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萬曆九年，清丈大功告成。張居正認為，帝國的家底既然已經摸清，全麵改革賦稅製度的時機也就成熟了。於是，他下令在全國推廣著名的“一條鞭法”（也稱“條編法”）。 “一條鞭法”這個概念，現在已和張居正的名字緊緊掛勾，其實這並不是他本人的發明。他的功績，就在於將其推廣到了全國，解決了大明賦稅製度上的頑症。 這麽大個帝國，全靠稅收養著；稅收製度要是長了瘤子，帝國肯定要患營養不良症。 大明帝國的賦稅，分為田賦與徭役兩大部分。田賦製度的改革，在嘉靖時期已經實行，基本趨於合理。現在的問題在於徭役。 作為向國家納稅的一種方式，大明的百姓都要服勞役。以裏甲為單位進行攤派。裏甲就相當於現在的居民組，110戶為一裏，下轄十甲，一甲含10戶。擔任裏長的，是其中田多丁多的十戶。每年由一名裏長率一甲服役。服役又分為正役和雜役兩種。正役是替政府催征、解送糧錢，傳達法令這類事。雜役是給官府和官員提供服務，包括門子、廚役、膳夫、獄卒、馬夫、水手、腳夫等等，無所不包。 這裏麵的問題在於，由於江南一帶徵發稅糧的任務太繁重，裏甲原先的每十年輪一次正役，漸漸變成了每一年輪三役，百姓不堪其苦。雜役方麵也有問題，因為是按丁攤派，官紳可以免二丁至三十丁的雜役，這麽一來，負擔全壓到了那些無田而靠勞動力謀生的百姓身上。 有權有勢的，可以免稅免役；無權無勢的，負擔反而越背越多。 於是富的就越富，窮的當然也就越窮。 誰說蒼天有眼？哪有？ 孔聖人隻說過一句真理：“苛政猛於虎”！
在苛政之下，彼為刀俎，此為魚肉，何來“民為貴”？
不過，在大明的官員中還是有正直的，並未被“利益”的豬油蒙住了心。從嘉靖初年起，就有人不斷對這種“不均”提出抗議。 徐階執政後，畢竟是老成謀國，知道這問題的利害，便有意改革賦稅製度的弊端，他大力支持巡撫龐尚鵬在浙江推廣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是個什麽東西？好處在哪裏？如何就能便民？ 簡言之： 一，就是勞役折銀，老百姓交錢頂勞役，謂之“丁銀”，官府拿這個錢另外僱人應差。同時增加有田戶的丁銀，減少無田戶的丁銀，使賦役有所均平。 二、將差役與田賦“合編”在一起，簡化了手續，減少了官吏與鄉紳從中作弊的機會。 三、將田賦中的大部分實物納稅變為貨幣納稅，也就是“田賦折銀”。把糧賣了再交錢，促進貨幣流通，有助於刺激當時的商品經濟。
其中最關鍵的，是徵稅由“度人而稅”，變成了“度地而稅”，達到了“輕重通融，苦樂適均”，不再是富人歡樂、窮人愁了。 隆慶三年，海瑞在南直隸也開始推廣一條鞭法。次年，江西緊接著跟進。兩地效果都不錯，“從此役無偏累，人始知有種田之利”；江南一帶“田不荒蕪，人不逃竄，錢糧不拖欠”（《天下郡國利病書》）。 看來農民種田養不活自己，很少是因為種糧種菜賣不出錢的，關鍵就是徵稅太重。 這道理，有人不知道，有人知道了也不說。 徐階時代，推行一條鞭法的阻力極大，有人說該法大有問題，建議廢除。徐階是個中庸的人，沒下令取消，也沒有再擴大推廣。 到萬曆初年，又有人舊話重提，說一條鞭法“害民”、“不便”。屁股決定腦袋定律，在此看得很清楚。張居正此時態度比較謹慎，他在觀察。 一直到萬曆五年，推行一條鞭法的地區沒有什麽“不便”。這一年，山東東阿知縣白棟也開始推行此法。這是第一次在北方實驗，反對者眾聲喧譁。張居正派人調查後，認為“法貴宜民，何分南北”。遂下了決心在全國範圍推廣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的實行，首先是小老百姓高興。人稱“蓋自條編之法行，而民始知有生之樂”。為政者一句話，就解民於水火之中，有如再生。百姓之草芥命運，真是令人感嘆。直至20年後，於慎行還說，他的家鄉東阿至今“邑民皆稱其便”（《與宋撫台論賦役書》）。 張居正死後，一條鞭法僥倖得以保留，並繼續擴大實行，到萬曆十五年，雲、貴、川、陝、晉諸省也已推廣，大明的賦稅製度徹底變了樣子。 瑞士經濟學家西斯蒙地(1773－1842)曰：“賦稅是公民換得享受的代價，所以不應該向得不到任何享受的人徵稅；就是說，永遠不能對納稅人維持生活所必須的那部分收入徵稅。”他還說：“徵稅辦法越使納稅人感到方便、且有能力繳付，則越是好稅。”（《政治經濟學新原理》） 一條鞭法就是好稅！ 它的實質是什麽，古人看得清楚——“徭役公平而無不均之嘆”（《明世宗實錄》）而已！隻有公平，隻有消滅了“不均”，人才有積極性搞生產，國家才因此有源源不斷的財政之“血”。 誰說古人沒有“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概念？此處就是一例。可嘆的是，有人就是看不得“平均”二字，以為一平均，一公平，效率就沒有了，就要拉了生產的後腿。 公平居然能影響創造財富的積極性？ 荒謬以真理之名而行啊…… ? ——真乃空前絕後！ 以往的“幹多幹少一個樣”，其實枉稱平均，那是一種“勞與酬不對等”的不平均。而錢多產業多的人多交稅，錢少無產業的人少交稅，這才是令人心服的“平均”。 張居正在經濟改革中，倡導“平均”，厲行“公平”，國家也為之大收其利。前有節流，後有開源，財政赤字化為烏有。史稱“太倉之粟可支數年，冏寺積金不下四百餘萬”（《國榷》）。 且張居正的改革成果，並未及身而止，而是惠及後世。萬曆時代由此成為大明王朝財政最富裕的幾十年。前無古人，而後無來者。 如若沒有張居正，大明的“豪強之兼併”必將很快就致帝國“失血”而亡，其“貧民之困”則又不知何日得解放了！ 其實，大明的賦稅改革早就勢在必行，然而誰來幹，誰能幹，誰想幹？嘉靖以來就無人能夠破冰。 此人要能總攬全局，無人可以掣肘。此人要有匡濟天下之心，不因私利而退。此人要天性穩健沉毅，不輕率冒進變改革為禍害。 天降大任於斯。 惟有張居正！
在苛政之下，彼為刀俎，此為魚肉，何來“民為貴”？
不過，在大明的官員中還是有正直的，並未被“利益”的豬油蒙住了心。從嘉靖初年起，就有人不斷對這種“不均”提出抗議。 徐階執政後，畢竟是老成謀國，知道這問題的利害，便有意改革賦稅製度的弊端，他大力支持巡撫龐尚鵬在浙江推廣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是個什麽東西？好處在哪裏？如何就能便民？ 簡言之： 一，就是勞役折銀，老百姓交錢頂勞役，謂之“丁銀”，官府拿這個錢另外僱人應差。同時增加有田戶的丁銀，減少無田戶的丁銀，使賦役有所均平。 二、將差役與田賦“合編”在一起，簡化了手續，減少了官吏與鄉紳從中作弊的機會。 三、將田賦中的大部分實物納稅變為貨幣納稅，也就是“田賦折銀”。把糧賣了再交錢，促進貨幣流通，有助於刺激當時的商品經濟。
其中最關鍵的，是徵稅由“度人而稅”，變成了“度地而稅”，達到了“輕重通融，苦樂適均”，不再是富人歡樂、窮人愁了。 隆慶三年，海瑞在南直隸也開始推廣一條鞭法。次年，江西緊接著跟進。兩地效果都不錯，“從此役無偏累，人始知有種田之利”；江南一帶“田不荒蕪，人不逃竄，錢糧不拖欠”（《天下郡國利病書》）。 看來農民種田養不活自己，很少是因為種糧種菜賣不出錢的，關鍵就是徵稅太重。 這道理，有人不知道，有人知道了也不說。 徐階時代，推行一條鞭法的阻力極大，有人說該法大有問題，建議廢除。徐階是個中庸的人，沒下令取消，也沒有再擴大推廣。 到萬曆初年，又有人舊話重提，說一條鞭法“害民”、“不便”。屁股決定腦袋定律，在此看得很清楚。張居正此時態度比較謹慎，他在觀察。 一直到萬曆五年，推行一條鞭法的地區沒有什麽“不便”。這一年，山東東阿知縣白棟也開始推行此法。這是第一次在北方實驗，反對者眾聲喧譁。張居正派人調查後，認為“法貴宜民，何分南北”。遂下了決心在全國範圍推廣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的實行，首先是小老百姓高興。人稱“蓋自條編之法行，而民始知有生之樂”。為政者一句話，就解民於水火之中，有如再生。百姓之草芥命運，真是令人感嘆。直至20年後，於慎行還說，他的家鄉東阿至今“邑民皆稱其便”（《與宋撫台論賦役書》）。 張居正死後，一條鞭法僥倖得以保留，並繼續擴大實行，到萬曆十五年，雲、貴、川、陝、晉諸省也已推廣，大明的賦稅製度徹底變了樣子。 瑞士經濟學家西斯蒙地(1773－1842)曰：“賦稅是公民換得享受的代價，所以不應該向得不到任何享受的人徵稅；就是說，永遠不能對納稅人維持生活所必須的那部分收入徵稅。”他還說：“徵稅辦法越使納稅人感到方便、且有能力繳付，則越是好稅。”（《政治經濟學新原理》） 一條鞭法就是好稅！ 它的實質是什麽，古人看得清楚——“徭役公平而無不均之嘆”（《明世宗實錄》）而已！隻有公平，隻有消滅了“不均”，人才有積極性搞生產，國家才因此有源源不斷的財政之“血”。 誰說古人沒有“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概念？此處就是一例。可嘆的是，有人就是看不得“平均”二字，以為一平均，一公平，效率就沒有了，就要拉了生產的後腿。 公平居然能影響創造財富的積極性？ 荒謬以真理之名而行啊…… ? ——真乃空前絕後！ 以往的“幹多幹少一個樣”，其實枉稱平均，那是一種“勞與酬不對等”的不平均。而錢多產業多的人多交稅，錢少無產業的人少交稅，這才是令人心服的“平均”。 張居正在經濟改革中，倡導“平均”，厲行“公平”，國家也為之大收其利。前有節流，後有開源，財政赤字化為烏有。史稱“太倉之粟可支數年，冏寺積金不下四百餘萬”（《國榷》）。 且張居正的改革成果，並未及身而止，而是惠及後世。萬曆時代由此成為大明王朝財政最富裕的幾十年。前無古人，而後無來者。 如若沒有張居正，大明的“豪強之兼併”必將很快就致帝國“失血”而亡，其“貧民之困”則又不知何日得解放了！ 其實，大明的賦稅改革早就勢在必行，然而誰來幹，誰能幹，誰想幹？嘉靖以來就無人能夠破冰。 此人要能總攬全局，無人可以掣肘。此人要有匡濟天下之心，不因私利而退。此人要天性穩健沉毅，不輕率冒進變改革為禍害。 天降大任於斯。 惟有張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