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講諸侯有三寶：土地、人民和政事，沒有一定數量的人民，國家也就不成其為國家。人口與國家的關係，漢魏之際的政論家徐幹說：『故民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敢正焉：以分田裏，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製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中論·民數篇》)糧食器物是人生產的，賦役、兵役都要人去服務。缺少人，一個政權就沒有大量的財政收入和可供役使的人。為增加人口，統治者就採取了強迫人民早婚的措施，就製定了漢惠帝等的那些政策。
政府為使少年早婚，提倡簡化婚儀，節儉辦婚事，前麵提到的北周武帝詔令中『以時嫁娶，務以節儉，勿為財幣稽留』的號召，就是講的這個原則。如果婚姻雙方競要財禮和嫁妝，貧窮之家很難及時婚配，更不要說提前結親了。早婚令是權宜之法，但提倡婚事中的儉約，如果能在通常法中加以堅持就好了，可惜歷朝統治者慮不及此。他的眼光盯著人口，是為向臣民要賦役，當人口多了，就不注意提倡節儉婚姻了。
在頒布的強製早婚法令中，我們還可以看到，政府提倡寡婦再婚，如前述貞觀詔書表述極清楚。唐以前的人們對再婚女子並不或不怎麽歧視，但對守節的表示讚揚。貞觀令講孀婦喪服期滿，政府就要求她再行婚配，當然，對於堅持不改嫁的也不強迫。婦女二次結婚，本應同男子一樣，是她的權利，但在男尊女卑的社會卻對二婚女子橫加指責，可是在早婚令實行時，政府就鼓勵女子再婚，在客觀上也是對守節觀念的衝擊。
在實行早婚令時，政府往往還採取其他措施鼓勵民人婚姻，如魏孝文帝到山西巡視：『所過問民疾苦，以宮人賜貧民無妻者。』(《魏書·高祖紀》)讓宮女同貧民結婚，解決怨女曠夫的婚配問題，不管出於什麽原因，也是一種善政。
早婚令實行中，有的政府在賦役政策上獎勵民人生育。越王勾踐規定，孕婦將要分娩，公家派醫生看護，幫助產婦催乳哺育嬰兒，如果一胎三子，公家派乳母，一產二人，公家給食糧，資助產婦家庭把嬰兒養好。漢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法定，百姓家生養兒子，免除他家兩年的徭役(《漢書·高帝紀》)。漢章帝元和二年(85)詔令，過去百姓產子，三年不收他的算賦，現在增加一條：給孕婦保胎糧三斛，豁免他丈夫一年算賦(《後漢書·章帝紀》)。暫免賦役，對於貧苦人民保胎保嬰有實際價值，有利於嬰兒的生存、成長。後世政府發展這項政策，對一胞多胎的產婦家庭給予物質資助，成了一項社會福利事業。
總起來看，歷朝政府為增加人口，強迫民人早婚，甚至把不行早婚的男女當作罪犯來對待，是極沒有道理的。強令少年結親，對於他們的身心健康是一種摧殘。
因此，即使在人口稀少之時，強製早婚的政策也是荒唐的，不足取的。人要在生理髮育成熟了，才能結婚生育，這既符合婚姻者本身的利益，也是人類優質再生產的前提，早婚令恰恰違背了這種自然的要求。它反映古代統治者把人當作一種生殖勞動力、兵力的工具，他們根本就不把平民當作人來看待，這就是封建時代不講人性，是它的野蠻的表現。
早婚令提倡節儉辦婚事，主張寡婦再婚，這是有積極意義的。惟因它同增殖人口的迫切要求結合在一起，當這種迫切性減弱時，就不再強調這些了，所以它的積極意義隻在短期內有效。就其本身講，也不是早婚令的固有內容，無需過分看重。我們隻能對早婚令持批評態度。
人口數量關係著政府的賦役多寡，歷朝政府總是希望增殖人口，當人口銳減時尤其如此，這是維護歷朝統治者的利益所決定的。人口增長並非對社會發展總有好處，統治者根本不會考慮這個問題。在現代人口爆炸成為世界性的問題之後，如果還不認識人口爆炸的嚴重性，那就是不能原諒的了。
第二節 溺嬰的父母
《詩經·小雅·斯幹》：『乃生男子，載寢之床，載衣之裳，載弄之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說明周朝以來，父母對生兒子和女兒的截然不同態度，故後世對生男叫『弄璋之喜』，生女是『弄瓦之喜』。生男孩高興地把他放在床上，下體遮以衣裳，給他珪玉玩耍，表示男子將來要到外麵活動，要做官，而生女孩，將來不過在家內勞動和紡織，沒有出息。
由於對男女地位和作用的不同看法，嬰兒一誕生，就給以男尊女卑的待遇。還有比這更奇怪的現象，就是溺死嬰兒，尤其是女嬰。
漢元帝時，諫大夫、禦史大夫貢禹多次上書，指陳時政的得失。他講當時的一種現象：百姓『生子輒殺，甚可悲痛』，表明元帝時百姓溺男嬰是一種普遍現象。貢禹又分析產生這個社會問題的原因：自漢武帝起，小兒到3歲出口錢，15歲拿算賦，百姓害怕這種人口稅的負擔，不得不溺殺嬰兒，他建議推遲人頭稅的年齡，改為7歲出口錢，20歲出算賦（《漢書·貢禹傳》），以減少人民溺男嬰的現象。
西晉初年，還沒有統一吳國，巴郡鄰近吳國，徭役特多，人民為躲避繁重的征役，『生男多不養』。王浚來當太守，減少徭役，凡生育者一個時期內免去徭課，因此幾千家存養了男嬰（《晉書·王浚傳》）。老百姓遇到這樣的太守是幸運的事。
政府為使少年早婚，提倡簡化婚儀，節儉辦婚事，前麵提到的北周武帝詔令中『以時嫁娶，務以節儉，勿為財幣稽留』的號召，就是講的這個原則。如果婚姻雙方競要財禮和嫁妝，貧窮之家很難及時婚配，更不要說提前結親了。早婚令是權宜之法，但提倡婚事中的儉約，如果能在通常法中加以堅持就好了，可惜歷朝統治者慮不及此。他的眼光盯著人口，是為向臣民要賦役，當人口多了，就不注意提倡節儉婚姻了。
在頒布的強製早婚法令中，我們還可以看到，政府提倡寡婦再婚，如前述貞觀詔書表述極清楚。唐以前的人們對再婚女子並不或不怎麽歧視，但對守節的表示讚揚。貞觀令講孀婦喪服期滿，政府就要求她再行婚配，當然，對於堅持不改嫁的也不強迫。婦女二次結婚，本應同男子一樣，是她的權利，但在男尊女卑的社會卻對二婚女子橫加指責，可是在早婚令實行時，政府就鼓勵女子再婚，在客觀上也是對守節觀念的衝擊。
在實行早婚令時，政府往往還採取其他措施鼓勵民人婚姻，如魏孝文帝到山西巡視：『所過問民疾苦，以宮人賜貧民無妻者。』(《魏書·高祖紀》)讓宮女同貧民結婚，解決怨女曠夫的婚配問題，不管出於什麽原因，也是一種善政。
早婚令實行中，有的政府在賦役政策上獎勵民人生育。越王勾踐規定，孕婦將要分娩，公家派醫生看護，幫助產婦催乳哺育嬰兒，如果一胎三子，公家派乳母，一產二人，公家給食糧，資助產婦家庭把嬰兒養好。漢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法定，百姓家生養兒子，免除他家兩年的徭役(《漢書·高帝紀》)。漢章帝元和二年(85)詔令，過去百姓產子，三年不收他的算賦，現在增加一條：給孕婦保胎糧三斛，豁免他丈夫一年算賦(《後漢書·章帝紀》)。暫免賦役，對於貧苦人民保胎保嬰有實際價值，有利於嬰兒的生存、成長。後世政府發展這項政策，對一胞多胎的產婦家庭給予物質資助，成了一項社會福利事業。
總起來看，歷朝政府為增加人口，強迫民人早婚，甚至把不行早婚的男女當作罪犯來對待，是極沒有道理的。強令少年結親，對於他們的身心健康是一種摧殘。
因此，即使在人口稀少之時，強製早婚的政策也是荒唐的，不足取的。人要在生理髮育成熟了，才能結婚生育，這既符合婚姻者本身的利益，也是人類優質再生產的前提，早婚令恰恰違背了這種自然的要求。它反映古代統治者把人當作一種生殖勞動力、兵力的工具，他們根本就不把平民當作人來看待，這就是封建時代不講人性，是它的野蠻的表現。
早婚令提倡節儉辦婚事，主張寡婦再婚，這是有積極意義的。惟因它同增殖人口的迫切要求結合在一起，當這種迫切性減弱時，就不再強調這些了，所以它的積極意義隻在短期內有效。就其本身講，也不是早婚令的固有內容，無需過分看重。我們隻能對早婚令持批評態度。
人口數量關係著政府的賦役多寡，歷朝政府總是希望增殖人口，當人口銳減時尤其如此，這是維護歷朝統治者的利益所決定的。人口增長並非對社會發展總有好處，統治者根本不會考慮這個問題。在現代人口爆炸成為世界性的問題之後，如果還不認識人口爆炸的嚴重性，那就是不能原諒的了。
第二節 溺嬰的父母
《詩經·小雅·斯幹》：『乃生男子，載寢之床，載衣之裳，載弄之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說明周朝以來，父母對生兒子和女兒的截然不同態度，故後世對生男叫『弄璋之喜』，生女是『弄瓦之喜』。生男孩高興地把他放在床上，下體遮以衣裳，給他珪玉玩耍，表示男子將來要到外麵活動，要做官，而生女孩，將來不過在家內勞動和紡織，沒有出息。
由於對男女地位和作用的不同看法，嬰兒一誕生，就給以男尊女卑的待遇。還有比這更奇怪的現象，就是溺死嬰兒，尤其是女嬰。
漢元帝時，諫大夫、禦史大夫貢禹多次上書，指陳時政的得失。他講當時的一種現象：百姓『生子輒殺，甚可悲痛』，表明元帝時百姓溺男嬰是一種普遍現象。貢禹又分析產生這個社會問題的原因：自漢武帝起，小兒到3歲出口錢，15歲拿算賦，百姓害怕這種人口稅的負擔，不得不溺殺嬰兒，他建議推遲人頭稅的年齡，改為7歲出口錢，20歲出算賦（《漢書·貢禹傳》），以減少人民溺男嬰的現象。
西晉初年，還沒有統一吳國，巴郡鄰近吳國，徭役特多，人民為躲避繁重的征役，『生男多不養』。王浚來當太守，減少徭役，凡生育者一個時期內免去徭課，因此幾千家存養了男嬰（《晉書·王浚傳》）。老百姓遇到這樣的太守是幸運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