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政時期，張居正為節省國用，還下力氣整頓了驛站製度。
明代在全國都建有驛站，稱為“驛遞”，是個相當大的交通與通訊網絡。全長14萬多裏，沿線每60－80裏設一個驛站，全國共有驛站1936個，此外還有一些急遞鋪和遞運所。帝國就靠它們傳送公文和轉運糧物。驛站還有一個重要功能，就是接待出公差的官員。
驛站由當地官府管理，經費由官府向當地百姓攤派，過往官員住這種招待所，用馬用車用人，全免費。正因如此，使用它的官員越多，當地百姓的負擔就越大。朱老皇帝考慮到了這點，曾規定，凡是驛伕和馬伕，所承擔的其他賦役就要適當減免。同時控製使用驛站的官員人數，以免百姓負擔過重。
所以開國的時候，不論多大的官，不是出公差，就別想使用驛站，而且所帶隨員也有人數限製。驛站見到兵部或巡按開出的“符驗”（勘合），就予以接待。符驗上對職務、到達地點、往返日期、應享受的費用、準許使用交通工具數量等都開列得很詳細。
洪武八年，開國功臣延安侯唐勝宗因違犯驛站條例，曾被革去爵位；吉安侯外出擅使馬車，也曾被朱老皇帝申斥。可見當初這製度執行得還是很嚴的。
但製度隻是製度，擋不住人腐敗。時間一久，官員們都看上了這塊免費的香餑餑。白吃白住還能領出錢來，天下哪裏還有這好事？假公濟私亂開驗符，超標準使用民夫的情況愈演愈烈。到正德年間，所有條例俱成一紙空文。官員往來，可著勁兒用人（不用白不用）。一官出行，要用轎子一二十頂（連二奶都抬上）、槓箱八九十台。這麽多的人和東西，大概須用民伕約300人、馬50匹。
這個負擔，放大到全國去看，那就太重了。時人有曰：“民財既竭，民力亦疲，通天之下，莫不皆然。”
應天府的龍江驛，是負責輸送官方人員和物資過江的，這裏的情況很典型。僅負責運輸江南鰣魚的尚膳司太監，就長期占用船伕120名，所夫297名。其他針工局、巾帽局、提督織造、樂器監造等部的太監也頻頻追逼人伕和船隻，外加勒索。遞運所大使李臻、李福無力應付，竟被迫上吊死了，妻子兒女流離失所。
那些不是出差而是幹私事的官員，也盯上了這塊肥肉。正德年間，宦官勢力強大，一些大宦官的僕人外出辦事，憑一張條子就可以從兵部拿到符驗。百官也群起而效仿。兵部和撫按幹脆把開通行證當做了人情來送。符驗上，不寫身份、事由，又無人數限製，甚至連繳還日期都沒有，而是永久萬能的。
官員們用這通行證，就可辦私事，比如讓親友沾光，夾帶私貨，或者幹脆轉借給商人，撈他一票好處費。有更惡劣的，還每每超標準支取費用，其實就是變相勒索。本書前麵所提到的，江南總督胡宗憲的兒子，就是因為勒索不成而吊打驛卒的。
一個公共服務係統，哪禁得起這麽壓榨？站銀不夠用，就在本縣加征，苦的還是老百姓。夫役們也忍受不了這重壓，紛紛逃亡。一些地方的驛遞係統幾乎癱瘓。
這個為帝國行政服務的機構，就這樣成了官員們的免費午餐。
驛遞製度的弊政，影響可不小，說它已引發了帝國的財政危機也不為過。
張居正當然知道問題出在哪裏，萬曆三年，他嚴令“凡官員人等，非奉公差，不許借行勘合”。“雖係公差人等，若轎槓夫馬過溢本數者，不問是何衙門，俱不許應付。”（《明會典》）要求兵部與撫按要敢於抵製非分要求，按章發出和收回勘合，如有違規，嚴懲不貸。驛遞官吏如遇到過往官員勒索，可以舉報。撫按也要及時對違紀者進行彈劾，不許向小官吏身上推責任。張居正利用考成法，逐級有效地監督，獎罰隨之，收效很好。
但是，慷國家之慨，討好上司，籠絡同僚及下屬，已成官場潛規則。你不讓我借花獻佛，難道讓我自掏腰包拉關係不成。官場的慣性，不是發個文件就能製止得住的。光發文件（比如“今年春節不送禮”），不逮住幾個處罰，等於“此地無銀三百兩”。
重申驛站條例的第二年，不少地方官在進京述職途中，還是違規使用驛站。張居正請旨予以訓斥。但，大明官員中，有人違紀的膽量大過天。萬曆八年，仍有官員陸續違紀。這一年，張居正因此降了一批部、省級官員和知府的職，其中雲南布政司左參政吳孔性因擅用驛站被罷官。他張居正採用的手段很猛，原則上是省部級降三級，知府降六級，知縣革職。
南京兵部主事趙世卿，似乎腦袋生了鏽，在這一年，居然上疏要求放寬“驛傳之禁”，要捍衛行之已久的潛規則。張居正擬旨嚴厲駁回。
對於權貴擾驛，張居正也做了必要的抑製。孔子後裔“衍聖公”孔尚賢有特權可以乘驛，而且是一等勘合，國家待他不薄。可是這個孔聖的後代，遺傳不大好，每年進京朝拜皇帝，都要帶一百多人服侍。且必夾帶私貨，沿路又搜刮不已。到京朝覲完畢後，並不馬上走，非把私貨賣完再走。驛站不勝其苦，民間更是倒黴，“聖公所過，百姓如被虜賊”。
張居正對這個不爭氣的孔氏後人，也沒給麵子，擬旨予以批評。並和山東巡撫商量，將衍聖公朝賀由每年一次改為三年一次，省得年年來騷擾。
明代在全國都建有驛站，稱為“驛遞”，是個相當大的交通與通訊網絡。全長14萬多裏，沿線每60－80裏設一個驛站，全國共有驛站1936個，此外還有一些急遞鋪和遞運所。帝國就靠它們傳送公文和轉運糧物。驛站還有一個重要功能，就是接待出公差的官員。
驛站由當地官府管理，經費由官府向當地百姓攤派，過往官員住這種招待所，用馬用車用人，全免費。正因如此，使用它的官員越多，當地百姓的負擔就越大。朱老皇帝考慮到了這點，曾規定，凡是驛伕和馬伕，所承擔的其他賦役就要適當減免。同時控製使用驛站的官員人數，以免百姓負擔過重。
所以開國的時候，不論多大的官，不是出公差，就別想使用驛站，而且所帶隨員也有人數限製。驛站見到兵部或巡按開出的“符驗”（勘合），就予以接待。符驗上對職務、到達地點、往返日期、應享受的費用、準許使用交通工具數量等都開列得很詳細。
洪武八年，開國功臣延安侯唐勝宗因違犯驛站條例，曾被革去爵位；吉安侯外出擅使馬車，也曾被朱老皇帝申斥。可見當初這製度執行得還是很嚴的。
但製度隻是製度，擋不住人腐敗。時間一久，官員們都看上了這塊免費的香餑餑。白吃白住還能領出錢來，天下哪裏還有這好事？假公濟私亂開驗符，超標準使用民夫的情況愈演愈烈。到正德年間，所有條例俱成一紙空文。官員往來，可著勁兒用人（不用白不用）。一官出行，要用轎子一二十頂（連二奶都抬上）、槓箱八九十台。這麽多的人和東西，大概須用民伕約300人、馬50匹。
這個負擔，放大到全國去看，那就太重了。時人有曰：“民財既竭，民力亦疲，通天之下，莫不皆然。”
應天府的龍江驛，是負責輸送官方人員和物資過江的，這裏的情況很典型。僅負責運輸江南鰣魚的尚膳司太監，就長期占用船伕120名，所夫297名。其他針工局、巾帽局、提督織造、樂器監造等部的太監也頻頻追逼人伕和船隻，外加勒索。遞運所大使李臻、李福無力應付，竟被迫上吊死了，妻子兒女流離失所。
那些不是出差而是幹私事的官員，也盯上了這塊肥肉。正德年間，宦官勢力強大，一些大宦官的僕人外出辦事，憑一張條子就可以從兵部拿到符驗。百官也群起而效仿。兵部和撫按幹脆把開通行證當做了人情來送。符驗上，不寫身份、事由，又無人數限製，甚至連繳還日期都沒有，而是永久萬能的。
官員們用這通行證，就可辦私事，比如讓親友沾光，夾帶私貨，或者幹脆轉借給商人，撈他一票好處費。有更惡劣的，還每每超標準支取費用，其實就是變相勒索。本書前麵所提到的，江南總督胡宗憲的兒子，就是因為勒索不成而吊打驛卒的。
一個公共服務係統，哪禁得起這麽壓榨？站銀不夠用，就在本縣加征，苦的還是老百姓。夫役們也忍受不了這重壓，紛紛逃亡。一些地方的驛遞係統幾乎癱瘓。
這個為帝國行政服務的機構，就這樣成了官員們的免費午餐。
驛遞製度的弊政，影響可不小，說它已引發了帝國的財政危機也不為過。
張居正當然知道問題出在哪裏，萬曆三年，他嚴令“凡官員人等，非奉公差，不許借行勘合”。“雖係公差人等，若轎槓夫馬過溢本數者，不問是何衙門，俱不許應付。”（《明會典》）要求兵部與撫按要敢於抵製非分要求，按章發出和收回勘合，如有違規，嚴懲不貸。驛遞官吏如遇到過往官員勒索，可以舉報。撫按也要及時對違紀者進行彈劾，不許向小官吏身上推責任。張居正利用考成法，逐級有效地監督，獎罰隨之，收效很好。
但是，慷國家之慨，討好上司，籠絡同僚及下屬，已成官場潛規則。你不讓我借花獻佛，難道讓我自掏腰包拉關係不成。官場的慣性，不是發個文件就能製止得住的。光發文件（比如“今年春節不送禮”），不逮住幾個處罰，等於“此地無銀三百兩”。
重申驛站條例的第二年，不少地方官在進京述職途中，還是違規使用驛站。張居正請旨予以訓斥。但，大明官員中，有人違紀的膽量大過天。萬曆八年，仍有官員陸續違紀。這一年，張居正因此降了一批部、省級官員和知府的職，其中雲南布政司左參政吳孔性因擅用驛站被罷官。他張居正採用的手段很猛，原則上是省部級降三級，知府降六級，知縣革職。
南京兵部主事趙世卿，似乎腦袋生了鏽，在這一年，居然上疏要求放寬“驛傳之禁”，要捍衛行之已久的潛規則。張居正擬旨嚴厲駁回。
對於權貴擾驛，張居正也做了必要的抑製。孔子後裔“衍聖公”孔尚賢有特權可以乘驛，而且是一等勘合，國家待他不薄。可是這個孔聖的後代，遺傳不大好，每年進京朝拜皇帝，都要帶一百多人服侍。且必夾帶私貨，沿路又搜刮不已。到京朝覲完畢後，並不馬上走，非把私貨賣完再走。驛站不勝其苦，民間更是倒黴，“聖公所過，百姓如被虜賊”。
張居正對這個不爭氣的孔氏後人，也沒給麵子，擬旨予以批評。並和山東巡撫商量，將衍聖公朝賀由每年一次改為三年一次，省得年年來騷擾。