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政必貴身先”，張居正知道自己作為首輔舉足輕重，一舉一動都是人家的榜樣，所以他對自家人約束得很嚴。兩個兒子回鄉應試，是自僱車馬。他的老父張文明過生日，他打發僕人背著壽禮回鄉祝賀。弟弟有病需要回鄉調理，保定巡撫聽說後，把勘合送到門上。張居正給退了回去，說：“欲為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之。”（《答保定巡撫張滸東》）
經過一番雷厲風行的整頓，驛站負擔大為減輕，站銀需要量也跟著減少。這就意味著加給老百姓的攤派也減少了。據《國榷》裏麵的統計，從萬曆四年至萬曆十年四月，全國共減免站銀89.56萬餘兩，折米200萬石。僅京畿一帶驛站開支就省去80%。張居正對此很得意，說:“小民歡呼歌誦則不啻管弦之咈溢矣!”（《答應天巡撫論大政大典》）
是啊，好事自有百姓發自內心的歡呼，用不著天天自己抬自己。
大明的財政危機，還有一個原因，是宮廷消耗太大。國初朱老皇帝出身低微，尚能講究艱苦樸素。改建一座宮殿，他都要教訓大臣：“朕今所作，不事華飾，惟樸素堅固，可傳永久，使吾子孫守以為法。”（《明會要》）
可惜他這個傳統傳了沒兩代，到英宗時就開始奢靡，至嘉靖時登峰造極。宮廷的費用，最大的支出是造宮殿。武宗時，幹清宮失火，重建大概需要銀200萬兩，工部估計，要是向群眾攤派的話，最多刮上來20萬兩，所以提議借支內帑（皇帝的私房銀子）。武宗這個混小子哪裏捨得，隻叫工部自己想辦法。工部又不能生錢，就隻好加重攤派，鬧得“海內騷然”。
此外就是吃喝穿用，一大幫子人在皇宮裏，大部分東西都要靠民間供養。那時，向民間徵用食品、器具、燃料，叫“上供”；向老百姓購買物品叫“采造”，也叫“採辦”或“買辦”。成化年間，每年上供給光祿寺的雞鴨羊豬達12－16萬隻，果品、物料等年消耗126.8萬斤！
這皇家人也真是能吃啊。下麵的數字就更驚人：仁宗時，光祿寺的廚子有6300名，憲宗時增至7800名，武宗時達到9400名。什麽樣的國家能架得住這麽吃啊？政府財政困難，是因為吃給吃窮的，這也是我們的一大發明吧？
明代皇家的用度，錢從三個地方來，一是“太倉”，由戶部掌握的國庫；二是皇莊、皇店，皇家企業；三是直接從州縣拿，也就是“上供”和“采造”。前麵兩個渠道，財力都有限；後麵這一個，則是無限的，隻要有人活著，我就能搜刮。
上供不說了，白拿。這采造，也有貓膩。從表麵看是朝廷撥款，派官員到民間去買，實際是根本不按價值規律辦事。向商人強行攤派商品數額，壓價購買，所支付的錢有時不足市價的十分之一。“名稱買辦，無異白取”。有的名義上按市價收購，而支付的卻是一錢不值的“大明寶鈔”（成祖時期的紙幣），也等於白拿。搞得工商業者傾家蕩產。
這個買辦的過程，往往是宦官最容易撈錢的機會，所以歷朝宦官都願意鼓動皇帝買東西。張居正執政的當年，又有宦官崔敏建議買珠寶。張居正堅決壓住了。
他考慮到，奢靡之風，總是從皇家興起，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皇帝就得換換腦子。好在萬曆還小，孺子可教，於是他利用“帝師”的身份，不斷教育皇帝要省錢。
萬曆是個典型的“小時了了，大未必佳”的人物，當學生時還比較聽話。張居正、馮保和李太後都用“禮教”牢牢地限製住了他。因此他初期的用度還是比較節儉的。
所以古代的“禮教”這東西也不是完全不好，“吃人”是一方麵，“不許吃人”是另一方麵。不可一概而論。
完全的張揚天性，也未必就是進步。明朝中後期的皇帝，個個都“張揚天性”。其行為足資證明，完全沒有了“禮教”的製約，天性也就是獸性，沒有太大區別。
本書在前麵已經講過，張居正對小皇帝關於愛惜民力的灌輸，不遺餘力。
他的話，至今讀起來，仍震撼人心：“明主不應以天性所愛為樂趣，而應該以命運無常為恐懼。不應以天下來侍奉自己，而應以自己供天下馭使。”
俯首甘為孺子牛也。可惜，有幾個“明主”真能做到？
新政之初，張居正反覆對萬曆嘮叨的，是孔孟之道中唯一有價值的部分——“民為貴”。他說：“民常安樂而無患難”。國難，不是緣自外侮，而是出自“民不安”。還是那句話，“百姓安則邦本固，外侮可無患也”（《答保定巡撫孫立亭》）。
百姓是牛羊，吃草擠奶，根本用不著防。要防的是自己！
民力有限，自己的貪慾無度，總有一天這繩子要繃斷。
張居正教導萬曆，對秦始皇、隋煬帝之流，要“視其惡者，用以為戒，畏之如探湯”（《進帝鑒圖說疏》）。
像他們這樣的惡政，為何轟然倒地？因為“命之靡常”，因為天厭之，天厭之啊！
民固然無力，然而天行健，天道有常。
為政者，你不能不懼！
小萬曆可謂相當懂事，常為張老師的話“嗟嘆之久”。
經過一番雷厲風行的整頓，驛站負擔大為減輕，站銀需要量也跟著減少。這就意味著加給老百姓的攤派也減少了。據《國榷》裏麵的統計，從萬曆四年至萬曆十年四月，全國共減免站銀89.56萬餘兩，折米200萬石。僅京畿一帶驛站開支就省去80%。張居正對此很得意，說:“小民歡呼歌誦則不啻管弦之咈溢矣!”（《答應天巡撫論大政大典》）
是啊，好事自有百姓發自內心的歡呼，用不著天天自己抬自己。
大明的財政危機，還有一個原因，是宮廷消耗太大。國初朱老皇帝出身低微，尚能講究艱苦樸素。改建一座宮殿，他都要教訓大臣：“朕今所作，不事華飾，惟樸素堅固，可傳永久，使吾子孫守以為法。”（《明會要》）
可惜他這個傳統傳了沒兩代，到英宗時就開始奢靡，至嘉靖時登峰造極。宮廷的費用，最大的支出是造宮殿。武宗時，幹清宮失火，重建大概需要銀200萬兩，工部估計，要是向群眾攤派的話，最多刮上來20萬兩，所以提議借支內帑（皇帝的私房銀子）。武宗這個混小子哪裏捨得，隻叫工部自己想辦法。工部又不能生錢，就隻好加重攤派，鬧得“海內騷然”。
此外就是吃喝穿用，一大幫子人在皇宮裏，大部分東西都要靠民間供養。那時，向民間徵用食品、器具、燃料，叫“上供”；向老百姓購買物品叫“采造”，也叫“採辦”或“買辦”。成化年間，每年上供給光祿寺的雞鴨羊豬達12－16萬隻，果品、物料等年消耗126.8萬斤！
這皇家人也真是能吃啊。下麵的數字就更驚人：仁宗時，光祿寺的廚子有6300名，憲宗時增至7800名，武宗時達到9400名。什麽樣的國家能架得住這麽吃啊？政府財政困難，是因為吃給吃窮的，這也是我們的一大發明吧？
明代皇家的用度，錢從三個地方來，一是“太倉”，由戶部掌握的國庫；二是皇莊、皇店，皇家企業；三是直接從州縣拿，也就是“上供”和“采造”。前麵兩個渠道，財力都有限；後麵這一個，則是無限的，隻要有人活著，我就能搜刮。
上供不說了，白拿。這采造，也有貓膩。從表麵看是朝廷撥款，派官員到民間去買，實際是根本不按價值規律辦事。向商人強行攤派商品數額，壓價購買，所支付的錢有時不足市價的十分之一。“名稱買辦，無異白取”。有的名義上按市價收購，而支付的卻是一錢不值的“大明寶鈔”（成祖時期的紙幣），也等於白拿。搞得工商業者傾家蕩產。
這個買辦的過程，往往是宦官最容易撈錢的機會，所以歷朝宦官都願意鼓動皇帝買東西。張居正執政的當年，又有宦官崔敏建議買珠寶。張居正堅決壓住了。
他考慮到，奢靡之風，總是從皇家興起，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皇帝就得換換腦子。好在萬曆還小，孺子可教，於是他利用“帝師”的身份，不斷教育皇帝要省錢。
萬曆是個典型的“小時了了，大未必佳”的人物，當學生時還比較聽話。張居正、馮保和李太後都用“禮教”牢牢地限製住了他。因此他初期的用度還是比較節儉的。
所以古代的“禮教”這東西也不是完全不好，“吃人”是一方麵，“不許吃人”是另一方麵。不可一概而論。
完全的張揚天性，也未必就是進步。明朝中後期的皇帝，個個都“張揚天性”。其行為足資證明，完全沒有了“禮教”的製約，天性也就是獸性，沒有太大區別。
本書在前麵已經講過，張居正對小皇帝關於愛惜民力的灌輸，不遺餘力。
他的話，至今讀起來，仍震撼人心：“明主不應以天性所愛為樂趣，而應該以命運無常為恐懼。不應以天下來侍奉自己，而應以自己供天下馭使。”
俯首甘為孺子牛也。可惜，有幾個“明主”真能做到？
新政之初，張居正反覆對萬曆嘮叨的，是孔孟之道中唯一有價值的部分——“民為貴”。他說：“民常安樂而無患難”。國難，不是緣自外侮，而是出自“民不安”。還是那句話，“百姓安則邦本固，外侮可無患也”（《答保定巡撫孫立亭》）。
百姓是牛羊，吃草擠奶，根本用不著防。要防的是自己！
民力有限，自己的貪慾無度，總有一天這繩子要繃斷。
張居正教導萬曆，對秦始皇、隋煬帝之流，要“視其惡者，用以為戒，畏之如探湯”（《進帝鑒圖說疏》）。
像他們這樣的惡政，為何轟然倒地？因為“命之靡常”，因為天厭之，天厭之啊！
民固然無力，然而天行健，天道有常。
為政者，你不能不懼！
小萬曆可謂相當懂事，常為張老師的話“嗟嘆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