遭遇很不相同。
明初政府組織下的移民，被遷徙的原因，所去的地方，到新地區的職業，均有所不同。一種情形是為開發朱元璋故鄉鳳陽地方，幾十萬人遷到那裏。二是為解決地少人多區域的失業問題，將狹鄉之民遷往寬鄉，如移徙山西澤、潞等州無產業的人民到河北、河南，給錢鈔備農具，三年內不征賦稅（《明史·太祖紀》）。明初晉東南人口不止一次大遷移，散布河南、河北以至安徽，二百多年後顧炎武到河北大名府，了解到當地居民來源於澤、潞的情況，他聽魏縣長老講，該縣非土著居民占人口的8/10，浚、滑、內黃等地遷居者也占3/10（《天下郡國利病書·北直·大名府田賦誌》），以此想見明初晉東南移民之多。後世河南、河北人說起祖籍，往往提山西，並形成俗諺『問我祖先來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三是把丁多田少和無田之家遷到耕地多的地方，如山東濟南、青、兗、登、萊五府的民人，凡家有五丁而不到一頃耕地的，十丁不足二頃的，十五丁不足三頃的，或全無土地的，遷往東昌府，於是去了1000多戶，4600多口人，編入當地戶籍，從事耕作（《洪武實錄》）。四是移民充實京師，朱元璋把浙江和應天府屬州縣的富民1400多戶遷到南京，稱為『富戶』，遷徙南直隸、浙江民20000戶到南京，充當倉腳夫的差役。明成祖都燕京，又把南直隸、浙江富民3000戶遷移到宛平、大興二縣充當廂長（《明史·食貨誌》）。五是將塞外民人內遷到河北，有的被點為軍卒，吃軍糧，有的為民，被組織起來搞屯田。
在明初移民中，到鳳陽及其周圍地區人數最多，政府又最為重視。朱元璋正式建立明朝以前，於元順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回鄉掃祭祖墳，所過州縣，見百姓稀少，田野荒蕪，建國後的第三年(1370)決定往這裏移民墾荒。他對左丞相李善長說：『天下無田耕種村民盡多，於富庶處起取數十萬於濠州鄉村居住，給以耕牛穀種，使之開闢荒田，永為己業。』（劉辰《國初事跡》）他的方針包含三項內容，一是大量遷移；二是解決耕地問題，並給予遷民以土地所有權；三是在遷徙過程中及到目的地後給予經濟援助。這一方針當年開始實行，將蘇、鬆、嘉、湖、杭五府的無業民人4000餘戶遷到臨濠，給資糧牛種，並宣布三年免徵賦稅。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把犯有笞刑以上罪的官吏發配到鳳陽屯種，以此贖罪，一時間，這裏人數多達萬人（《明史·韓宜可傳》）。次年(1377)，把山西、河北真定無產業的人民遷到鳳陽屯種。
二十二年(1389）遷徙浙江、江南民人於鳳陽等地，人數達14萬（《明會要·民政·移徙》)。按照朱元璋所下的詔書，江浙遷往鳳陽地區的人民，路途由官員護送，供給舟船交通工具，發給口糧，到地方後發給土地、耕牛和種子。實際狀況如何呢?浙江溫州府平陽縣有100多個成年男子，離別父母妻子，隻身前往鳳陽，政府派糧長王子壽帶隊。他負責準備行糧，又請了一位醫生隨行，到了目的地又幫助安置，然後返回原籍，他離別時移民由於失去保護者，更感到悲哀，比離開家鄉時的情形還要悽慘（蘇衡《蘇平仲集·西山處士王君墓誌銘》）。這是離鄉時還沒有體驗到離家之苦，等到了新居地進一步感到回鄉之無望，於是更苦惱了。平陽遷民遇到好心人王子壽還是幸運的，而大多數的護送人侵占遷民的口糧，動輒嗬責，致使移民死於道路。這些移民到新地方，對自然環境、風俗人情等方麵都要有一個適應過程，這期間會有很多苦惱。但對無地的窮人來說，到新處所有了耕田，也即有了安身立命之地，總比在家鄉好一些。他們付出了代價，也有所取得。
厚奩的風俗是人為的。由於娘家嫁女要豐盛的財禮，婆家反過來娶婦也要富厚的陪嫁。不給嫁奩，女兒在婆家被人看不起，受公婆丈夫的虐待，以至造成疾病死亡，或自尋短見，所以父母為此不得不厚嫁。厚奩若不可能，不如不要養活，免得將來受罪。厚嫁與溺女相聯成為社會風習，作為個人講就不易抵製了。重男輕女觀念和社會實踐，也是形成溺女的一個社會原因。
對父母的溺嬰問題，我們還應有更深刻一點的認識。
封建時代子女是屬於家長的，家長就有權來處置他的教育、職業、婚姻、交友，這個權利也包括對嬰兒的殺害權。歷朝政府沒有保護嬰兒的法令，溺嬰並不犯罪。溺嬰既然是家長的權利，它當然就是合理的，道德的。『人一出世，就應當有生存的權利。』這不是封建時代的道德觀念，而是近代的意識，這正是我們要批判封建主義的地方。不但統治者不講人道，連父母也不講人道，所以那是不文明的社會，終究被比較合理的社會製度所取代。如果我們把問題再看得深一些，家長不僅不能溺嬰，而且要保證嬰兒健康地成長，給兒童以優良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才算盡到家長的責任。封建時代，家長隻要把子女拉扯大，就算有了恩，至於孩子缺吃少穿，未受文化教育，父母就管不了那麽多了。那時生產力不高，人們生活水平普遍低下，也不可能講究孩子的撫養，能把孩子帶大，就算盡到責任，就算符合道德了。這是低水平的道德，今天看來很不夠了。做父母的在生育之前，就要考慮到有無條件把孩子養育好，即要有錢財和精力，如此才能生育。由『隻管生育，不管教養』，到養育兼管，這是人類在自身再生產問題上道德水平提高的表現，這是現代人應當追求的，努力做到的。人類的物質水平總是有限的，要對子女養育得好，就必須節製生育，少生，優生，在不發達的國家尤須如此。
在這裏，生育道德的提高，同控製生育結合在一起。作為當代中國人更加需要克服隻生不養的傳統作風，樹立優生優育的觀念，提高我們民族的生育道德水平。
第三節 明代移民的生活
明代移民有兩大類型。一是明初政府組織的人口遷徙；二是人民自發流移，而政府加以限製和打擊。這兩種遷民在移徙過程中到達新居地後的生活及遭遇很不相同。
明初政府組織下的移民，被遷徙的原因，所去的地方，到新地區的職業，均有所不同。一種情形是為開發朱元璋故鄉鳳陽地方，幾十萬人遷到那裏。二是為解決地少人多區域的失業問題，將狹鄉之民遷往寬鄉，如移徙山西澤、潞等州無產業的人民到河北、河南，給錢鈔備農具，三年內不征賦稅（《明史·太祖紀》）。明初晉東南人口不止一次大遷移，散布河南、河北以至安徽，二百多年後顧炎武到河北大名府，了解到當地居民來源於澤、潞的情況，他聽魏縣長老講，該縣非土著居民占人口的8/10，浚、滑、內黃等地遷居者也占3/10（《天下郡國利病書·北直·大名府田賦誌》），以此想見明初晉東南移民之多。後世河南、河北人說起祖籍，往往提山西，並形成俗諺『問我祖先來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三是把丁多田少和無田之家遷到耕地多的地方，如山東濟南、青、兗、登、萊五府的民人，凡家有五丁而不到一頃耕地的，十丁不足二頃的，十五丁不足三頃的，或全無土地的，遷往東昌府，於是去了1000多戶，4600多口人，編入當地戶籍，從事耕作（《洪武實錄》）。四是移民充實京師，朱元璋把浙江和應天府屬州縣的富民1400多戶遷到南京，稱為『富戶』，遷徙南直隸、浙江民20000戶到南京，充當倉腳夫的差役。明成祖都燕京，又把南直隸、浙江富民3000戶遷移到宛平、大興二縣充當廂長（《明史·食貨誌》）。五是將塞外民人內遷到河北，有的被點為軍卒，吃軍糧，有的為民，被組織起來搞屯田。
在明初移民中，到鳳陽及其周圍地區人數最多，政府又最為重視。朱元璋正式建立明朝以前，於元順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回鄉掃祭祖墳，所過州縣，見百姓稀少，田野荒蕪，建國後的第三年(1370)決定往這裏移民墾荒。他對左丞相李善長說：『天下無田耕種村民盡多，於富庶處起取數十萬於濠州鄉村居住，給以耕牛穀種，使之開闢荒田，永為己業。』（劉辰《國初事跡》）他的方針包含三項內容，一是大量遷移；二是解決耕地問題，並給予遷民以土地所有權；三是在遷徙過程中及到目的地後給予經濟援助。這一方針當年開始實行，將蘇、鬆、嘉、湖、杭五府的無業民人4000餘戶遷到臨濠，給資糧牛種，並宣布三年免徵賦稅。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把犯有笞刑以上罪的官吏發配到鳳陽屯種，以此贖罪，一時間，這裏人數多達萬人（《明史·韓宜可傳》）。次年(1377)，把山西、河北真定無產業的人民遷到鳳陽屯種。
二十二年(1389）遷徙浙江、江南民人於鳳陽等地，人數達14萬（《明會要·民政·移徙》)。按照朱元璋所下的詔書，江浙遷往鳳陽地區的人民，路途由官員護送，供給舟船交通工具，發給口糧，到地方後發給土地、耕牛和種子。實際狀況如何呢?浙江溫州府平陽縣有100多個成年男子，離別父母妻子，隻身前往鳳陽，政府派糧長王子壽帶隊。他負責準備行糧，又請了一位醫生隨行，到了目的地又幫助安置，然後返回原籍，他離別時移民由於失去保護者，更感到悲哀，比離開家鄉時的情形還要悽慘（蘇衡《蘇平仲集·西山處士王君墓誌銘》）。這是離鄉時還沒有體驗到離家之苦，等到了新居地進一步感到回鄉之無望，於是更苦惱了。平陽遷民遇到好心人王子壽還是幸運的，而大多數的護送人侵占遷民的口糧，動輒嗬責，致使移民死於道路。這些移民到新地方，對自然環境、風俗人情等方麵都要有一個適應過程，這期間會有很多苦惱。但對無地的窮人來說，到新處所有了耕田，也即有了安身立命之地，總比在家鄉好一些。他們付出了代價，也有所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