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嶽陽樓記》的作者範仲淹，蘇州吳縣人，兩歲時喪父，母親帶著他再嫁朱姓，朱家管他叫朱說。
範仲淹與朱氏兄弟一同讀書，考中明經科的學究科，繼父和異姓兄弟待他一定不錯。範仲淹長大，知道自己的身世，感謝母親的撫養，拜別朱家，外出求學，考中進士，當了廣德軍司理參軍，於是迎接母親到家中奉養，恢復自家姓氏，用了後來通行的名字。範仲淹對待母親很孝順，母親故世，辭官守喪。他經常回憶母親生前的情況，因她在世時家庭經濟不寬裕。後來雖然富貴了，但不願奢侈。不來客人，家裏不吃肉，妻子的衣食，以溫飽為滿足。可是對待親友卻樂於幫助。他捐田建設範氏義莊，贍養同宗族的親人（《宋史·範仲淹傳》）。
杜衍有一段父死母嫁的痛苦生活。杜衍是山陰人，父親杜遂良官尚書度支員外郎。他是遺腹子，母親改嫁河陽錢姓，他從小跟祖父生活。長到十五六歲，同母的兩個哥哥以為杜衍的母親改嫁，一定把財物帶到新夫家去了，向杜衍要錢財，杜衍哪有金錢來應付，被哥哥用劍砍傷腦袋，不得已到河陽投奔母親。但錢姓繼父不同於寧適的繼父任布，根本不願收留他，他隻好在外流浪，後來得人資助才讀書中進士（司馬光《涑水記聞》卷十）。
宋仁宗張貴妃之父張堯封，進士，任石州推官，早死，遺下妻子錢氏、女兒(張貴妃)和庶子化基。錢氏要求張氏族人幫助，遭到拒絕，錢氏無法生活，把女兒賣給齊國大長公主家為歌舞伎，自己改嫁蹇氏，生子守和。公主家把張貴妃送進宮中，由仙韶部宮人賈氏教養，當仁宗在皇後宮中飲酒時，張貴妃以俳優演奏，被仁宗賞識，以後大受寵愛，封貴妃，乃父被追封為清河郡王，錢氏受封為齊國夫人，張貴妃兄化基、異父同母弟蹇守和，均得官(《涑水記聞》卷八、《宋史·張貴妃傳》）。這是孤兒寡母陷於卑賤生活，因偶然機會而得皇帝恩賞，生活從地下升到天上的。
王博文，曹州濟陰人，祖父王諫曾任兩京作坊副使。
他幼年喪父，母親張氏改嫁韓姓。博文好學，中進士，歷官地方上的知州、轉運使和中央的殿中侍禦史。他認為『子無絕母禮』，母親雖改嫁離去，並不妨礙向朝廷給她請封號。母親死時，他正在做開封府判官，認為應當像對待沒有再嫁的母親一樣，給她服喪，於是向政府請求，解官持服，獲準後守喪，除服了才又出來做官（《宋史·王博文傳》）。
類似王博文為改嫁母守孝的還有一個郭稹。郭稹年幼喪父，母親邊氏改嫁王姓，生有兒子。郭稹中進士，『學問通博』，『文思敏贍』，官刑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母邊氏死，要求解官服喪。禮官宋祁認為郭稹的服喪是過分行為，因為邊氏到王家生有兒子，已有人給她戴孝，而郭稹沒有叔伯兄弟，郭家靠他一人承祠，不應當為出嫁母守孝了。宋仁宗就此事令群臣議奏，侍禦史劉夔認為若兒子不為出嫁母親守喪，則是他們間的關係如同道路上不相認識的人，『則必虧損名教，上玷孝治』，因此應當同意他的要求。仁宗最後也準許郭稹解職，以實現他的守孝意願（《宋史·禮誌》、《宋史·郭稹傳》）。
這些孤兒寡母間的相互關係和生活實踐，使我們有一個鮮明的感覺，即兒女對寡母的改嫁，通情達理，毫無怨恨，愛護尊重，生養死葬，惟恐不得盡意，惟恐老人心情不舒暢。這些兒女，多是讀書人，中進士，為官作宦，有的至參知政事，有的是貴妃。他們絲毫不以母親改嫁為恥，卻以迎養再嫁母為應盡的義務，為人子之道。『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束縛寡婦的思想他們是沒有的，事實上也是不承認的。母子、母女的關係，是天然的關係，是任何情況下也改不了的，也得承認的。劉湜、範仲淹、杜衍、張貴妃、王博文、郭稹等人對改嫁母的態度是合於人性的。他們體貼母親的苦衷，諒解她不守寡的處境和原因，反而產生使她們晚年幸福的強烈願望，在條件許可時加以實現。事實表明，『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觀念在北宋還沒有什麽市場，待到南宋逐漸成為人們的行動準則之後，社會對於寡婦的壓迫更重了，實際上這對孤兒也不利，也是他們的災難。
隨著『失節事大』觀念的流行，對於為再嫁母的守孝製度，朝廷和民間產生了不同的態度。民間尊重出嫁母的大有人在，元代池州人李鵬飛，生母姚氏是妾，受正妻欺淩，出嫁蘄州羅田朱姓。鵬飛長到19歲，知道生母情形，決心去尋找，找了三年才見到。這時朱家正患流行病，鵬飛把母親接到家中，奉養一個時期又送回朱家，然後經常去探視，母親死後，每年帶領子孫去祭祀（《元史·李鵬飛傳》)。政府的態度同民間不一樣，變化了。明朝初年，進士王希曾再嫁的母親任氏死了，他請求守三年的喪，明太祖令臣下討論，禮部尚書李原名認為，『希曾之母既已失節』，不應當守製三年，隻服一年就夠了，明太祖同意了他的意見，王希曾的願望沒有實現（《續通典·禮典》、《明史·李原名傳》）。為出嫁母守孝觀念和製度的變化，顯示道學家的倫理觀越來越嚴重，越來越喪失人性，越來越不利於孤兒孀婦，說明封建製度更加反動。由於明清以來嚴重歧視再婚的婦女，子女不願意寡母再嫁，而從行動上加以阻撓，及至母親再婚了，覺得受人歧視，因而對母親有看法，不親近。這樣輕視再嫁母親的思想流傳開來，很難消除，時至今日，不少青年反對父母再婚，手段惡劣，乃至迫使業已再婚的分離，造成老人晚年的不幸。從這個現實看，這些人的行為和思想遠不及好幾百年以前的範仲淹等人，不能不說其行為不當，思想陳腐。
範仲淹與朱氏兄弟一同讀書，考中明經科的學究科，繼父和異姓兄弟待他一定不錯。範仲淹長大，知道自己的身世，感謝母親的撫養，拜別朱家，外出求學，考中進士，當了廣德軍司理參軍，於是迎接母親到家中奉養，恢復自家姓氏，用了後來通行的名字。範仲淹對待母親很孝順，母親故世，辭官守喪。他經常回憶母親生前的情況，因她在世時家庭經濟不寬裕。後來雖然富貴了，但不願奢侈。不來客人，家裏不吃肉，妻子的衣食，以溫飽為滿足。可是對待親友卻樂於幫助。他捐田建設範氏義莊，贍養同宗族的親人（《宋史·範仲淹傳》）。
杜衍有一段父死母嫁的痛苦生活。杜衍是山陰人，父親杜遂良官尚書度支員外郎。他是遺腹子，母親改嫁河陽錢姓，他從小跟祖父生活。長到十五六歲，同母的兩個哥哥以為杜衍的母親改嫁，一定把財物帶到新夫家去了，向杜衍要錢財，杜衍哪有金錢來應付，被哥哥用劍砍傷腦袋，不得已到河陽投奔母親。但錢姓繼父不同於寧適的繼父任布，根本不願收留他，他隻好在外流浪，後來得人資助才讀書中進士（司馬光《涑水記聞》卷十）。
宋仁宗張貴妃之父張堯封，進士，任石州推官，早死，遺下妻子錢氏、女兒(張貴妃)和庶子化基。錢氏要求張氏族人幫助，遭到拒絕，錢氏無法生活，把女兒賣給齊國大長公主家為歌舞伎，自己改嫁蹇氏，生子守和。公主家把張貴妃送進宮中，由仙韶部宮人賈氏教養，當仁宗在皇後宮中飲酒時，張貴妃以俳優演奏，被仁宗賞識，以後大受寵愛，封貴妃，乃父被追封為清河郡王，錢氏受封為齊國夫人，張貴妃兄化基、異父同母弟蹇守和，均得官(《涑水記聞》卷八、《宋史·張貴妃傳》）。這是孤兒寡母陷於卑賤生活，因偶然機會而得皇帝恩賞，生活從地下升到天上的。
王博文，曹州濟陰人，祖父王諫曾任兩京作坊副使。
他幼年喪父，母親張氏改嫁韓姓。博文好學，中進士，歷官地方上的知州、轉運使和中央的殿中侍禦史。他認為『子無絕母禮』，母親雖改嫁離去，並不妨礙向朝廷給她請封號。母親死時，他正在做開封府判官，認為應當像對待沒有再嫁的母親一樣，給她服喪，於是向政府請求，解官持服，獲準後守喪，除服了才又出來做官（《宋史·王博文傳》）。
類似王博文為改嫁母守孝的還有一個郭稹。郭稹年幼喪父，母親邊氏改嫁王姓，生有兒子。郭稹中進士，『學問通博』，『文思敏贍』，官刑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母邊氏死，要求解官服喪。禮官宋祁認為郭稹的服喪是過分行為，因為邊氏到王家生有兒子，已有人給她戴孝，而郭稹沒有叔伯兄弟，郭家靠他一人承祠，不應當為出嫁母守孝了。宋仁宗就此事令群臣議奏，侍禦史劉夔認為若兒子不為出嫁母親守喪，則是他們間的關係如同道路上不相認識的人，『則必虧損名教，上玷孝治』，因此應當同意他的要求。仁宗最後也準許郭稹解職，以實現他的守孝意願（《宋史·禮誌》、《宋史·郭稹傳》）。
這些孤兒寡母間的相互關係和生活實踐，使我們有一個鮮明的感覺，即兒女對寡母的改嫁，通情達理，毫無怨恨，愛護尊重，生養死葬，惟恐不得盡意，惟恐老人心情不舒暢。這些兒女，多是讀書人，中進士，為官作宦，有的至參知政事，有的是貴妃。他們絲毫不以母親改嫁為恥，卻以迎養再嫁母為應盡的義務，為人子之道。『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束縛寡婦的思想他們是沒有的，事實上也是不承認的。母子、母女的關係，是天然的關係，是任何情況下也改不了的，也得承認的。劉湜、範仲淹、杜衍、張貴妃、王博文、郭稹等人對改嫁母的態度是合於人性的。他們體貼母親的苦衷，諒解她不守寡的處境和原因，反而產生使她們晚年幸福的強烈願望，在條件許可時加以實現。事實表明，『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觀念在北宋還沒有什麽市場，待到南宋逐漸成為人們的行動準則之後，社會對於寡婦的壓迫更重了，實際上這對孤兒也不利，也是他們的災難。
隨著『失節事大』觀念的流行，對於為再嫁母的守孝製度，朝廷和民間產生了不同的態度。民間尊重出嫁母的大有人在，元代池州人李鵬飛，生母姚氏是妾，受正妻欺淩，出嫁蘄州羅田朱姓。鵬飛長到19歲，知道生母情形，決心去尋找，找了三年才見到。這時朱家正患流行病，鵬飛把母親接到家中，奉養一個時期又送回朱家，然後經常去探視，母親死後，每年帶領子孫去祭祀（《元史·李鵬飛傳》)。政府的態度同民間不一樣，變化了。明朝初年，進士王希曾再嫁的母親任氏死了，他請求守三年的喪，明太祖令臣下討論，禮部尚書李原名認為，『希曾之母既已失節』，不應當守製三年，隻服一年就夠了，明太祖同意了他的意見，王希曾的願望沒有實現（《續通典·禮典》、《明史·李原名傳》）。為出嫁母守孝觀念和製度的變化，顯示道學家的倫理觀越來越嚴重，越來越喪失人性，越來越不利於孤兒孀婦，說明封建製度更加反動。由於明清以來嚴重歧視再婚的婦女，子女不願意寡母再嫁，而從行動上加以阻撓，及至母親再婚了，覺得受人歧視，因而對母親有看法，不親近。這樣輕視再嫁母親的思想流傳開來，很難消除，時至今日，不少青年反對父母再婚，手段惡劣，乃至迫使業已再婚的分離，造成老人晚年的不幸。從這個現實看，這些人的行為和思想遠不及好幾百年以前的範仲淹等人，不能不說其行為不當，思想陳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