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英宗批準了他的請求，下令蘇州地方官準許備案，予以保護。範之柔整頓義莊，又一次在政府立案。範允臨、範瑤等增置義莊田產，也無不獲得政府批準。範氏義莊始終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護。
範氏義莊設有管理人，他受族人監督，並以工作好壞決定領取報酬的數額。如果他能保證族人領到月糧，就給他糙米20石，如能給族人半年以上月糧，則給予一半以上的酬糧。在發給他糧食以前，要由族人證明他工作有成效，如若族人不願證明，也要申明不能證明的原因，並要在範仲淹牌位前說明。管理人如果該收的租米收不足數，就扣他應領酬糧的一半，等到他收足了，再補給他應得的數。掌管人如有侵占義莊財產的弊端，義莊將報請地方官懲處。掌管人有權處理義莊事務，不受他人幹擾，尤其是有些宗族尊長愛在義莊事務中指手劃腳，管事人可以不予理睬，如若他們硬要插手義莊事務，即可向官府告發他們。管理人在執行職務時，若堅持原則受到侵害，也可以告官，如族人的私生子不給月糧，倘若不服吵鬧，掌管人即可將他送到官廳。
範氏義莊能存在八九百年，是其他任何義莊所無法比擬的，必有其特殊原因。我們想是：第一，它的規章製度比較嚴密和切合實際，它的章程是歷次所定，隨時根據實際情形加以補充和修訂，在其章法中著重講給族人的實際好處，而不在宣揚孝道、宗法、國法，它是令族人收到經濟實惠，自然不做或少做不利於封建秩序的事，給人實惠，容易得到人們的支持和愛護，從而能維持下去。第二，辦莊後繼有人，而且形成傳統，非辦不可。範仲淹父子創業，基礎打得好。但是時間長了，莊田必然遭到侵蝕，日漸短少，但在損失之後，總有族人出來補充，所以莊田最少時也在千畝以上。莊田是義莊的基礎，有田就能維護。範氏後人所以繼續辦義莊，是因為莊子早有名聲，辦好它成了範氏族人的榮耀，並形成傳統觀念，因此有條件的人在義莊敗壞時出麵維護，又使其恢復起來，這樣才做到常盛不衰。
義莊是一個人拿出自己的田地，作為公產，養活同宗族的人，或者隻贍養同族的貧窮人，這是一種救濟行為，屬於社會慈善事業性質，不過它不同於養濟院、育嬰堂那種類型，因這些善堂靠眾姓合辦，或者還要依靠政府經濟支持，並向全社會的人開放，所以說義莊的範圍比較狹小。
靠救濟來維生的族人，最低限度的生活有了保障，對他們來講無疑是一件好事，同時也是一樁壞事。他們靠恩賜過活養成了依賴思想，因而對創造不一定想得多，但對如何占義莊的小便宜則頗為上勁，所以義莊不許做的那些事都出現了。我們看範氏義莊規矩，感到它防範族人在應得的經濟權益之外侵占義莊的財產的條規不少，覺得它的消極性很大，當然義莊為保證自身的存在不得不作那些規定，但是它那種施捨性質就不是鼓勵族人去創造。倘若義莊創辦人把辦義莊的資財用作幫助族人生產勞動，去創收，去自己養活自己，而不是讓他們去領現成的米絹，或許會使族人去積極地生活。所以義莊製度本身就是養閑人的，而被養的人也隻會在義莊身上打主意，吃義莊，非把義莊吃空了不甘心，甚至把義莊搞垮了，他也不痛心，因為那本來就不是他的事業。範氏義莊以外的許許多多義莊的破滅，證明了這一點。
中國儒家講大同社會，要人們有無相恤，互救互濟。
農民進了一步，要求有田同耕，有飯同吃，這種小生產社會的平均主義思想，在歷史上並不能實現，大約隻在農民起義時有的人作了部分實踐，如張魯的五鬥米教的活動，此外，就是範仲淹搞的宗族義莊這類形式了。義莊反映了人們平均主義的願望，即有飯同吃，但是它不鼓勵吃飯的人去生產勞動，創造自己吃飯的財富，從而失去它自身長期存在的社會條件。義莊旋建旋敗，其數量和重要性，在全部社會經濟結構中微不足道，究其原因，還在於養閑人，不發展社會生產。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小農的平均主義思想很吸引人，偶然的實踐是失敗的，歷史的事實就是這樣。平均主義對著剝削製度具有進步意義，但是它不管社會生產的發展，隻在分配領域做文章，引出產生惰民的結果，因此從實踐上看，隻能認為它是落後的思想和製度。
政府支持義莊，是兩者互相利用。義莊幫助窮人安排生活，穩定那些社會不安定的成分。而且義莊還懲辦不守政府法令的人，如範氏義莊規定，族人中有犯社會性罪過的，初犯罰他本人一年的月米，再犯就將他從宗族中除名，永遠不再給他族人的待遇。除名後還不改悔，『為宗族鄉黨善良之害者』，即向政府控告，把他驅逐出鄉裏（以上範莊資料俱出自《範氏義莊規矩》，見《青照堂叢書·次編》)。義莊起著維護地方治安的作用，當然是政府歡迎的，所以才著力保護它。
範氏義莊是歷史上的首創，比它略晚，其他宗族的義莊相繼麵世，如江西鉛山人、建康軍判官劉輝，以田數百畝贍養家族中的窮人（王辟之《澠水燕談錄》)。浙江諸暨人黃振及妻劉氏，『規義田』，『待之舉火者數十家』（宋濂《芝園前集·諸暨孝義黃氏族譜序》）。劉、黃二族之救濟本家，義莊的規製可能很不完備。南宋初魏國公張浚就設立了像樣的義莊，朱熹說他『置義莊以贍宗族之貧者，以至母族，喪葬婚嫁亦皆取給焉』(《毗陵城南張氏家譜·魏公行狀》)。由此可見，範氏義莊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是宗族製度到宋代發展的必然結果。自此之後，代有興建。它適應了宗族多窮人而又有宗族上層需要宗法的兩種人的共同要求。
範氏義莊設有管理人，他受族人監督，並以工作好壞決定領取報酬的數額。如果他能保證族人領到月糧，就給他糙米20石，如能給族人半年以上月糧，則給予一半以上的酬糧。在發給他糧食以前，要由族人證明他工作有成效，如若族人不願證明，也要申明不能證明的原因，並要在範仲淹牌位前說明。管理人如果該收的租米收不足數，就扣他應領酬糧的一半，等到他收足了，再補給他應得的數。掌管人如有侵占義莊財產的弊端，義莊將報請地方官懲處。掌管人有權處理義莊事務，不受他人幹擾，尤其是有些宗族尊長愛在義莊事務中指手劃腳，管事人可以不予理睬，如若他們硬要插手義莊事務，即可向官府告發他們。管理人在執行職務時，若堅持原則受到侵害，也可以告官，如族人的私生子不給月糧，倘若不服吵鬧，掌管人即可將他送到官廳。
範氏義莊能存在八九百年，是其他任何義莊所無法比擬的，必有其特殊原因。我們想是：第一，它的規章製度比較嚴密和切合實際，它的章程是歷次所定，隨時根據實際情形加以補充和修訂，在其章法中著重講給族人的實際好處，而不在宣揚孝道、宗法、國法，它是令族人收到經濟實惠，自然不做或少做不利於封建秩序的事，給人實惠，容易得到人們的支持和愛護，從而能維持下去。第二，辦莊後繼有人，而且形成傳統，非辦不可。範仲淹父子創業，基礎打得好。但是時間長了，莊田必然遭到侵蝕，日漸短少，但在損失之後，總有族人出來補充，所以莊田最少時也在千畝以上。莊田是義莊的基礎，有田就能維護。範氏後人所以繼續辦義莊，是因為莊子早有名聲，辦好它成了範氏族人的榮耀，並形成傳統觀念，因此有條件的人在義莊敗壞時出麵維護，又使其恢復起來，這樣才做到常盛不衰。
義莊是一個人拿出自己的田地，作為公產，養活同宗族的人，或者隻贍養同族的貧窮人，這是一種救濟行為，屬於社會慈善事業性質，不過它不同於養濟院、育嬰堂那種類型，因這些善堂靠眾姓合辦，或者還要依靠政府經濟支持，並向全社會的人開放，所以說義莊的範圍比較狹小。
靠救濟來維生的族人，最低限度的生活有了保障，對他們來講無疑是一件好事，同時也是一樁壞事。他們靠恩賜過活養成了依賴思想，因而對創造不一定想得多，但對如何占義莊的小便宜則頗為上勁，所以義莊不許做的那些事都出現了。我們看範氏義莊規矩，感到它防範族人在應得的經濟權益之外侵占義莊的財產的條規不少，覺得它的消極性很大，當然義莊為保證自身的存在不得不作那些規定，但是它那種施捨性質就不是鼓勵族人去創造。倘若義莊創辦人把辦義莊的資財用作幫助族人生產勞動，去創收，去自己養活自己，而不是讓他們去領現成的米絹，或許會使族人去積極地生活。所以義莊製度本身就是養閑人的，而被養的人也隻會在義莊身上打主意，吃義莊，非把義莊吃空了不甘心，甚至把義莊搞垮了，他也不痛心，因為那本來就不是他的事業。範氏義莊以外的許許多多義莊的破滅，證明了這一點。
中國儒家講大同社會，要人們有無相恤，互救互濟。
農民進了一步，要求有田同耕，有飯同吃，這種小生產社會的平均主義思想，在歷史上並不能實現，大約隻在農民起義時有的人作了部分實踐，如張魯的五鬥米教的活動，此外，就是範仲淹搞的宗族義莊這類形式了。義莊反映了人們平均主義的願望，即有飯同吃，但是它不鼓勵吃飯的人去生產勞動，創造自己吃飯的財富，從而失去它自身長期存在的社會條件。義莊旋建旋敗，其數量和重要性，在全部社會經濟結構中微不足道，究其原因，還在於養閑人，不發展社會生產。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小農的平均主義思想很吸引人，偶然的實踐是失敗的，歷史的事實就是這樣。平均主義對著剝削製度具有進步意義，但是它不管社會生產的發展，隻在分配領域做文章，引出產生惰民的結果，因此從實踐上看，隻能認為它是落後的思想和製度。
政府支持義莊，是兩者互相利用。義莊幫助窮人安排生活，穩定那些社會不安定的成分。而且義莊還懲辦不守政府法令的人，如範氏義莊規定，族人中有犯社會性罪過的，初犯罰他本人一年的月米，再犯就將他從宗族中除名，永遠不再給他族人的待遇。除名後還不改悔，『為宗族鄉黨善良之害者』，即向政府控告，把他驅逐出鄉裏（以上範莊資料俱出自《範氏義莊規矩》，見《青照堂叢書·次編》)。義莊起著維護地方治安的作用，當然是政府歡迎的，所以才著力保護它。
範氏義莊是歷史上的首創，比它略晚，其他宗族的義莊相繼麵世，如江西鉛山人、建康軍判官劉輝，以田數百畝贍養家族中的窮人（王辟之《澠水燕談錄》)。浙江諸暨人黃振及妻劉氏，『規義田』，『待之舉火者數十家』（宋濂《芝園前集·諸暨孝義黃氏族譜序》）。劉、黃二族之救濟本家，義莊的規製可能很不完備。南宋初魏國公張浚就設立了像樣的義莊，朱熹說他『置義莊以贍宗族之貧者，以至母族，喪葬婚嫁亦皆取給焉』(《毗陵城南張氏家譜·魏公行狀》)。由此可見，範氏義莊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是宗族製度到宋代發展的必然結果。自此之後，代有興建。它適應了宗族多窮人而又有宗族上層需要宗法的兩種人的共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