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因為天災人禍被迫無奈的自行流徙也有兩種情況。一是因旱澇天災，沒有收成，在本地無法生活，就到外鄉逃荒，渡過青黃不接之時，回到本土，繼續生產和生活，這種流動是暫時的，本文就不再道及了。這裏要說的是另一種情形，即在家鄉沒有耕地，或隻有少量的土地，但很貧窮，官稅私租，以及高利貸，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來，於是為了獲得自己的耕地，為了逃避繁重的賦役，尋找一片樂土，背井離鄉，進入移民的行列。明朝中期，由於土地兼併和賦役苛重，迫使相當數量的人民離開故土，出現嚴重的流民問題。
流民移動，有的離原籍較近，有的很遠，形成分散各地的移民區。但就全國範圍講，流民多向中國腹部山區移動，就是河北、河南北部、山東、陝西北部、四川及長江中下遊湖北南部、湖南、江西、南直隸的民人，從東南西北各個方向，朝著以鄖陽為中心的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及西北部、陝西南部三省交界處集中。這個山區，尚未開墾的地方很多，而鄖陽地區在元代是被封禁的，不許人民遷入，整個地區人煙稀少，容易獲得墾田。同時這裏的氣候界於南北方之間，比較溫和，雨量不少，可以種水田，也可以種旱地。這樣的自然環境，南北各方麵的人都可以來生活，發揮自己的特長，基本保持原來的生活方式，因此移民以這裏為理想的處所。丘浚在《大學衍義補》裏說，荊、襄、南陽三府兼有水陸之利，『南人利於水耕，北人利於陸種，而南北流民僑寓於此者比他郡為多』，就是說的這種情況。流民向這個大方向移動，倒不一定有很明確的地方，不過是走到哪裏，可以站住腳了，就居住下來，否則再遊動。
移民在路途上的生活，明人李鬆寫的《流民嘆》有生動的描述。他寫道：『惻惻背鄉井，遲遲行道側。』這是上路時的情形與心理，對熟悉的故土難捨難離，但還是狠狠心告別了。同行的是妻子兒女，一個個因為飢餓，臉上都是焦黃的。往哪兒去呢?『聞道大河南，人家富黍稷。』這是一個黃河以北的農民，聽別人講南方好，就朝那兒奔。肩上挑著破爛家私擔子，走不快，但是心裏很著急，恨不得立即到了理想境界。飢餓時拿出帶的幹糧啃幾口，邊走邊吃，哪有錢找個飯鋪享受一餐呢!道路上風塵撲麵，身上的衣服盡是落的土，像個黑泥人。走到天黑，臥在荒郊野外。由於白天奔走的疲勞，加上無家可歸的煩愁，哼哼嘰嘰地難以入睡。傷心到了極點，感嘆人生固然有許多痛苦，但是以沒有家為最可怕。第二天爬起來又走，如此走啊走，像被巨風颳動的浮雲，像沒有樹林的上空的飛鳥，哪兒是個安身之處呢，還不知道。全家人回頭往北看去，離開老家已經漸漸地遠了(《明詩紀事》戊簽卷十四）。這是一戶移民單獨行動，一路之上，飢腸轆轆，心情沈悶，備嚐艱辛，遷到尚不知是不是樂土的新處所。
《饑民圖說·人食草木》人民往鄂陝豫交界處移動的規模很大，人數眾多。宣德三年(1428)，十幾萬山西饑民流亡到河南南陽，河南地方官不允許他們在當地居住，饑民死亡的很多（《明史紀事本末·仁宣致治》）。成化初年，荊襄流民因反對明朝政府對他們的驅逐舉行起義，有100萬人是起義者的後援，指揮明軍的左都禦史項忠說他先後招撫流民140多萬（《明史·項忠傳》），因此可以估計荊襄移民會有二三百萬人。此後各地人民繼續往這裏遷徙，成化二十二年(1486)湖廣鎮守太監韋貴報告：陝西、山西、山東、河南、北直隸的『饑民南流，日有萬口』（《明臣奏議》卷五，王恕《論山陝救荒疏》)。流民多到這麽嚴重的程度，可以想像社會動盪不安的情況，人民遷移是當時社會的重大問題。弘治十五年(1502)兵部尚書馬文升講，從河南、山西、山東、四川及陝西一些府縣到漢中府的流民，已經定居的不下10萬人（《明臣奏議》卷十，馬文升《巡撫事宜疏》）。
流民到荊襄，從事各種職業，以維持生活。大多數人開墾荒地，成為自耕自食的農民，當明朝政府承認他們的居住權和土地所有權後，他們向政府完納賦役，成為『稅戶』。有的人到得早，占的耕地多，自家種不過來，就租賃給後來的移民。新移民為立即投入生產，亦有願意租田的，成為『承佃戶』。有的移民做商販，成為『營生戶』（《大學衍義補》卷十三）。荊襄移民主要從事農耕，所以這個地區注意興修水利。鄖陽一府開墾田地143萬餘畝，相當於洪武時全國墾田8.56億畝的1.7‰，相當於弘治間全國墾田4.23億畝的3.4‰，數量不小。荊襄遷民與土著居民一起修築水利，如鄖縣扞江堤、吳公堤是防止漢江泛濫的（《天下郡國利病書·湖廣二》）。其他如疏浚漢川竹筒河，建築老龍堤、劉家隔、雷家坳等工程（嘉慶《湖北通誌·職官誌·官宦跡》）。移民對新地區的開發作出了貢獻。
荊襄移民與明朝政府的關係，起初非常對立。明朝建國後繼承元朝對荊襄山區的封禁政策，衛國公鄧愈率兵到房縣清剿，『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明史紀亭本末·平鄖陽盜》）。正統二年(1437)饑民大量湧向荊襄，明朝政府阻攔不住，遂發布《挨勘流民令》，要求各地方官清查流民，登記男女大小丁口，挨戶在房牆做上標記，10家編為一甲，互相作保，由地方裏長臨時管理（《續文獻通考·戶口》）。
流民移動，有的離原籍較近，有的很遠，形成分散各地的移民區。但就全國範圍講，流民多向中國腹部山區移動，就是河北、河南北部、山東、陝西北部、四川及長江中下遊湖北南部、湖南、江西、南直隸的民人，從東南西北各個方向，朝著以鄖陽為中心的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及西北部、陝西南部三省交界處集中。這個山區，尚未開墾的地方很多，而鄖陽地區在元代是被封禁的，不許人民遷入，整個地區人煙稀少，容易獲得墾田。同時這裏的氣候界於南北方之間，比較溫和，雨量不少，可以種水田，也可以種旱地。這樣的自然環境，南北各方麵的人都可以來生活，發揮自己的特長，基本保持原來的生活方式，因此移民以這裏為理想的處所。丘浚在《大學衍義補》裏說，荊、襄、南陽三府兼有水陸之利，『南人利於水耕，北人利於陸種，而南北流民僑寓於此者比他郡為多』，就是說的這種情況。流民向這個大方向移動，倒不一定有很明確的地方，不過是走到哪裏，可以站住腳了，就居住下來，否則再遊動。
移民在路途上的生活，明人李鬆寫的《流民嘆》有生動的描述。他寫道：『惻惻背鄉井，遲遲行道側。』這是上路時的情形與心理，對熟悉的故土難捨難離，但還是狠狠心告別了。同行的是妻子兒女，一個個因為飢餓，臉上都是焦黃的。往哪兒去呢?『聞道大河南，人家富黍稷。』這是一個黃河以北的農民，聽別人講南方好，就朝那兒奔。肩上挑著破爛家私擔子，走不快，但是心裏很著急，恨不得立即到了理想境界。飢餓時拿出帶的幹糧啃幾口，邊走邊吃，哪有錢找個飯鋪享受一餐呢!道路上風塵撲麵，身上的衣服盡是落的土，像個黑泥人。走到天黑，臥在荒郊野外。由於白天奔走的疲勞，加上無家可歸的煩愁，哼哼嘰嘰地難以入睡。傷心到了極點，感嘆人生固然有許多痛苦，但是以沒有家為最可怕。第二天爬起來又走，如此走啊走，像被巨風颳動的浮雲，像沒有樹林的上空的飛鳥，哪兒是個安身之處呢，還不知道。全家人回頭往北看去，離開老家已經漸漸地遠了(《明詩紀事》戊簽卷十四）。這是一戶移民單獨行動，一路之上，飢腸轆轆，心情沈悶，備嚐艱辛，遷到尚不知是不是樂土的新處所。
《饑民圖說·人食草木》人民往鄂陝豫交界處移動的規模很大，人數眾多。宣德三年(1428)，十幾萬山西饑民流亡到河南南陽，河南地方官不允許他們在當地居住，饑民死亡的很多（《明史紀事本末·仁宣致治》）。成化初年，荊襄流民因反對明朝政府對他們的驅逐舉行起義，有100萬人是起義者的後援，指揮明軍的左都禦史項忠說他先後招撫流民140多萬（《明史·項忠傳》），因此可以估計荊襄移民會有二三百萬人。此後各地人民繼續往這裏遷徙，成化二十二年(1486)湖廣鎮守太監韋貴報告：陝西、山西、山東、河南、北直隸的『饑民南流，日有萬口』（《明臣奏議》卷五，王恕《論山陝救荒疏》)。流民多到這麽嚴重的程度，可以想像社會動盪不安的情況，人民遷移是當時社會的重大問題。弘治十五年(1502)兵部尚書馬文升講，從河南、山西、山東、四川及陝西一些府縣到漢中府的流民，已經定居的不下10萬人（《明臣奏議》卷十，馬文升《巡撫事宜疏》）。
流民到荊襄，從事各種職業，以維持生活。大多數人開墾荒地，成為自耕自食的農民，當明朝政府承認他們的居住權和土地所有權後，他們向政府完納賦役，成為『稅戶』。有的人到得早，占的耕地多，自家種不過來，就租賃給後來的移民。新移民為立即投入生產，亦有願意租田的，成為『承佃戶』。有的移民做商販，成為『營生戶』（《大學衍義補》卷十三）。荊襄移民主要從事農耕，所以這個地區注意興修水利。鄖陽一府開墾田地143萬餘畝，相當於洪武時全國墾田8.56億畝的1.7‰，相當於弘治間全國墾田4.23億畝的3.4‰，數量不小。荊襄遷民與土著居民一起修築水利，如鄖縣扞江堤、吳公堤是防止漢江泛濫的（《天下郡國利病書·湖廣二》）。其他如疏浚漢川竹筒河，建築老龍堤、劉家隔、雷家坳等工程（嘉慶《湖北通誌·職官誌·官宦跡》）。移民對新地區的開發作出了貢獻。
荊襄移民與明朝政府的關係，起初非常對立。明朝建國後繼承元朝對荊襄山區的封禁政策，衛國公鄧愈率兵到房縣清剿，『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明史紀亭本末·平鄖陽盜》）。正統二年(1437)饑民大量湧向荊襄，明朝政府阻攔不住，遂發布《挨勘流民令》，要求各地方官清查流民，登記男女大小丁口，挨戶在房牆做上標記，10家編為一甲，互相作保，由地方裏長臨時管理（《續文獻通考·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