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口之家應是父子分離後的家庭，其成員為丈夫、妻子和他們的未成年的兒女，間有未成年的弟或妹，基本上是兩代人，其中以夫妻為家庭的主體，丈夫是家庭的主宰。這類家庭也可能有鰥父，或寡母，從而組成三代家庭，但仍以第二代夫婦為家庭主體，第二代男性為實際家長。這種家庭排斥已婚的兄弟在一起，歷朝政府所表彰的『三世同財』，主要是兄弟同居共爨（cuàn），那是另一類型的家庭。
八口之家基本上是三代人，若第二代有兄弟妯娌，第一代男性在，則為家長，主體仍在第二代。喪失父母，兄弟妯娌很少在一起的，這樣的八口之家罕見。下麵我們將有機會說到一些事例，這裏不贅。
五口之家，八口之家，在成員多寡、家長等方麵有區別，以壯年夫婦為主幹則是共同的。它們的成員數額差別不大，血統上不過兩三代，到四代的甚少。五口之家是小家庭，八口之家是中小型家庭，與五口之家接近，之所以不稱為大家庭，因為還有『百口之家』的真正大家庭存在。
歷史上不乏百口之家，或自稱，或被人稱為『百口之家』的家庭，多是貴族、官僚之家。成員包括三代以上的血緣親屬，其中至少在一代人中有兄弟妯娌成分。如以四世同堂來說，第一代可能沒有兄弟、妯娌，第二代、三代必然會有。這個家庭不僅有男女主人，還有男女奴僕，還會有寄食的姻親，所以又說是『尊卑百口』。它的家長，在貴胄之家是有爵位的人，在百官之家，一般是官職高的長輩，在這裏官職重要，但不是絕對的。如北宋初年，王溥官至宰相，其父王祚雖隻做過刺史、防禦使，但家庭中仍以王祚為主，百官到王府拜見宰相王溥，王祚每每作主人招待客人，坐主人席，王溥在左右侍候，客人哪能安心，每當王溥讓酒，客人離席告罪，可是王祚卻說：這是小東漢庖廚石刻像犬，諸位請不要起身，安心受他的敬酒（《宋史·王溥傳》）。尊為宰相的王溥在家中不是家長。百口之家是大家庭，它與宗族同爨的還有所不同。民間幾世同居的，成員可以多到幾十幾百，歷史上不稱它為『百口之家』，以別於貴胄官僚家庭。這種同宗義居，也是大家庭，不過更確切地說應是宗族家庭。
概括起來，秦漢以來的古代家庭，有三種類型。一是小家庭，以一夫一妻為主幹；二是中小型家庭，以有父母、子媳共居為特徵的人口不是很多的家庭；三是貴族官僚的大家庭，少量存在的宗族家庭是大家庭的變形。小型和中小型家庭的數量遠遠多於大家庭，而小家庭比中小型家庭還要發達。
何以小家庭、中小型家庭多?這與家內矛盾的發展有關係。在家庭中，家長是主宰，家庭財產為他所有，子女是他的財產，甚至妻子也是，他支配家庭經濟，督率子弟經營生產，子弟的收入交家長，而家屬不能隨便動用家庭財產。家長對子女有處罰權，送審權，有時候還有殺子權。
子孫要盡孝，以家長的意誌為意誌，是非為是非。這樣在家庭內部分為管製與被管製兩種人，兩者不可避免地要發生衝突，要出現家屬反對家長的鬥爭，所以歷史上家內不和是常見現象。
漢宣帝元康年間(公元前65～前62年)，有一年統計，民間子弟殺死父兄、妻子殺害丈夫的，共有222人。這一年宣帝和後將軍趙充國商議攻打匈奴，丞相魏相表示反對，理由之一是民間不穩定，論據就是上述兇殺案，他認為不是『小變』，應高度注意，把整理內部當作急務，而不應忙著攻打匈奴(《漢書·魏相傳》）。政府把事情看得那麽嚴重，一點也不過分，沒有激烈的衝突，父子夫妻下不了手自相殘殺。
南北朝時期，南陽有個富翁死了，『諸子爭財，兄遂殺弟』（《顏之推《顏氏家訓·治家》)。如果這個富人生前給兒子們分了家，倒不至於有分財矛盾，以至骨肉相殘。蕭梁有個中書舍人，待家人極嚴刻，妻妾被迫買通了刺客，乘他醉時把他殺了（同上）。南宋朱熹在一份奏劄裏說，他見近年判的案子，對『以妻殺夫』，『以族子殺族父』，『以地客殺地主』，都處刑過輕，不要償命，隻是流放，這就犯了失出的錯誤（《朱子大全·戊申延和奏劄一》）可見當時妻子殺丈夫的事情不少。
家人相殺，是家內矛盾嚴重的表現，大多數是家屬對家長來的。家屬之間也有不少矛盾，如婆媳、妯娌、姑嫂之間經常會有齟齬。後娘與前妻之子、前夫兒子與後夫兒子之間也有隔閡。後娘對前妻子女視之如己出的，雖不乏其人，但虐待的也多，所以社會上對後娘往往沒有好看法，後娘也覺得難於做人。如唐代崔衍少年時受繼母李氏虐待，他的父親左丞崔倫出使吐蕃，崔衍也當了富平尉，崔倫出使歸來，李氏故意穿破衣裳，等到丈夫問原因，說崔衍不給她衣著飲食，崔倫信以為真，責打兒子，還是崔衍的叔父崔殷說明真相，才使他父親明白過來。崔衍在父親死後，對李氏及異母弟崔合卻很好，崔合借債，總替他償還，以至官做到刺史，而『妻子衣食無所餘』（《舊唐書·崔衍傳》)。這是一好一壞才沒有激化矛盾。家庭規模大，人際關係複雜，衝突就多，甚至於激化，有的人為理好家，過好日子，不願意要大家庭，小家庭必然會增多。
嘉峪關魏晉墓壁畫中的上食婦女家庭析居的積極者是誰呢?首先不是家長，其次不是母親，而是兒子夫婦，兄弟夫婦，尤以婦女為主。如東漢陳留人李充家庭，李充已娶妻，母親健在，兄弟六人，他是弟弟，想來還有嫂子。家裏很窮，衣服不能每人備辦，隻能輪著穿。他的妻子私下跟他說：家裏窮成這個樣子，也維持不下去，我有私房錢，我們不如要求分開來過，解決我們的生活問題。李充假意答應，說要請客分家，妻子高高興興地辦了酒席。客人到齊了，李充跪在母親麵前說：媳婦不懂道理，叫我和母親、哥哥分開過，這樣的妻子我不能要了，說著就把妻子休回娘家。這個家當然沒有分，李充成了有義行的人，可是主動要求分離的妻子卻遭了罪。東漢汝南召陽人繆肜，兄弟四人，各娶妻子，他是老大，兄弟們年幼時就死去父母，他是家長。幾個弟媳要求析產，妯娌之間也經常吵嘴。繆肜不知怎樣才能維持這個家庭，一天把門關上，自打自責：『繆肜，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弟和弟妹們見長兄如此難過，不敢再要求分家了（《後漢書·獨行傳》)。到隋末，饒陽人劉君長的反對分家跟前述李充如同是一個模子出來的。他有一個累代共財的家庭，時值農民戰爭的混亂時期，缺少糧食，他的妻子想分家，要想說服丈夫，就把院裏各個樹上的雛鳥放到一個窠裏，這樣諸鳥爭鬥鳴叫，她說：現在天下大亂，禽鳥都不能相容，何況人呢，還是分家吧。劉君長聽了妻子的話，分出來單獨過活。一個月後，他覺得不對勁，指責妻子是『破家賊』，趕出家門，又同堂兄弟們一起生活去了（《舊唐書·劉君長傳》)。元代遼陽人郭全是老大，兄弟五人，各有妻室，他的弟弟、弟妹全都要求分家，他不會做繆肜那樣感動人的事，隻好分家了（《元史·郭全傳》）。上述事實說明，處於兒媳、弟媳地位的婦女是分家的重要推動力。
八口之家基本上是三代人，若第二代有兄弟妯娌，第一代男性在，則為家長，主體仍在第二代。喪失父母，兄弟妯娌很少在一起的，這樣的八口之家罕見。下麵我們將有機會說到一些事例，這裏不贅。
五口之家，八口之家，在成員多寡、家長等方麵有區別，以壯年夫婦為主幹則是共同的。它們的成員數額差別不大，血統上不過兩三代，到四代的甚少。五口之家是小家庭，八口之家是中小型家庭，與五口之家接近，之所以不稱為大家庭，因為還有『百口之家』的真正大家庭存在。
歷史上不乏百口之家，或自稱，或被人稱為『百口之家』的家庭，多是貴族、官僚之家。成員包括三代以上的血緣親屬，其中至少在一代人中有兄弟妯娌成分。如以四世同堂來說，第一代可能沒有兄弟、妯娌，第二代、三代必然會有。這個家庭不僅有男女主人，還有男女奴僕，還會有寄食的姻親，所以又說是『尊卑百口』。它的家長，在貴胄之家是有爵位的人，在百官之家，一般是官職高的長輩，在這裏官職重要，但不是絕對的。如北宋初年，王溥官至宰相，其父王祚雖隻做過刺史、防禦使，但家庭中仍以王祚為主，百官到王府拜見宰相王溥，王祚每每作主人招待客人，坐主人席，王溥在左右侍候，客人哪能安心，每當王溥讓酒，客人離席告罪，可是王祚卻說：這是小東漢庖廚石刻像犬，諸位請不要起身，安心受他的敬酒（《宋史·王溥傳》）。尊為宰相的王溥在家中不是家長。百口之家是大家庭，它與宗族同爨的還有所不同。民間幾世同居的，成員可以多到幾十幾百，歷史上不稱它為『百口之家』，以別於貴胄官僚家庭。這種同宗義居，也是大家庭，不過更確切地說應是宗族家庭。
概括起來，秦漢以來的古代家庭，有三種類型。一是小家庭，以一夫一妻為主幹；二是中小型家庭，以有父母、子媳共居為特徵的人口不是很多的家庭；三是貴族官僚的大家庭，少量存在的宗族家庭是大家庭的變形。小型和中小型家庭的數量遠遠多於大家庭，而小家庭比中小型家庭還要發達。
何以小家庭、中小型家庭多?這與家內矛盾的發展有關係。在家庭中，家長是主宰，家庭財產為他所有，子女是他的財產，甚至妻子也是，他支配家庭經濟，督率子弟經營生產，子弟的收入交家長，而家屬不能隨便動用家庭財產。家長對子女有處罰權，送審權，有時候還有殺子權。
子孫要盡孝，以家長的意誌為意誌，是非為是非。這樣在家庭內部分為管製與被管製兩種人，兩者不可避免地要發生衝突，要出現家屬反對家長的鬥爭，所以歷史上家內不和是常見現象。
漢宣帝元康年間(公元前65～前62年)，有一年統計，民間子弟殺死父兄、妻子殺害丈夫的，共有222人。這一年宣帝和後將軍趙充國商議攻打匈奴，丞相魏相表示反對，理由之一是民間不穩定，論據就是上述兇殺案，他認為不是『小變』，應高度注意，把整理內部當作急務，而不應忙著攻打匈奴(《漢書·魏相傳》）。政府把事情看得那麽嚴重，一點也不過分，沒有激烈的衝突，父子夫妻下不了手自相殘殺。
南北朝時期，南陽有個富翁死了，『諸子爭財，兄遂殺弟』（《顏之推《顏氏家訓·治家》)。如果這個富人生前給兒子們分了家，倒不至於有分財矛盾，以至骨肉相殘。蕭梁有個中書舍人，待家人極嚴刻，妻妾被迫買通了刺客，乘他醉時把他殺了（同上）。南宋朱熹在一份奏劄裏說，他見近年判的案子，對『以妻殺夫』，『以族子殺族父』，『以地客殺地主』，都處刑過輕，不要償命，隻是流放，這就犯了失出的錯誤（《朱子大全·戊申延和奏劄一》）可見當時妻子殺丈夫的事情不少。
家人相殺，是家內矛盾嚴重的表現，大多數是家屬對家長來的。家屬之間也有不少矛盾，如婆媳、妯娌、姑嫂之間經常會有齟齬。後娘與前妻之子、前夫兒子與後夫兒子之間也有隔閡。後娘對前妻子女視之如己出的，雖不乏其人，但虐待的也多，所以社會上對後娘往往沒有好看法，後娘也覺得難於做人。如唐代崔衍少年時受繼母李氏虐待，他的父親左丞崔倫出使吐蕃，崔衍也當了富平尉，崔倫出使歸來，李氏故意穿破衣裳，等到丈夫問原因，說崔衍不給她衣著飲食，崔倫信以為真，責打兒子，還是崔衍的叔父崔殷說明真相，才使他父親明白過來。崔衍在父親死後，對李氏及異母弟崔合卻很好，崔合借債，總替他償還，以至官做到刺史，而『妻子衣食無所餘』（《舊唐書·崔衍傳》)。這是一好一壞才沒有激化矛盾。家庭規模大，人際關係複雜，衝突就多，甚至於激化，有的人為理好家，過好日子，不願意要大家庭，小家庭必然會增多。
嘉峪關魏晉墓壁畫中的上食婦女家庭析居的積極者是誰呢?首先不是家長，其次不是母親，而是兒子夫婦，兄弟夫婦，尤以婦女為主。如東漢陳留人李充家庭，李充已娶妻，母親健在，兄弟六人，他是弟弟，想來還有嫂子。家裏很窮，衣服不能每人備辦，隻能輪著穿。他的妻子私下跟他說：家裏窮成這個樣子，也維持不下去，我有私房錢，我們不如要求分開來過，解決我們的生活問題。李充假意答應，說要請客分家，妻子高高興興地辦了酒席。客人到齊了，李充跪在母親麵前說：媳婦不懂道理，叫我和母親、哥哥分開過，這樣的妻子我不能要了，說著就把妻子休回娘家。這個家當然沒有分，李充成了有義行的人，可是主動要求分離的妻子卻遭了罪。東漢汝南召陽人繆肜，兄弟四人，各娶妻子，他是老大，兄弟們年幼時就死去父母，他是家長。幾個弟媳要求析產，妯娌之間也經常吵嘴。繆肜不知怎樣才能維持這個家庭，一天把門關上，自打自責：『繆肜，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弟和弟妹們見長兄如此難過，不敢再要求分家了（《後漢書·獨行傳》)。到隋末，饒陽人劉君長的反對分家跟前述李充如同是一個模子出來的。他有一個累代共財的家庭，時值農民戰爭的混亂時期，缺少糧食，他的妻子想分家，要想說服丈夫，就把院裏各個樹上的雛鳥放到一個窠裏，這樣諸鳥爭鬥鳴叫，她說：現在天下大亂，禽鳥都不能相容，何況人呢，還是分家吧。劉君長聽了妻子的話，分出來單獨過活。一個月後，他覺得不對勁，指責妻子是『破家賊』，趕出家門，又同堂兄弟們一起生活去了（《舊唐書·劉君長傳》)。元代遼陽人郭全是老大，兄弟五人，各有妻室，他的弟弟、弟妹全都要求分家，他不會做繆肜那樣感動人的事，隻好分家了（《元史·郭全傳》）。上述事實說明，處於兒媳、弟媳地位的婦女是分家的重要推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