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孝武帝時，中書侍郎範寧說當時『四境晏如，烽燧不舉』，但是人民『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娶妻』。究其原因，還是賦役太重：『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這就不能不出現不敢結婚，不敢養子的情況（《晉書·範寧傳》）。
北宋仁宗時，福建建州風俗『生子多不舉』，王鼎去當知州，禁止溺嬰（《宋史·王鼎傳》）。南北宋之際，福建崇安人胡安國的弟媳兒子多，打算淹死新生的胡寅，幸虧安國的妻子把胡寅抱養了，才使他存活下來（《宋史》卷四三五）。
南宋初年，衢、嚴、信、饒等州的百姓，『生子多不舉』，禮部侍郎、樞密都承旨趙子盡因而提出禁止溺嬰的建議（《宋史·趙子盡傳》）。接近這些地區的徽州也有溺嬰現象，據《淳熙新安誌》卷一《風俗》記載：『愚民嗜儲積，至不欲多男，恐子益多，而貲分始少。』這是怕分家時，兒子多分不到什麽財物，因而不願意多要男孩。
以上發生在南宋以前的淹斃男嬰由兩個因素造成：
一是政府征徭過重，百姓貧窮，負擔不起，隻好以減少人口來對付，這是主因。次因是考慮分家時的家產，不願因人多而陷入貧困境地。
淹死女嬰的記載要比溺男的多得多，元代以降尤其如此。
戰國時期溺女嬰就有一定的普遍性，《韓非子·六反》：
『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說明溺女已是人們的帶有一種普遍性的心理。到南北朝時，『世人多不舉女』，表明溺女嬰者多，顏之推在說到這種事情的時候，特地舉出他親戚的例子：那人廣有婢妾，每當她們將分娩時，派奴隸守在產房門外，若是生的女孩，就拿出去害死，產婦心疼，號哭不讓，其悲慘之聲令人不忍聽聞，但並不能改變那個人溺女的習性和舉動（《顏氏家訓》）。顏之推這個親戚極殘忍，是溺女的一個典型。
元末人鄭文和在《鄭氏規範》中說：『世人生女，往往多至淹沒。』反映的是元代人的溺女習俗。
明初浙江嚴州府遂安人『生女多不舉』，知縣袁政禁止，以後百姓生女兒，多取名叫『袁留』，表示對袁縣令的紀念（民國《吳縣誌》卷六十六引《姑蘇誌》）。金華府人『產女多不舉』，縣令呂祚禁止，據說活下的女嬰甚多（光緒《常昭合誌稿·人物》）。嘉靖間蘭溪令李昭祥令民間生三個女兒的豁免徭役，因此幾年內沒有拋棄女嬰的（光緒《華亭縣誌·人物》)。同時間江西貴溪縣民人也使溺女成為風俗（民國《吳縣誌·傳》）。浙江新昌人棄女，縣令採取刑法處斷的手段嚴行禁止，他在任九年，有成千的女嬰存活下來，他離任時，女孩的父親為他送行，向孩子們說他才是你的真正父親，表示感激（幹隆《紹興府誌·人物》)。萬曆時，刑部侍郎呂坤指責惡劣的風俗，把江南溺女作為其中的一個現象（《實政錄·惡風十戒》）。江西萬年縣人『棄女者載道』，廣東番禺人、知縣麥秀歧回家鄉請來十幾個乳母，撫養被遺棄的女嬰。
天旱，上司指示他舉行祈雨儀式，他不聽，說幹旱是百姓不仁棄女引起的，隻有杜絕了溺嬰風俗，才能求雨（屈大均《廣東新語·事雨》)。崇禎時福建浦城縣民也是溺女成俗（道光《武陽合誌·義行》)。終明之世，溺女在長江以南地區流行著。
清初左都禦史魏裔介上疏，說福建、江蘇、安徽、江西等省，『甚多溺女之風』，順治皇帝因而下令：『溺女惡俗，殊可痛恨，著嚴行禁革。』(《清世祖實錄》)這幾個省的溺女習氣確實嚴重，此外浙江之風行不亞於福建省，隻是魏裔介沒有說到罷了。
古人為什麽溺女嬰呢?我們從清朝人的心理就可以了解到了。幹隆間編撰的《涇縣誌》講該地溺女是三大弊俗之一，造成的原因是：『嗣艱者冀目前之速孕，資乏者懮異日之贈奩。』(《風俗》)這裏提出的是兩條理由，一是沒有男兒的希望現在奶孩子的婦女盡早受孕，以得到男孩，而乳母一般不易懷孕，所以淹斃女嬰以斷奶。二是怕女兒長大，賠不起嫁妝，幹脆就不要女孩。在溺女地區賠嫁之風盛行，如安徽寧國人『皆以無厚奩為恥，往往有因嫁女而破產者』（同治《寧國縣誌·風俗》)。『嫁女破家』，成了許多地方的民諺，可見厚嫁的事實，而且厚奩有傳統性，不好改變。如明朝浙江溫州項氏家族的家訓講：『吾溫風俗，百金嫁女，猶謂不足；十金教子，則鼻大如靴。』形象地說出厚嫁的情狀。到了清朝，人們還說當地『奩資盛而溺女』（光緒《永嘉縣誌·風土》）。光緒年間，翰林院檢討王邦璽上書，說民間溺女，有因『撫養維艱』而淹斃的（《大清律例新增統纂集成·刑律鬥毆》），是說貧民養不起女兒而被迫淹溺，這是溺女的第三個原因了。
《點石齋畫報·溺女顯報》溺女是殘忍的不道德的事情，有少數的統治者在那裏禁止，可是大多數父母卻認為是正常的事。古人大多貧窮，生活條件差，女子勞動力弱，生產收入少，女人多，家庭經濟就更差。早在漢代社會上就流行『盜不過五女門』的說法（《後漢書·陳蕃傳》)，就是講有幾個女孩的家庭必然很窮，小偷也不會光顧。人們以為女兒造成家庭貧困，不要女兒也是不得已的事。再說為了養兒子而不要女兒，人們也認為是常情，因為女兒是人家的人，兒子是香火接代人，兩者隻能取其一時，隻好要男而舍女了。在那個時代，人們就這樣把殘忍不道德的事情當作合情合理的，這就是那時溺女父母的心情。同治間編寫的《雩都縣誌》卷五《風俗》說：『溺女為俗，相沿已久，皆以為當然。』把溺女當作天經地義的事。依據資料記載，我們知道有這麽幾個父母溺女時的思想：寧波一個男子連得兩個女兒，先後淹死了，到第三個女兒出世，改為焚燒，並綁上石頭投到江裏。當時有幾百人圍著觀看，問他為什麽這樣做，他說若還是採取淹死的辦法，怕她投胎再來，使用火燒的法子可以斷絕她，下一胎好生個男孩（俞樾《右台仙館筆記》卷三）。在愚昧迷信和重男輕女思想支配下，他害女兒還以為得計，做得那樣『理直氣壯』。安徽旌德縣人方蘭生連得五個兒子，妻子舒氏又懷了孕，別人根據他的思想狀況，斷定他生女兒要淹死，他的哥哥方帝卜就用著名文人施閏章的《溺女歌》勸他生女兒也要存養，他猶豫不決，妻子懷胎13個月生不下來，這才害怕溺女違犯天意，決定生女孩也要留養。有個叫謝士型的人，妻子有孕，也是打定不要女兒的主意，後來有人給他講《溺女歌》，他才醒悟，留養女嬰(施閏章《愚山先生別集·矩齋雜記·戒溺女》）。方、謝怕『天譴』才改變主意，一般的人沒有人給他們講這種『道理』，不知懼怕，自然不以溺女為非了。
北宋仁宗時，福建建州風俗『生子多不舉』，王鼎去當知州，禁止溺嬰（《宋史·王鼎傳》）。南北宋之際，福建崇安人胡安國的弟媳兒子多，打算淹死新生的胡寅，幸虧安國的妻子把胡寅抱養了，才使他存活下來（《宋史》卷四三五）。
南宋初年，衢、嚴、信、饒等州的百姓，『生子多不舉』，禮部侍郎、樞密都承旨趙子盡因而提出禁止溺嬰的建議（《宋史·趙子盡傳》）。接近這些地區的徽州也有溺嬰現象，據《淳熙新安誌》卷一《風俗》記載：『愚民嗜儲積，至不欲多男，恐子益多，而貲分始少。』這是怕分家時，兒子多分不到什麽財物，因而不願意多要男孩。
以上發生在南宋以前的淹斃男嬰由兩個因素造成：
一是政府征徭過重，百姓貧窮，負擔不起，隻好以減少人口來對付，這是主因。次因是考慮分家時的家產，不願因人多而陷入貧困境地。
淹死女嬰的記載要比溺男的多得多，元代以降尤其如此。
戰國時期溺女嬰就有一定的普遍性，《韓非子·六反》：
『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說明溺女已是人們的帶有一種普遍性的心理。到南北朝時，『世人多不舉女』，表明溺女嬰者多，顏之推在說到這種事情的時候，特地舉出他親戚的例子：那人廣有婢妾，每當她們將分娩時，派奴隸守在產房門外，若是生的女孩，就拿出去害死，產婦心疼，號哭不讓，其悲慘之聲令人不忍聽聞，但並不能改變那個人溺女的習性和舉動（《顏氏家訓》）。顏之推這個親戚極殘忍，是溺女的一個典型。
元末人鄭文和在《鄭氏規範》中說：『世人生女，往往多至淹沒。』反映的是元代人的溺女習俗。
明初浙江嚴州府遂安人『生女多不舉』，知縣袁政禁止，以後百姓生女兒，多取名叫『袁留』，表示對袁縣令的紀念（民國《吳縣誌》卷六十六引《姑蘇誌》）。金華府人『產女多不舉』，縣令呂祚禁止，據說活下的女嬰甚多（光緒《常昭合誌稿·人物》）。嘉靖間蘭溪令李昭祥令民間生三個女兒的豁免徭役，因此幾年內沒有拋棄女嬰的（光緒《華亭縣誌·人物》)。同時間江西貴溪縣民人也使溺女成為風俗（民國《吳縣誌·傳》）。浙江新昌人棄女，縣令採取刑法處斷的手段嚴行禁止，他在任九年，有成千的女嬰存活下來，他離任時，女孩的父親為他送行，向孩子們說他才是你的真正父親，表示感激（幹隆《紹興府誌·人物》)。萬曆時，刑部侍郎呂坤指責惡劣的風俗，把江南溺女作為其中的一個現象（《實政錄·惡風十戒》）。江西萬年縣人『棄女者載道』，廣東番禺人、知縣麥秀歧回家鄉請來十幾個乳母，撫養被遺棄的女嬰。
天旱，上司指示他舉行祈雨儀式，他不聽，說幹旱是百姓不仁棄女引起的，隻有杜絕了溺嬰風俗，才能求雨（屈大均《廣東新語·事雨》)。崇禎時福建浦城縣民也是溺女成俗（道光《武陽合誌·義行》)。終明之世，溺女在長江以南地區流行著。
清初左都禦史魏裔介上疏，說福建、江蘇、安徽、江西等省，『甚多溺女之風』，順治皇帝因而下令：『溺女惡俗，殊可痛恨，著嚴行禁革。』(《清世祖實錄》)這幾個省的溺女習氣確實嚴重，此外浙江之風行不亞於福建省，隻是魏裔介沒有說到罷了。
古人為什麽溺女嬰呢?我們從清朝人的心理就可以了解到了。幹隆間編撰的《涇縣誌》講該地溺女是三大弊俗之一，造成的原因是：『嗣艱者冀目前之速孕，資乏者懮異日之贈奩。』(《風俗》)這裏提出的是兩條理由，一是沒有男兒的希望現在奶孩子的婦女盡早受孕，以得到男孩，而乳母一般不易懷孕，所以淹斃女嬰以斷奶。二是怕女兒長大，賠不起嫁妝，幹脆就不要女孩。在溺女地區賠嫁之風盛行，如安徽寧國人『皆以無厚奩為恥，往往有因嫁女而破產者』（同治《寧國縣誌·風俗》)。『嫁女破家』，成了許多地方的民諺，可見厚嫁的事實，而且厚奩有傳統性，不好改變。如明朝浙江溫州項氏家族的家訓講：『吾溫風俗，百金嫁女，猶謂不足；十金教子，則鼻大如靴。』形象地說出厚嫁的情狀。到了清朝，人們還說當地『奩資盛而溺女』（光緒《永嘉縣誌·風土》）。光緒年間，翰林院檢討王邦璽上書，說民間溺女，有因『撫養維艱』而淹斃的（《大清律例新增統纂集成·刑律鬥毆》），是說貧民養不起女兒而被迫淹溺，這是溺女的第三個原因了。
《點石齋畫報·溺女顯報》溺女是殘忍的不道德的事情，有少數的統治者在那裏禁止，可是大多數父母卻認為是正常的事。古人大多貧窮，生活條件差，女子勞動力弱，生產收入少，女人多，家庭經濟就更差。早在漢代社會上就流行『盜不過五女門』的說法（《後漢書·陳蕃傳》)，就是講有幾個女孩的家庭必然很窮，小偷也不會光顧。人們以為女兒造成家庭貧困，不要女兒也是不得已的事。再說為了養兒子而不要女兒，人們也認為是常情，因為女兒是人家的人，兒子是香火接代人，兩者隻能取其一時，隻好要男而舍女了。在那個時代，人們就這樣把殘忍不道德的事情當作合情合理的，這就是那時溺女父母的心情。同治間編寫的《雩都縣誌》卷五《風俗》說：『溺女為俗，相沿已久，皆以為當然。』把溺女當作天經地義的事。依據資料記載，我們知道有這麽幾個父母溺女時的思想：寧波一個男子連得兩個女兒，先後淹死了，到第三個女兒出世，改為焚燒，並綁上石頭投到江裏。當時有幾百人圍著觀看，問他為什麽這樣做，他說若還是採取淹死的辦法，怕她投胎再來，使用火燒的法子可以斷絕她，下一胎好生個男孩（俞樾《右台仙館筆記》卷三）。在愚昧迷信和重男輕女思想支配下，他害女兒還以為得計，做得那樣『理直氣壯』。安徽旌德縣人方蘭生連得五個兒子，妻子舒氏又懷了孕，別人根據他的思想狀況，斷定他生女兒要淹死，他的哥哥方帝卜就用著名文人施閏章的《溺女歌》勸他生女兒也要存養，他猶豫不決，妻子懷胎13個月生不下來，這才害怕溺女違犯天意，決定生女孩也要留養。有個叫謝士型的人，妻子有孕，也是打定不要女兒的主意，後來有人給他講《溺女歌》，他才醒悟，留養女嬰(施閏章《愚山先生別集·矩齋雜記·戒溺女》）。方、謝怕『天譴』才改變主意，一般的人沒有人給他們講這種『道理』，不知懼怕，自然不以溺女為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