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講，男子對於妻子的前夫有一種本能的忌妒，而對妻子帶來的前夫的子女則態度不一。有的像任布那樣，視之如同自己的親生兒女，甚或因憐憫之心，超過對己子的待遇；但也有如杜衍繼父錢某式的，視妻子前夫的兒子為累贅，拒不收留，或者加以虐待。任布類型的丈夫有男子漢的寬厚胸懷，尊重妻子，從而及於她與前夫所生的兒子，把撫養和教育他們作為自己的責任。妻子見丈夫如此尊重自己和愛護孩子，必然增強對丈夫的敬愛，因此夫妻感情深厚，生活必定美滿，會是一個幸福家庭。反之，虐待妻子的前夫子女，妻子心裏痛苦，很難增進對後夫的感情，後夫的這種態度還會影響到他的子女與帶來的子女的關係，這種家庭難於和睦。男子對於妻子前夫子女的態度，關係著全家生活狀態，善於處理的人才會得到幸福生活。而善待妻子前夫的子女，承擔撫養義務，是道德高尚的表現。任布類型的後夫對待妻子前夫兒子的熱忱負責精神，雖然古往今來屢見不鮮，但是仍值得推崇，因為杜衍繼父錢某那樣的人也不少見，發揚前者，以杜絕後者，提高我們民族的道德水平。
異父母的兄弟姊妹如何相處，這也是處理好家庭關係的重要內容。張皇妃在得到宋仁宗寵幸後，有條件照顧家人，對同父異母的哥哥和同母異父的弟弟一樣給予恩惠，不歧視異父兄弟，把他們看作一家人，實屬難得，也是好品質。
處理好妻子前夫子女的關係，處理好異父兄弟姊妹關係，要有一個思想前提，就是承認婦女再婚的正當性，對她們的再婚給予同情、支持，至少要諒解，克服烈女不嫁二夫的腐朽思想。把婦女二次婚姻看成是正常現象，對她的前夫子女就不會另眼看待了，『拖油瓶』之類的觀念就不會存在了，家庭關係就會處理好了。
總括全篇所要說的意思：子女尊重再嫁母親，異父的兄弟姊妹相互愛護，丈夫撫養妻子的前夫子女，是處理家庭人際關係的正確態度，反映道德品質的高尚，是我們民族的一種良好文化傳統，需要今人很好地繼承和發揚。
第十節 秦漢以降的家庭結構
歷史上家庭結構和家內人際關係是個大題目，作一部有相當分量的專書也不一定說得清楚。講家庭結構更需要統計資料，梁方仲據二十四史等載籍整理的《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對它的研究很有用，但也很不夠用。這篇小文隻是就筆者掌握的資料，想寫什麽就寫什麽了。
家庭結構的內容，包含家庭規模、成員和主體。孟子講『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是說一般人的家庭是八口人。同時期李悝在計算普通人家庭經濟時說：『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漢書·食貨誌》)又是說一家是五口人。秦漢以後，人們講到家庭人口，或說『八口之家』，或說『五口之家』，大體上可以這樣說：秦漢以來家庭人口在八口左右，或五口上下，換句話說，一般家庭是五至八個人。
商鞅變法，強令有兩個成年男子的家庭分居，故秦漢以後，大量出現五口左右的家庭。賈誼說：秦朝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有誶語』(《漢書·賈誼傳》)。這是說有家產的父子分開過，各自組織家庭，沒有家產的，兒子離開家庭，剩下父母。父子分家，相當徹底，從財產的嚴格所有權上分辨最清楚，兒子不願意向父親借農具，害怕父親表現出施恩的臉色，而使自己處於難堪的地位。同樣，母親到兒子家拿笤帚畚箕一用，竟會遭到責嚷。這些做法和心理無不表明父子是分得一清二楚的兩家人。晁錯講到漢朝農民的痛苦，說：『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漢書·食貨誌》)以五口之家舉例，理應表明當時五口人家的普遍性。兩漢政府實行舉孝廉政策，要把地方上著名的『孝悌、有行義』的人吸收到政府中來（《漢書·宣帝紀》)。被舉的孝廉既是實行孝道的模範，與父母同居應是當然的前提，但是東漢產生『察孝廉，父別居』的民謠(葛洪《抱樸子·外篇·審舉》)。孝廉尚且同父母分居，其他的可想而知了。社會的現實是成親的兒子與父母在一起生活的不多。而在一起的家庭，有時會受到社會的敬重，如西漢末年劉秀舅氏樊重、樊宏家庭『三世共財』，被視為『禮儀恩德行於鄉裏』之家（《後漢書·樊宏傳》)。此種禮敬恰說明這類家庭的稀少。
南北朝以後父子分家的現象也很普遍。劉宋時周朗說：『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矣；庶民父子殊產，亦八家而五矣。』（《宋書·周朗傳》)無論是士大夫、平民，多達百分之六七十的家庭是父子析居的，正因此聚居成為可貴的事，劉宋酉陽縣人董陽『三世同居，外無異門，內無異煙』，被政府表彰為『篤行董氏之閭』，蠲免賦役(《南史·孝義傳》)。隋代，四川、陝西南部的庶民之家，『父子率多異居』(《隋書·地理誌》)。江南民間大體也是父子分開過。而在嶺南，父子不但析居，如果父親貧窮，還有賣身於兒子的現象(《隋書·地理誌》)。四川、陝南子孫與父祖別籍異財的現象繼續到宋代。可能是異居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北宋政府加以幹預，宋太祖開寶元年(968)令地方官勸諭父子共居，否則治罪(《續資治通鑑長編》開寶元年六月癸亥條）。次年更下令，有違犯的處以死刑（同上，二年八月丁亥條）。政府的決心正說明析居問題的嚴重。
異父母的兄弟姊妹如何相處，這也是處理好家庭關係的重要內容。張皇妃在得到宋仁宗寵幸後，有條件照顧家人，對同父異母的哥哥和同母異父的弟弟一樣給予恩惠，不歧視異父兄弟，把他們看作一家人，實屬難得，也是好品質。
處理好妻子前夫子女的關係，處理好異父兄弟姊妹關係，要有一個思想前提，就是承認婦女再婚的正當性，對她們的再婚給予同情、支持，至少要諒解，克服烈女不嫁二夫的腐朽思想。把婦女二次婚姻看成是正常現象，對她的前夫子女就不會另眼看待了，『拖油瓶』之類的觀念就不會存在了，家庭關係就會處理好了。
總括全篇所要說的意思：子女尊重再嫁母親，異父的兄弟姊妹相互愛護，丈夫撫養妻子的前夫子女，是處理家庭人際關係的正確態度，反映道德品質的高尚，是我們民族的一種良好文化傳統，需要今人很好地繼承和發揚。
第十節 秦漢以降的家庭結構
歷史上家庭結構和家內人際關係是個大題目，作一部有相當分量的專書也不一定說得清楚。講家庭結構更需要統計資料，梁方仲據二十四史等載籍整理的《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對它的研究很有用，但也很不夠用。這篇小文隻是就筆者掌握的資料，想寫什麽就寫什麽了。
家庭結構的內容，包含家庭規模、成員和主體。孟子講『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是說一般人的家庭是八口人。同時期李悝在計算普通人家庭經濟時說：『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漢書·食貨誌》)又是說一家是五口人。秦漢以後，人們講到家庭人口，或說『八口之家』，或說『五口之家』，大體上可以這樣說：秦漢以來家庭人口在八口左右，或五口上下，換句話說，一般家庭是五至八個人。
商鞅變法，強令有兩個成年男子的家庭分居，故秦漢以後，大量出現五口左右的家庭。賈誼說：秦朝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有誶語』(《漢書·賈誼傳》)。這是說有家產的父子分開過，各自組織家庭，沒有家產的，兒子離開家庭，剩下父母。父子分家，相當徹底，從財產的嚴格所有權上分辨最清楚，兒子不願意向父親借農具，害怕父親表現出施恩的臉色，而使自己處於難堪的地位。同樣，母親到兒子家拿笤帚畚箕一用，竟會遭到責嚷。這些做法和心理無不表明父子是分得一清二楚的兩家人。晁錯講到漢朝農民的痛苦，說：『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漢書·食貨誌》)以五口之家舉例，理應表明當時五口人家的普遍性。兩漢政府實行舉孝廉政策，要把地方上著名的『孝悌、有行義』的人吸收到政府中來（《漢書·宣帝紀》)。被舉的孝廉既是實行孝道的模範，與父母同居應是當然的前提，但是東漢產生『察孝廉，父別居』的民謠(葛洪《抱樸子·外篇·審舉》)。孝廉尚且同父母分居，其他的可想而知了。社會的現實是成親的兒子與父母在一起生活的不多。而在一起的家庭，有時會受到社會的敬重，如西漢末年劉秀舅氏樊重、樊宏家庭『三世共財』，被視為『禮儀恩德行於鄉裏』之家（《後漢書·樊宏傳》)。此種禮敬恰說明這類家庭的稀少。
南北朝以後父子分家的現象也很普遍。劉宋時周朗說：『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矣；庶民父子殊產，亦八家而五矣。』（《宋書·周朗傳》)無論是士大夫、平民，多達百分之六七十的家庭是父子析居的，正因此聚居成為可貴的事，劉宋酉陽縣人董陽『三世同居，外無異門，內無異煙』，被政府表彰為『篤行董氏之閭』，蠲免賦役(《南史·孝義傳》)。隋代，四川、陝西南部的庶民之家，『父子率多異居』(《隋書·地理誌》)。江南民間大體也是父子分開過。而在嶺南，父子不但析居，如果父親貧窮，還有賣身於兒子的現象(《隋書·地理誌》)。四川、陝南子孫與父祖別籍異財的現象繼續到宋代。可能是異居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北宋政府加以幹預，宋太祖開寶元年(968)令地方官勸諭父子共居，否則治罪(《續資治通鑑長編》開寶元年六月癸亥條）。次年更下令，有違犯的處以死刑（同上，二年八月丁亥條）。政府的決心正說明析居問題的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