苛政猛於虎，他就是打虎的英雄。
十三、孤絕者高處越發不勝寒
【當政者為何要與文化為敵】
張居正有句名言：“創始之事似難實易，振蠱之道似易而實難。”（《京師重建貢院記》）
非親身參與除弊興利者，很難有這樣的沉重之慨。
朱老皇帝打天下、坐天下，前朝權貴已經一掃而空。他的左右也無非販夫走卒、鄉間塾師之類，本無特權可以維護。新製度的建立，無傷他們一根毫毛，所以幾乎沒有阻力。
然而張居正的改革，卻屢次觸犯了權貴的利益。這些人，必然要以“多事”而肆意阻撓。
在張居正執政期間，帝國的國家機構試圖站在“中間立場”，平衡權貴階級與貧民之間的利益衝突。
這樣的角色不好扮演。
另外，張居正也並不是個完人，他也有私利、也有執政失誤，也有倒行逆施。這些，都必然會授人以柄。
因此，在他執政期間並不都是頌歌盈耳，反倒是常有“浮言四起”，平地裏陡起一場又一場政壇風波。
張居正在改革中的唯一“逆行”，在這裏應當特別說說，那就是文化專製。
本書在前麵說過，張居正崇尚實學，對嘉隆以來的空談學風頗有不滿，認為“比來士習人情，漸落晚宋窠臼”（《答少司馬楊二由》）。加之當時有些生員包攬訴訟，挾製官府，欺淩百姓，儼然成為“學霸”。為此，張居正曾製定了18條規章，嚴厲整頓學政。
打擊學霸，製止生員幹政，自然是沒有話說。但規定中有一條，是“不許別創書院，群聚徒黨”。
這一條煞是厲害。
萬曆七年正月，有詔下，令毀天下書院。當年，共毀天下書院64處。
這當然是鉗製言路，引起了許多士人不滿，而且直接激發出一樁何心隱事件。
這個事件的主角何心隱，原名梁汝元，字夫山，江西永豐（明代屬吉安州）人。後更名為何心隱。他以諸生的身份，放言時政，品評學術，其思想富於烏托邦色彩。在家鄉倡建“聚和堂”，以族長身份打理本族事務，延請塾師教育本族子弟。全族的婚喪賦役，一律互助，並且想把這種“大同”模式推向全國。他認為這才符合《大學》裏的先齊家、後治國原理。
他蔑視君臣、父子、夫婦等所謂萬世倫理，認為它們都不如朋友這一倫。
他還非常熱衷於政治。據說嘉靖年間藍道行智逐嚴嵩，就是聽從了他的密計，人謂“以計去宰相”。後來的宰輔均對他有所忌憚——這是個翻天覆地手啊。
張居正禁講學後，何心隱撰長文《原學原講》予以駁斥，並且還擬伏闋告狀，要與張首輔辯論一番。
禁學令下，他視若無物，仍在湖北孝感聚眾講學。他還倡導建立獨特的公社式團體，名之曰“會”，提倡在會中“老者相與以安，朋友行與以信，少者相與以懷”。因為搞這一套，他難免被一些人目為“妖人”與“狂狷”。
張居正早就認識這個特異人物。
在任國子監司業時，張居正曾在當時的禦史耿定向處偶遇何心隱。何非常突兀地問他：“張公您執掌太學，可知道太學之道麽？”張居正博學，卻對這個“太學之道”聞所未聞，知道這是胡扯，便瞪著何心隱，沒有好氣地說：“你時時都想飛，卻是飛不起來吧！”（《明儒學案》）
張居正走後，何心隱大感沮喪，對耿定向道：“此人能操天下柄。”又說，“你記著，此人必殺我！”
何心隱以布衣倡道，且極端狂熱，這對當時處於疾苦之中的民眾，不妨說也是一種安慰。張居正卻對他不能容忍，授意湖北巡撫陳瑞將其逮捕入獄。陳瑞調走後，王之垣繼任，於萬曆七年九月，殺何心隱於獄中。史書上說是“拷死”或“斃之獄”，也就是活活打死的。
何心隱一死，名聲反而越響亮。當時著名的思想家李贄寫了一篇長文悼念他，稱“人莫不畏死，公獨不畏死”，“武昌上下，人幾萬數，無一人識公者，然無不知公之為冤也”。他高度讚美何心隱“斯道之在人心，真如日月之不可覆蓋矣”。還說，大眾雖然深信張居正“有大功於社稷，亦猶然以此舉為非是”（《焚書》）。因為耿定向未能援救何心隱，李贄遂憤然與之斷交。
晚明的書院，雖不免有空談的毛病，但卻是清流所在，保留的是文化一脈。張居正想靠高壓手段來禁絕，不可能有長期效果。他身死名毀後不久，各地書院便紛紛復燃，最終匯成了明末的清流大潮。
張居正的新政因觸及了利益集團，且力度甚大，遭到頑強抵製並不足怪。另一方麵，自執政後，與太後、馮保相安無事，小皇帝更是在其卵翼之下，在沒有權力製衡之後，人性中惡的一麵也十分易於滋長。他素有剛愎自用的特點，此時就更為獨斷專行。這也引起了一些言官的不滿。從萬曆三年起，彈劾張居正的風波便先後不絕。
第一個跳出來挑戰的，是南京戶科給事中餘懋學。萬曆二年五月，翰林院有白燕，內閣有碧蓮早開，張居正以祥瑞呈獻給皇帝。馮保則不以為然，對張居正說：“主上幼年，不可用異物讓他有玩物喪誌之心。”
十三、孤絕者高處越發不勝寒
【當政者為何要與文化為敵】
張居正有句名言：“創始之事似難實易，振蠱之道似易而實難。”（《京師重建貢院記》）
非親身參與除弊興利者，很難有這樣的沉重之慨。
朱老皇帝打天下、坐天下，前朝權貴已經一掃而空。他的左右也無非販夫走卒、鄉間塾師之類，本無特權可以維護。新製度的建立，無傷他們一根毫毛，所以幾乎沒有阻力。
然而張居正的改革，卻屢次觸犯了權貴的利益。這些人，必然要以“多事”而肆意阻撓。
在張居正執政期間，帝國的國家機構試圖站在“中間立場”，平衡權貴階級與貧民之間的利益衝突。
這樣的角色不好扮演。
另外，張居正也並不是個完人，他也有私利、也有執政失誤，也有倒行逆施。這些，都必然會授人以柄。
因此，在他執政期間並不都是頌歌盈耳，反倒是常有“浮言四起”，平地裏陡起一場又一場政壇風波。
張居正在改革中的唯一“逆行”，在這裏應當特別說說，那就是文化專製。
本書在前麵說過，張居正崇尚實學，對嘉隆以來的空談學風頗有不滿，認為“比來士習人情，漸落晚宋窠臼”（《答少司馬楊二由》）。加之當時有些生員包攬訴訟，挾製官府，欺淩百姓，儼然成為“學霸”。為此，張居正曾製定了18條規章，嚴厲整頓學政。
打擊學霸，製止生員幹政，自然是沒有話說。但規定中有一條，是“不許別創書院，群聚徒黨”。
這一條煞是厲害。
萬曆七年正月，有詔下，令毀天下書院。當年，共毀天下書院64處。
這當然是鉗製言路，引起了許多士人不滿，而且直接激發出一樁何心隱事件。
這個事件的主角何心隱，原名梁汝元，字夫山，江西永豐（明代屬吉安州）人。後更名為何心隱。他以諸生的身份，放言時政，品評學術，其思想富於烏托邦色彩。在家鄉倡建“聚和堂”，以族長身份打理本族事務，延請塾師教育本族子弟。全族的婚喪賦役，一律互助，並且想把這種“大同”模式推向全國。他認為這才符合《大學》裏的先齊家、後治國原理。
他蔑視君臣、父子、夫婦等所謂萬世倫理，認為它們都不如朋友這一倫。
他還非常熱衷於政治。據說嘉靖年間藍道行智逐嚴嵩，就是聽從了他的密計，人謂“以計去宰相”。後來的宰輔均對他有所忌憚——這是個翻天覆地手啊。
張居正禁講學後，何心隱撰長文《原學原講》予以駁斥，並且還擬伏闋告狀，要與張首輔辯論一番。
禁學令下，他視若無物，仍在湖北孝感聚眾講學。他還倡導建立獨特的公社式團體，名之曰“會”，提倡在會中“老者相與以安，朋友行與以信，少者相與以懷”。因為搞這一套，他難免被一些人目為“妖人”與“狂狷”。
張居正早就認識這個特異人物。
在任國子監司業時，張居正曾在當時的禦史耿定向處偶遇何心隱。何非常突兀地問他：“張公您執掌太學，可知道太學之道麽？”張居正博學，卻對這個“太學之道”聞所未聞，知道這是胡扯，便瞪著何心隱，沒有好氣地說：“你時時都想飛，卻是飛不起來吧！”（《明儒學案》）
張居正走後，何心隱大感沮喪，對耿定向道：“此人能操天下柄。”又說，“你記著，此人必殺我！”
何心隱以布衣倡道，且極端狂熱，這對當時處於疾苦之中的民眾，不妨說也是一種安慰。張居正卻對他不能容忍，授意湖北巡撫陳瑞將其逮捕入獄。陳瑞調走後，王之垣繼任，於萬曆七年九月，殺何心隱於獄中。史書上說是“拷死”或“斃之獄”，也就是活活打死的。
何心隱一死，名聲反而越響亮。當時著名的思想家李贄寫了一篇長文悼念他，稱“人莫不畏死，公獨不畏死”，“武昌上下，人幾萬數，無一人識公者，然無不知公之為冤也”。他高度讚美何心隱“斯道之在人心，真如日月之不可覆蓋矣”。還說，大眾雖然深信張居正“有大功於社稷，亦猶然以此舉為非是”（《焚書》）。因為耿定向未能援救何心隱，李贄遂憤然與之斷交。
晚明的書院，雖不免有空談的毛病，但卻是清流所在，保留的是文化一脈。張居正想靠高壓手段來禁絕，不可能有長期效果。他身死名毀後不久，各地書院便紛紛復燃，最終匯成了明末的清流大潮。
張居正的新政因觸及了利益集團，且力度甚大，遭到頑強抵製並不足怪。另一方麵，自執政後，與太後、馮保相安無事，小皇帝更是在其卵翼之下，在沒有權力製衡之後，人性中惡的一麵也十分易於滋長。他素有剛愎自用的特點，此時就更為獨斷專行。這也引起了一些言官的不滿。從萬曆三年起，彈劾張居正的風波便先後不絕。
第一個跳出來挑戰的，是南京戶科給事中餘懋學。萬曆二年五月，翰林院有白燕，內閣有碧蓮早開，張居正以祥瑞呈獻給皇帝。馮保則不以為然，對張居正說：“主上幼年，不可用異物讓他有玩物喪誌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